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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塔”、“大总管”与华阳书报流通处

作者：王晓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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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塔”与“大总管”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但是在八十多年前的成都，却由一个小小的书店联系在一起了。老一辈革命家张秀熟在1959年撰文回忆说：“一九一五年以后直到大革命时期，成都有个值得纪念的人叫陈育安（即陈岳安），他开设了一个华阳书报流通处，专门销售进步报纸、刊物和书籍。从《新青年》出版开始，他陆续不断输进了所有全国出版的新文化刊物。四川青年学生，在封建文化窒息下，正追求光明而不得途径，因而《新青年》、《每周评论》、《星期评论》、《湘江评论》、《浙江潮》、《新潮》等刊物，就成了青年学生指引迷路的灯塔。”^[1]“大总管”就是当时报界、出版界人士对华阳书报流通处主人陈岳安的尊称。
　　那时的成都，华阳书报流通处是一家颇有名气的书店，店址在昌福馆中段（现蜀都大道商业场）。店面很小，只有一家铺面，楼下卖书，楼上堆放杂物。就是这样一家小小的书店，却是当时成都惟一经销进步报纸、书籍、刊物的书店。
　　华阳书报流通处原名华洋书报流通处，最初是由四川简阳县人傅崇榘（字樵村）创办的。傅樵村提倡西学，关心时事，对新闻出版发行事业十分感兴趣。1901年傅在成都桂王桥北街开设成都图书局，专门印制地图。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傅樵村在成都昌福馆中段创办华洋书报流通处。1915年，傅樵村出任松潘县知事后，将自己在成都昌福馆经营的华洋书报流通处（五四以后改作华阳书报流通处）托与陈岳安独立经营。1917年，傅樵村逝世后，华阳书报流通处就由陈岳安继承下来。
　　陈岳安（1889—1927）名登弼，四川江安县人，父亲以教书为业。陈岳安幼时即受到很好的文化熏陶。1908—1912年，陈岳安就读于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当时学校老师中有同盟会员杨沧白、刘士志，同学中有进步青年郭沫若、王光祈、李劼人、周太玄、魏时珍等。陈岳安受师友进步思想所影响，树立报国志向，成为该校政治生活中的活跃分子之一。中学毕业后的陈岳安，认识到救国图强的首要问题是唤醒民众，于是投身当时成都报界“开山祖师”傅樵村（陈原系傅樵村的妹婿）门下，学习记者、编辑、印刷、发行等一系列新闻出版业务。1919年1月1日《川报增刊》刊载的孙少荆所撰写的《1919年以前的成都报刊》一文，对陈岳安与傅樵村的关系，做了简略的记载。他在文中说到：“现在报界的大总管陈岳安君，都是由这位先生（指傅樵村）那里出来的。”^[2]陈岳安以其出众的才华，受到傅樵村和报界名人汪象孙等人的赞赏。汪象孙1916年曾一度将《国民公报》交与陈主办。陈岳安以《国民公报》为依托，广泛结交报界知名人士，尔后又自行编辑、出版、发行政治性刊物《中洲评论》，成为当时成都报界的中坚人物之一。
　　五四运动前夕，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正处在酝酿、孕育时期。四川由于交通闭塞，与外埠文化交流很有限，封建势力顽固，政治空气较外省沉闷。为打破成都这一落后局面，从1915年开始，华阳书报流通处就开始销售各地鼓吹新文化的进步刊物。陈岳安从外埠大量购进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青年》、《新青年》、《进步》、《少年中国》、《湘江评论》、《新潮》等十数种报刊发行，其中《新青年》从创刊到终刊一直是华阳书报流通处发行量最大的刊物。由此而沟通了成都与外埠的文化交流，打开了一扇成都通往外面世界的门户，马列主义以及宣传科学、民主的新文化刊物由此通道源源不绝传入四川。省内出版的《国民公报》、《蜀报》、《群报》、《四川公报》、《川报》，以及后来五四运动时期的《四川学生潮》、《星期日》、《威克烈》等数十种颇具影响力的报刊也是由该流通处发行的，有的还是由陈岳安在昌福印刷公司亲自印刷的。
