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李立三与阳翰笙
作者：徐志福
字体： 【大 中 小】
1924年夏，阳翰笙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秋天，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即，他被派去协助工人领袖刘华(宜宾人)办夜校，参与动员工人罢工。通过刘华介绍，阳翰笙认识了比自己大3岁的李立三。李立三给阳翰笙的初次印象是：“他身材高大，长方型脸上闪烁着一双明亮的眼睛。举止言谈虎虎生威，充满动感。办事果断坚毅从不拖泥带水。说话声音响亮，谈理论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极富煽动性。操的湖南腔官话”(《阳翰笙答问录》第十二问)。李立三早年是罗章龙、毛泽东的朋友，1919年秋赴法国勤工俭学，和周恩来、蔡和森、赵世炎、陈毅等同学。他在参与领导留法学生进驻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中，响应勤工俭学团团长周恩来的号召，参加先遣队，以敢闯、敢干、敢拼著称，绰号“坦克”，后被遣送回国。面对如此资深的领导，阳翰笙充满崇拜之情。在五卅运动后期，在南昌起义后的转移路上，在“左联”的革命文艺运动中，李立三都是阳翰笙直接或间接领导，二人有过多次接触。阳翰笙亲身体验印证了李立三勇往直前的革命冲劲和易于冲动产生的过激的猛动(常表现为盲动)。
难忘“五卅”战友情
1925年5月，为抗议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李立三、刘华等发动了有三十多个社团发起的工人大罢工，李立三任总指挥。阳翰笙此时已入党，带领一部分学生发宣言、出广告、搞募捐声援，并上街演讲参与工人学生大游行。6月份，阳作为全国学生总会代表参加了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工作，协助萧楚女办《工商学会日报》，记者、编辑集于一身，是驻会工作人员之一。当“三罢”斗争进入白热化时，从敌人内部传来消息：工商学联合会可能被查封。工商学联合会设党团，书记李立三。李立三、萧楚女等召集党团成员讨论撤离还是留守。大家认为：工商学联合会领导上海几十万人的“三罢”斗争，没有人领头站出来办交涉，很不像话。李立三、萧楚女要求留下，大家不同意，认为总工会负责人，身担重担，并且他们是敌人眼中钉，目标太大。最后阳翰笙主动请缨，同另一同学留下来。
1925年7月23日，上海城防司令邢士廉派人荷枪实弹冲进联合会，抓走阳等关进司令部。“五卅”惨案后的上海，几十万民众余怒未消。李立三、萧楚女等组织工商学进行声援抗议，党中央、上海市委也动员各方面力量进行营救。在各方面的影响声援下，对方不得不把阳等二人无罪释放，并陪礼道歉。事后，李立三等工会领导人还表扬了坚守阵地的阳翰笙等两位同学，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8月份，阳翰笙被任命为上海大学党支部书记，10月底，又被任命为上海闸北区委书记。直至1926年2月阳翰笙被党中央派遣到黄埔军校工作为止，都在李立三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其时党的主要领导是陈独秀、罗亦农(上海市委)等，李立三的左倾路线还没形成，因而上海的“三罢”斗争开展得比较正常，取得了一些胜利。
南昌起义撤离途中的生死与共
1927年中共五大召开，李立三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工人部长，同年7月份，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五位常委之一。大革命失败后，据说李立三(有的说是他与邓中夏、谭平山一起)最先向党中央建议发动南昌起义的，中央采纳了建议。南昌起义中李立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革命委员会政治保卫处处长，主管肃反保卫工作。阳翰笙于起义后第三天到南昌，与郭沫若到前委报到见到了李立三，被分到叶挺的二十四师任党代表。接着，起义军开始了会昌战役，击败了蒋介石嫡系、新军阀钱大均，毙伤敌人上千，俘虏九百余人。此时，起义军特务连长白鑫向李立三报告，说二十四师教导队文书王志之在会昌战役打响时想临阵脱逃。李立三要枪决王志之。阳翰笙对王志之(眉山人)很了解；也深知白鑫是黄埔四期毕业生，平时浮华不实。当时并无其他证据就杀人，显然是错误的。阳翰笙拒理力争，要求李立三先请示前委。李立三深入查问，方知王志之并非临阵脱逃，便只给他记一大过了事。而白鑫倒真叛逃当了国民党特务——1927年后经常带人在上海街上抓共产党，后被我们的“打狗队”处死了。王志之30年代成了北方左联负责人，继续在已是当时左联党团书记的阳翰笙领导下开展工作，写了不少革命作品和历史小说。1982年，阳翰笙八十寿辰之际，已是77岁的王志之写诗一首祝寿：
