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论王光祈２０世纪初的文化取向
作者：谭晓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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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祈（1892—1936），四川温江人，五四新文化运动杰出的社会活动家，著名音乐学家，出身于封建的书香门第，自幼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年稍长就读著名的成都高等学堂附设中学堂。他在近代新式学堂读书这一重要经历，奠定了他民主爱国的思想基础。当时，各种报刊书籍均针对时弊，提出改革社会、救国救民的主张，对年轻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李劼人曾回忆说：“我在中学时，喜欢看《民报》、《神州日报》、《民呼报》、《民主报》。”[1]与李劼人关系密切的王光祈，自然受到这些进步报刊书籍的影响，这从他喜爱研读《天演论》可见一斑。[2]
辛亥革命兴起，王光祈积极参加保路运动中学生的罢课活动，并对川籍民主革命家邹容、彭家珍等烈士推崇备至。[3]这些活动坚定了他对建立一个真正新中国的追求，使他逐步成为一个爱国主义者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者。
然而，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但中华民族并没有因此走上富强繁荣之路，亡国灭种的阴影仍笼罩着神州大地。“中国向何处去”的探索成为当时时代的主题。中国的先进分子纷纷探求救国救亡之路，王光祈也不例外。他在1914年致周太玄的信中就表示要打破旧中国的现状，创造新的路子。[4]这一年，他就读于北京中国大学。在这期间，他参加北京《京华日报》的工作，并兼作四川《群报》驻京通讯记者，后又担任了四川《川报》驻京通讯记者。新文化运动兴起，他积极投身其中，并结识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李大钊等人，为《新青年》、《每周评论》、《少年中国》、《晨报》等报刊撰写了大量文章，宣传新文化运动，探索救国之路，遂成为新文化运动中著名的社会活动家。
1917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这场在社会主义旗帜下进行的革命，对处于历史紧要关头的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极大震动了中国先进分子的思想。而随后各帝国主义列强召开的“巴黎和会”，引发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对此，中国的先进人们更加深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缺陷的认识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失望。他们的思想迅速从研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研究社会主义。有人对这种转变作了深刻地分析，指出：“中华民族几十年受剥削压迫，到今日才感受到殖民地化的况味。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学生运动的引子，山东问题，本来就包括在这里。工业先进国的现代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殖民地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社会主义，就是这个原因。”[5]于是，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及其学说在中国广为传播，讨论研究社会主义成为一种社会潮流。王光祈对此加以概括说：“自从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直接行动以来，这布尔什维克主义也就成了中国的新闻记者、政治家、教育家所注意的一个问题。”[6]不仅如此，社会主义学说竟然成为时人的“一种口头禅；杂志报章，鼓吹不遗余力。”[7]这充分反映了人们希望社会主义能够拯救中国的心情。王光祈因为从事新闻职业的关系，较早接触到俄国十月革命的信息，同时，他与李大钊、陈独秀等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交往甚密，由此对社会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自己也说：我“因为留意世界大势，不知不觉就中了社会主义的魔了。”[8]从此时起，王光祈就将自己的文化取向定为宣传、实践社会主义。他宣称愿以社会主义“新村及工读互助团”为自己“终身欲从事之事业。”[9]
王光祈用社会主义的观点对中国社会进行了分析和批判。他猛烈抨击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认为现今的社会是“万恶的社会”[10]，北洋军阀统治下“社会制度的不良，平民生活日艰”[11]，人们的生活“不是‘人间’，而是‘鬼间’。我们过的不是人的生活，是鬼的生活”；在这种严酷的生存条件中，人们不仅要为生存而挣扎，还要忍受精神上的痛苦和压抑，这就使人“立刻要得精神病”，“立刻走上自杀的道路上去了”[12]。因此，王光祈认为中国社会已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必须用社会主义思想进行改造。他决心要“联合同辈，杀出一条道路，把这个古老腐朽、呻吟垂绝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国家，改变成一个青春年少独立富强的国家。”[13]为此，他会同李大钊等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精英人士，成立了少年中国学会，集合了一批信仰、宣传社会主义的先进分子，为实现救国的理想而努力。少年中国学会的成员虽然多数都宣称信仰社会主义，但他们的文化选择大相径庭，有的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有的选择了其他的社会主义流派。这在当时，涌入中国的新思潮，多数都是以社会主义的思想或被当作社会主义思想来加以认识和接受的。少年中国学会所提倡的精神和兼容并包的思想，使其在全国进步青年中有着广泛影响，先后在成都、南京、巴黎成立了分会，遂成为当时全国青年先进分子的一面旗帜。
王光祈对各派社会主义学说进行了对比研究，旁通博采，大量吸收了他感兴趣的流派的学说，形成了他自己的社会主义思想。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和俄国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以及俄国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这三个学派在当时都是被人们当作社会主义加以信仰和宣传的。
武者小路实笃是日本自然主义作家。他不满资本主义给日本带来的各种弊端，于是以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和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为思想基础，以欧文、傅立叶建设“社会主义新村”为模式，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希望集合志同道合者，摆脱黑暗的现实社会，建立一个自给自足、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人人平等、互助互爱的理想社会。为此武者小路实笃搞了“新村运动”，进行实践，名噪一时，被迅速介绍到中国来，引起追求、信仰社会主义的人们的极大兴趣。陈独秀、李大钊等纷纷表示肯定和赞赏。李大钊称赞武者小路实笃“是一个思想大家”[14]。新文化运动的主要舆论阵地《新青年》更是多次登载介绍新村主义的文章。其中一篇说：“新村主义的起因，就是感到社会主义的潮流，觉得现实社会有种种不公平不合理的事情，因此从事于改革的方法。”[15]王光祈对新村主义倍加推崇，认为它“实在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正中普遍人生的福音”[16]，是达到“人人做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17]社会的良好途径。因而王光祈的社会主义理想，就是以日本的新村主义为模式和榜样的。
托尔斯泰也为王光祈所推崇。他认为托尔斯泰是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先行者，是一个伟大的社会改革家。他说：“若托尔斯泰者，则吾只有歌之咏之以表其崇拜信仰之热忱，奉为吾党社会活动惟一无二良师也。”[18]王光祈还很崇拜克鲁泡特金，认为克氏的互助论“是一有组织的，有秩序的，积极的，建设的”，“是要实现一种极公平极快乐的互助社会”[19]。
王光祈不仅在思想上接受了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互助论等，而且在行动上身体力行，进行实践。他最初希望组织一个“菜园子”新村，但未能如愿。于是他将大量心血倾注于另一个新村式组织——工读互助团，在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等著名人士的支持帮助下，王光祈发起组织的北京工读互助团“居然组织成功”，一时名声大噪，报名参加者“有数百人之多”，而远在外地的“各处同志来函探询讨论的约有数百封”[20]。就连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也对北京工读互助团寄予厚望，认为如果成功，将解决世界上最重大的问题。[21]面对如此火爆场面，王光祈踌躇满志，以为他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将在改造中国问题上成为现实。但不久，他的希望落空了，北京工读互助团很快解散。随后，他又同陈独秀合作举办了上海工读互助团，毛泽东、张国焘等人也加入了进来。但上海工读互助团也好景不长，旋即解散。这给王光祈以很大打击，但他仍坚持自己的选择，坚持他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就在出国求学后，他仍然继续追求他的社会主义理想，始终不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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