首页 -> 2006年第5期

国民党中央警官学校惟一的罢课

作者：赵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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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后，为了社会治安的需要，开始逐步在中央和地方设置警官学校或警士训练所(后改称警察训练所)，用以培养训练警官和警士。1937年8月，浙江省警官学校与在南京的警官高等学校合并，改称“中央警官学校”，仍置南京；由蒋介石亲任校长，不设副校长。李士珍任教育长，主持警校的日常工作。李士珍当时是简任一等警官。
　　中央警官学校设置本科和特科两种学制。本科学制中还包括指纹、电气、建筑等专科在内，学制两年，招收具有高中毕业以上学历的青年学生，经考试合格者入学，毕业后由内政部统一分配，战争期间则由警校直接分配。特科1946年始设，负责培训。参加培训的除部分警官以外，主要是1946年军队整编时被裁减下来的各级军官。
　　194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60岁生日(虚岁，蒋生于1887年)。9月初在庆祝抗战胜利一周年后，警校当局就开始筹划如何为蒋介石祝寿。按校方的计划，10月31日那天，警校学生与学员要举行集会与接受检阅，届时全体学员一律军服、学生一律警服整队从学校出发到长江路总统府，在那里接受检阅。检阅内容有列队操练、武术表演、格斗擒拿、短枪速射等。孰料就在训练过程中，发生了中央警官学校建校以来的首次、也是惟一的罢课，是由乙级总队的一个中队长侮辱学员人格引起的。
　　10月上旬，离“双十节”还有好几天，那天乙级总队的一个中队按照训练内容进行变队操练，有一个学员在开步走时突然一个喷嚏，结果迈步时迟了半步，被后面的一个同学绊了个趔趄；他一个踉跄又把前面的人推倒，引起哄堂大笑。队形一下就乱了，有的停止不走，有的在继续走。教官倒是没说什么，碰巧该中队的队长在旁监督。这位中队长原是王耀武部的一个少校营长，非常专横。此公来警校任职，认为是受排挤，专配的勤务兵也没有了，很不满意，但又没办法，就把气撒在学员身上，平日里经常找学员的茬。现在一见，立马让全中队学员立队，亲自喊口令，让那个学员出队，命令他在操场上爬行。学员不从，不理睬他。这种侮辱人格的处罚也遭致全中队的不满。他恼羞成怒，下令给予这名学员禁闭3天的处罚。当天吃中午饭时，此事就在餐厅引起议论。当时除“高等警政研究班”的学员年纪略为大一点以外，几乎全是年轻人。年轻人聚在一起，议论间就开始群情激奋起来。下午就有该中队的学员到甲乙两级各中队串联，希望得到兄弟中队的支持。吃晚饭时，他们通知当晚7点钟在礼堂召开情况报告会，向大家报告事情的经过。当晚7点钟不到，数百名学员就已经齐集在礼堂。先是该中队的一位学员介绍了事情的经过，报告了他们中队大家对此事的看法和意见要求。介绍完后，自由发言。会上有七八个人发言，个个都是义愤填膺，一下子就把大家的情绪扇动起来了。会上达成共识，决定要求校方处理，提出四项具体要求：1.立刻解除这位同学的禁闭，不入档案；2.免去该中队长；3.校方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侮辱人格的事情；4.事后不得追究同学们的责任。会上还决定，如校方不答应大家的要求，就罢课。最后又选举产生了一个“侮辱学员人格事调查组”，调查组的成员由各中队各推派一人组成。
　　第二天，学员们先去找本中队的指导员，可指导员害怕对他不利，事发当天就躲藏了起来。学员代表于是向校方正式提出四项要求。校方从维护威信出发，拒绝了学员们的要求。于是，学员们决定罢课。但是罢课没有得到全校的支持，甲级总队、学生总队的都未参加，研究班的就更不会参加了；参加罢课的只有乙级总队的五百多名学员。