香山年年秋色春，今年中秋汇五星。
但恐千秋无继起，尚喜八旬有老成。
长空易逝浮云梦，方寸难忘仗义情。
五十五年有生日，俱是结草报德心。
王志在诗末注文：“五十五年前，余方22岁。八一南昌起义后随军南下，被叛徒白鑫诬陷判处死刑，将要执行时，靠翰笙同志仗义力争得以不死，故有生之日即戴德之年也”。
会昌战役后，转到瑞金，稍事休整，队伍开到了汀州。前敌总指挥兼十一军军长(直接指挥24师、25师)叶挺召开全军党员大会，请阳翰笙主持大会，由叶挺作军事总结报告、李立三作政治报告。报告提出了土地问题，其后每到一处都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
汀州会后，阳翰笙调任全军政治部秘书长，随军沿汀江、赣江顺流而下，再经上杭，于9月25日拿下广东汕头。周恩来、李立三等前委领导也先后到达此地。李立三被委派兼任汕头市公安局长，负责清查反革命；阳翰笙当他的助手。
“左联”时期的是是非非
南昌起义失败后，阳翰笙辗转到了香港，跟党组织联系上后于11月份派往上海；应后期创造社负责人郭沫若之邀，经周恩来同意批准，弃武从文到该社做组织工作，兼办刊物《流沙》；还与潘汉年一起，先后担任太阳社、创造社党支部书记。李立三与周恩来一起从流沙撤离到广州，于12月参加领导了广州起义，失败后，任广东省委书记，赴香港重建广东省委。他曾提出在广大农村实行武装割据，然后再夺取广州的战略。1928年6月，李去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和候补政治局委员、候补常委，任中央农委书记兼宣传工作；1930年6月至9月，担任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宣传部长。其时，因周恩来去苏联，由李立三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当时，国内爆发蒋介石同其他几派军阀的大混战，李立三错估形势，认为革命可以“中心开花”、“里应外合”取得成功：即由大城市地下党组织工人暴动，农村红军合围城市，进而很快夺取全国胜利。在他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他亲笔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即《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制定了全国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和红军进攻大城市的冒险主义计划，使革命遭受重大损失，造成恶劣的影响。
1928年到1932年，阳翰笙所在的后期创造社及太阳社就是“立三左倾路线”的温床。太阳社成员大部分是共产党人，后期创造社成员是大部分从日本回国深受“拉普”(苏共、日共)影响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面对1927年的血腥“四·一二”屠杀，个个气红了眼睛要复仇。作为党中央宣传部长李立三的左倾路线，与这些人很快合拍。他们提倡所谓革命文学。在日本避难的郭沫若也写文章称不愿作诗人，宁愿作革命的传声筒。他们把矛头对着鲁迅、茅盾、叶圣陶，把他们的小说都斥之为小资产阶级的庸俗浅薄的作品，给鲁迅判定了“封建遗孽”、“二重反革命”、“法西斯蒂”的可杀罪名。正如鲁迅当时反击说：“让一般人将革命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作为太阳社、后期创造社两个社团的党支部书记的阳翰笙，面对成员们对他崇敬的鲁迅等人铺天盖地的批判，深感不妥却没有能力制止；再说，他也赞成“革命文学”的口号。他作为党的基层领导，不得不执行“立三路线”。他在《普罗文艺大众化的问题》(20世纪30年代初发表)一文中说：“无产阶级文艺是革命的一个‘战野’，是一种武器，一种机关枪、迫击炮。”在那场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中，他虽没有专门撰文批判鲁迅，但在1930年4月发表的《新文艺运动》一文里谈普罗文学时，带有严重的“左”倾情绪和宗派情绪，对鲁迅、茅盾等也说了些不该说的话。此后一段时间，他埋头撰写小说，诠释他主张的“普罗文学”理论。从1928年到1932年，他写了八个中篇小说、十三个短篇小说，写的都是工农学暴动成功题材：一夜之间占了地主庄园、拿下警察局、严惩了大地主，胜利群众高呼：“杀、杀、杀”，“革命、革命，不难、不难。”所写人物都是公式概念的：要么充满狂热，要么是满脑子复仇；要不就写突变式英雄，目的是让人物当革命的机关枪打出去。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