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刘湘和西安事变

作者：胡红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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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在西安实行“兵谏”，扣留蒋介石，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对张、杨分成了主战和主和两派，各地方实力派也纷纷于暗中合纵连横。地方实力派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作用不可忽视，对张、杨和南京政府亦有重大影响。在纪念西安事变七十周年之际，我们不能不提到当时四川军政首脑刘湘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刘湘是少数几个对张、杨持同情态度，主张通过政治途径，和平解决事变的地方实力派之一。
　　按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和各地方实力派的关系，张学良原以为事变会得到多数地方实力派的支持和响应。然而事变发生后，真正比较明确表态支持张学良的，只有广东李济深，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四川刘湘。刘湘在12月19日致张学良的电文中，肯定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本意“无非欲促成抗敌救国之伟业，以求我国家民族之生存”，指出“内战必致亡国，无待赘言，必须避免军事接触，速求政治解决。”^[1]
　　早在西安事变发生之前，刘湘与蒋介石之间就已存在深刻的矛盾。刘湘作为四川地方实力派的首领，企图长期独霸四川，鼓吹“川人治川”；而蒋介石却一心要剪除异己，消灭杂牌军，统一全国，于是二者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刘湘鉴于1935年中央参谋团入川后蒋介石所采取的分化瓦解排斥异己的种种事实，以及1936年的“两广事变”、成都“大川饭店事件”自己同蒋介石的矛盾激化，深感原来所奉行的拥蒋反共方针行不通，于是决定采取两面手法，表面敷衍蒋，暗中则加强防蒋布置，进行反蒋活动。首先，联合各省的地方实力派，以作声援，先后派代表联络两广的李宗仁、白崇禧，云南龙云，山东韩复榘，河北宋哲元、商震，山西阎锡山及陕西杨虎城等。其次，暗中与共产党联系，在其所聘顾问中，就有中共通过冯玉祥介绍来的高兴亚、郭秉毅（共产党员）、汪导予、李荫枫等人。
　　西安事变前，蒋介石计划把东北军调往福建，然后调嫡系部队入陕西，迫使杨虎城进攻延安。这时，四川地方军人也正密切注视着时局变化，认为蒋介石“剿共”后，整杂牌军四川也难幸免。为求自保，刘湘即聘请与桂系和陕西皆有关系的黄慕颜为川康绥署顾问，先代表他去广西同李宗仁联系川、桂、陕合作抵抗蒋介石问题；后又派黄慕颜去西安联络张、杨，商量共同组成反蒋联盟的事宜，对外则称前往洽谈川陕联防问题，以免引起注意。黄慕颜到西安见到杨虎城后，即把带去的一份关于川、桂、陕联合对付蒋介石的通电稿交给杨斟酌。杨要黄稍候几日，待同张学良先研究后再行答复。西安事变发生当日，黄慕颜即去会晤杨虎城，探问事变详情。杨对黄说：“我与汉卿的主张已通电全国，并邀请各省派代表来西安，共商国事。希望你速电甫澄兄。”^[2]黄当即盛赞张、杨两将军的义举；并致电刘湘，报告事变经过，同时建议刘解决在四川的蒋嫡系部队，作为对西安的响应。
　　西安事变发生时，刘湘正在大邑养病，闻讯即赶回成都，急召左右亲信计议。傅常、潘文华等主张立即发动，调集军队包围成都军校及重庆行营。邓汉祥不同意这个办法，说：“如果张学良把蒋介石杀了，所谓军校、行营，还搬得起走吗？如我们这个时候发动，假使张把蒋放了，我们怎么下台？”^[3]刘湘赞同邓的主张，并要邓去安慰在成都的蒋系人员。事变发生当日，张、杨连发文、震两电，促刘湘响应；稍后又派宋醒凝为代表前往成都。刘湘在事变之初虽没有明确表态，但在实际行动上却起到了声援张、杨的作用。他于13日致电南京何应钦，探询“政
　　府应变处置”，表示“川事湘当绝对负责，尽力防护，共维大局”，^[4]对张、杨则无片言相责。当南京一再催促其公开表态时，他才于12月19日发表致张学良电，对张、杨发动事变的动机给予肯定：“推原兄之初意，无非欲促成抗敌救国之伟业，以求我国家民族之生存”；但认为扣押蒋介石，“无论出于任何爱国举动，对于国际国内之印象过劣，即对于国家前途之危险太大”，要求立即恢复蒋介石的自由。^[5]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亦不得不对刘湘有所顾虑，深惧刘湘态度暧昧。南京政府为安定川康，17日令派刘湘为川康绥靖主任。18日，刘通电称22日在成都就职。刘的态度，也使南京政府不得不考虑如内战爆发，他究竟与谁同路的问题。因此，刘湘的态度和行动实际上支持了张、杨。
　　刘湘虽未在军事上公开发动，而同情张、杨之情，则时常溢于言表。12月18日刘湘发出通电对西安事变提出四项具体办法，要点为：1、望各省军政同人，团结一致，竭力拥护中央，以求国家之完整；2、望各省军政同人，团结力量，排除万难，在公共拥戴之中央领导下，敢冒百死，以御外侮；3、望各省军政同人，以政治方法赞翊中枢，稳定全局，促成和平解决之办法，以保全御侮救国之实力，以求我国家民族之生存；4、望中枢当局、各省同人，速谋有效之方，促劫持者之觉悟，恢复领袖之自由，俾得继续行使职权，以完成抗敌救亡之工作。^[6]
　　这通电报看似冠冕堂皇，但其中某些地方，譬如：“在公共拥戴之中央领导下”、“以政治方法赞翊中枢，稳定全局，促成和平解决之办法”、“完成抗敌救亡工作”等词句，都是大可玩味的。
　　当张学良已陪同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刘湘深恐中央对陕、甘用兵，扩大事态，在1937年1月11日，还特电军政部长何应钦，说是为整个国家利害计，应拥护政治解决之主张，而不取耗损国力之竣剂。
　　纵观刘湘在西安事变中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出他对张、杨是持同情态度的，主张政治解决西安事变，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此纪念西安事变七十周年之际，我们也不能不为此而记上一笔。
　　
　　注释：
　　［1］［5］［6］：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版，第190页—191页、第191页、第189页—190页。
　　［2］：周少稷：《西安事变前后刘湘的反蒋谋划》，《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1986年10月版，第210页。
　　［3］：邓汉祥：《刘湘与蒋介石的勾心斗角》，《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合订本）第二册，中国文史出版社，第64页。
　　［4］：《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台湾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501页。
　　
　　（题图：刘湘将军照）
　　作者：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旅游学院（成都）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