　　这次罢课虽然是由那位中队长让学员在操场上爬行引起的，不过却仅是个导火线而已。罢课还有另外两个原因。一是乙级总队的学员对课程的设置不满。他们认为自己与甲级总队的学员除军衔比他们低以外，情况是一样的，因此课程的设置也应一致；可甲级总队可以免修操练课，乙级总队就得与学生总队一样，要修操练课，在操场上冒着酷热“立正、稍息、开步走，一、二、一”。从军校出来的学员说，操练课程早在军校就学过了，为什么还要我们再从头来。而从部队过来的学员则说，这些我们在入伍时也都训练过了，根本无需再练操。同时，年轻的学员对党义类的政治说教课一致反感，一再要求学校取消或少开党义类政治课，适当增加业务课的课时。可是反映了多次也没有满意的答复。校方总是以种种理由予以搪塞。乙级总队的学员对这种僵化呆板的课程设置普遍不满，便开始抵制。每逢操练课和党义课，总有不少学员请假。但是，每次请假总要编出一些理由才行，时间一长，哪有那么多的理由?没有理由就得去上操上课听说教。久而久之，大家都憋了一肚子气，情绪很大。警校的年轻学员对国共两党的战争也是不甚关心，几乎从不议论。大伙儿关心的只是毕业时能分配到大些的城市，有一个较高的收入，对什么党不党的都没有兴趣；只有少数人例外。
　　罢课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围绕经费问题产生的矛盾。中央警官学校的学员都是由部队安置下来的，全部穿着原先的军装，佩戴原先的军衔，按军衔原职务级别领工资，所需一切开支仍由军政部指令位于新街口的中央银行按期拨给。这批军官转业到警校学习时，还拨给了一笔转业安置费，但这笔转业费大家都未拿到。而学生总队的学生则穿警服，行政院拨给的经费又少，远不够开支。乙级总队的学员的服装按规定是一年4套，可入学以来一套都未发过。学员普遍认为属于他们的经费被校方用了。学员们为此经常议论纷纷，长时期的不满终于找到了由头，就在这一瞬间爆发了。
　　这次风潮持续了一个星期，为建校以来的第一次，也是惟一的罢课。一个星期的罢课把校方搞得焦头烂额。中央警官学校的学员罢课，这在国民党警政系统中是前所未闻的。罢课发生后教育长李士珍一直采取低调处理，先是劝说，劝说无效，就个别谈话，可是都没有什么效果。无法可想，李士珍只好召见乙级总队的全体学员，一再劝说，并许以分配好的地区。可是仍然没有效果。李士珍劝说无效，又怕蒋介石怪罪下来，火急攻心，病倒住进了医院。陈立夫得到报告后，深怕事情闹更大，影响不好，危及李士珍，遂亲临警校，召集全校师生员工发表讲话。之后，陈立夫又单独召集乙级总队的全体学员，一再规劝大家要以大局为重，不要意气用事；处罚的方式固然有辱人格，但其目的是为整肃校规，云云。蒋介石虽然兼任中央警校校长，但并不问事，警校事务一向概由教育长李士珍主持；如今，李士珍病倒住进了医院，具体处理罢课事的责任就落到了副教育长余锦源身上。
　　余锦源在罢课风潮中，硬着头皮与学员谈判，做工作，一再恳求大家多多体谅李教育长的苦衷，说什么教育长因为这件事都病倒了，只要大家复课，保证不追究罢课的责任。可学员们说什么也坚持要校方答应他们提出的四项条件，如不答应，将去黄埔路中央军官学校蒋介石官邸请愿。这一下把余锦源吓坏了。余锦源在请示李士珍后，最后接受了学员们的四条要求。余锦源代表校方宣布免去那个中队的中队长职务，另派中队长；并保证从今以后校方不得采用有辱人格的体罚处分，否则重惩不贷。罢课风潮这才平息下去。这次警政系统的最高学府发生转业军官罢课事件，一直不为外界所知；因为一旦传出去，影响极大，所以被紧紧捂住，未见诸传媒。
　　[作者按：此据家父赵蔚文回忆写成。家父1946年入中央警官学校(南京本部)乙级总队一中队学习，参与了此次罢课。]
　　
　　作者：江苏省工运研究所(南京)研究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