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郑振铎和文物保护

作者:杨泽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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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10月17日,北京上空乌云密布。一架从首都机场起飞的图104型飞机在前苏联楚瓦什苏维埃自治共和国境内失事坠毁。飞机上乘坐的数十名文化界和体育界知名人士无一幸存,死难的乘客中有一个很多人都很熟悉的名字——郑振铎。[1]
  40年之后的1998年,著名作家巴金先生在他的一篇写作十年未完成的文章《怀念振铎》里写道:“当时我在莫斯科,得到消息最早,我总疑心是在做梦。考虑半天,我才对冰心大姐讲了,我只记得冰心说了一句;我想他最后在想什么,她没有告诉我她的想法,我也没有多问。过了几天在回国的航机上,我一直想着振铎,我想知道,他最后在想什么?”
  遭遇不幸之时,郑振铎正担任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兼文物管理局局长,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职务。循着这样的角色,我们追寻着郑振铎与文物保护和考古的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1957年9月6日,中央新华通讯社向全世界播发了这样一条消息,位于北京昌平明十三陵中的定陵已被文物考古工作者打开。
  “在北京城北郊外,40多公里的地方,就是明十三陵,这片40平方公里的坟茔地里,坦葬着明朝从永乐起,一共十三个封建帝王,那时这里是一片警卫森严的禁区”。
  电影胶片记录了当时的情景。新中国的第一任国家文物局长郑振铎,在现场注视着万历皇帝的棺木被缓缓打开;明朝万历皇帝的尸骨呈现在300多年后的灯光下,周围堆满金银器皿、锦缎丝绸,各种文物精美绝伦……
  而此时郑振铎的内心是复杂的,在被300多年前的辉煌深深震撼的同时,他依然为这批文物的未来隐隐担心。
  这还得从他和吴晗的争论说起……
  1955年10月4日,一份题为《关于发掘明长陵的请示报告》送到了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桌前。报告落款是中国文化界赫赫有名的郭沫若、沈雁冰、吴晗、邓拓、范文澜和张苏。这份报告提出,要对明十三陵中埋葬着明朝永乐皇帝的长陵进行挖掘。
  这些人中,最热心的是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作为明史专家,吴晗对长陵的主人明成祖朱棣充满了好奇。
  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很快就听说了这个报告,当时在他身边工作的谢辰生回忆道:“他急了,破坏文物,他急得不得了了,非常着急,他说这绝对不行。”[2]
  其实,早在1949年6月召开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郑振铎作为从海外回归的著名学者,被周恩来总理邀请作为代表参加会议。会上,他提出了文物保护的思想。作为新中国第一任文物局局长,在他的主持和参与下,新中国于1950年相继出台了《关于征集革命文物命令》和《关于保护古文物建筑的指示》等第一批保护文物的法令、指示和办法。
  对这份《关于发掘明长陵的请示报告》,周恩来总理也采取了谨慎的态度。谢辰生还记得:“总理说不要挖长陵,先找一个次要的,挖一个试试看,这样才挖了定陵。”
  定陵是明朝第14位皇帝明神宗的陵墓,与明成祖的长陵相比,规模小了许多。但一说到要挖掘皇陵,郑振铎还是十分担忧:那些沉睡在地下300多年的文物,一旦和空气日光接触之后,会发生什么情况?当时的文物保护技术,能否妥善地将它们保存下来?
  郑振铎又一次找到吴晗,希望他能收回提议。
  然而,郑振铎的意见没有被采纳,于是,1957年9月6日,明定陵在郑振铎忐忑不安的目光注视下被徐徐打开。
  仅仅几个月之后,定陵发掘现场的工作完成。由于没有成熟的文物保护技术和科技条件,地宫里的许多精美丝绸和成匹的织锦,没过多久便灰飞烟灭了。后来,这些陵墓中的许多无价之宝,也被人为地损毁甚至破坏了。
  当年目睹挖掘定陵的谢辰生,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那令人痛心的一幕:“定陵出土的像龙袍这样一些丝织品,挖出来的时候是鲜艳夺目,跟新的一样,但很快就变颜色,现在陈列的一些东西都是复制品。”历史不幸被郑振铎言中。
  郑振铎去世7年后,1965年,当有人再次提出发掘长陵时,周恩来予以了坚决否决,并说:“十年之内不开帝王陵。”[3]
  
  注释:
  [1]《人物》,1989年第1期,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18页。
  [2]《百年记忆》第2期,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出版发行。
  [3]《国宝档案》,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出版发行,第105页—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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