　　20世纪初的四川，封建势力控制了文化界、教育界。这些新刊物，新思想，遂成为指引青年们寻求真理的灯塔。对于这家书店，封建遗老遗少们怕得要死，他们在各个学堂、私塾里发出禁令，不准学生到这家书店去，但是，渴望探求真理的心是禁锢不了的。青年学生们仍三五成群，结伴到书店，选购自己喜爱的进步刊物，从中汲取养料。沙汀先生在1986年12月9日讲话中曾详细地谈到当时的学生是怎样如饥似渴地从华阳书报流通处获取新书报和新知识的：“这是一个各方面都呈现出新旧冲突的时代。杨子青（沙汀当时的化名）的思想也在激荡之中……他们既倾向革命，又喜欢进步的文艺作品，一有空就跑华阳书报流通处。他在书店里常常发现这几个低一班的同学和自己一样，买的都是北新书局等出版的书刊。后来又知道因为家境都不富裕，又渴望得到新知识，他们采用了一种‘分买共读’的办法。周尚明（后为烈士）负担购买《向导》、《中国青年》，总是星期天便赶早跑到昌福馆去，抢先买到新刊物，带到附近的一个茶楼上，热心地阅读起来。”沙汀先生高度评价说：“陈（岳安）为四川做了好事”。据《巴金生平及文学活动事略》记载，五四运动爆发后，新思潮涌入四川。巴金的大哥从成都市内惟一的代售新书报的书铺——华阳书报流通处买来《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后来还在该处存放一百元专门购买新书报。这样使得少年巴金得以读到《新青年》、《每周评论》、《星期评论》、《少年中国》、《少年世界》、《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等北京、上海出版的许多新刊物以及成都出版的刊物《星期日》、《学生潮》、《威克烈》等。他如饥似渴地接受各种新的思想，并常和兄姊们聚在一起讨论其中论及的各种问题。无产阶级革命家陈毅，早年在成都求学期间亦常去华阳书报流通处购阅《新青年》。革命老前辈张秀熟就读于成都高师时，每逢星期天都要和袁诗尧去华阳书报流通处看书买书，从这里接受了大量的新思想。五四运动爆发后，张秀熟和袁诗尧（后为烈士）都成为四川学生运动的领袖。
　　1919年，李大钊、王光祈在北京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一个人数最多、影响最大、分布最广、时间最长的全国性青年社团，几乎聚集了当时全国各地、各青年社团的精英分子。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出版了《星期日》周报作为分会的机关刊物，陈岳安是该周报的总发行。《星期日》周报旗帜鲜明地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公开宣称“社会主义是人类的福星”，曾全文转载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发表的文章《论民众的大联合》和李大钊等无产阶级革命先驱的文章。孙少荆在五四运动期间，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是四川新文化运动刊物《星期日》周报发起人之一。他对陈岳安非常佩服，其在《1919年以前的成都报刊》一文中对当时成都报界中坚人物有很高的评价，文中说到：“开报馆杂货铺的陈岳安君，他的本领如何，就是大总管三个字，使可以代表他了。”^[3]著名报人张蓬舟则称华阳书报流通处为“新文化的摇篮”。
　　由于华阳书报流通处和昌福印刷公司鲜明的政治倾向，触怒了反动当局。1920年3月，四川督军下令逮捕了陈岳安，经多方营救，约月余后放出。他出狱后仍矢志不改，依旧以传播新文化为己任。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陈岳安冒着风险从外埠购进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向导》、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报《中国青年》以及鲁迅主编的《莽原》等报刊在他的书店出售。
　　1925年，少年中国学会会员、著名教育家舒新城受邀到国立成都师范任教育学教授，因传播新文化、反对封建旧习而触怒了官府，被成都警厅通缉。陈岳安与挚友李劼人冒着生命危险共同掩护舒新城，李劼人因此而被警厅逮捕。陈岳安则把舒新城藏于家中三天，又辗转帮助隐匿十余日，待李劼人出狱后，两人共同护送舒新城化装逃离成都。目前我们能看到的陈岳安照片仅有一张，那就是1934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蜀游心影》中保存下来的陈岳安与友人的合影。《蜀游心影》是1929年舒新城根据自己旅蜀的家信加以改编的游记散文著作。舒新城在文中详细记载了他与陈岳安交往的经过以及他对陈岳安为人的嘉许。
　　陈岳安曾经代表四川教育团到上海考察教育，对于外界的新文化、新风气很是推崇。他虽然不是少年中国学会成员，却和少年中国学会在成都的会员如孙少荆、李劼人等人保持着亲密的友谊。成都虽是一座文化古城，当时对于新书报的购买力却很小，一年到头，大约只有几千块钱的生意；但他仍然坚持把书店办下去，自己与家人则靠昌福印刷公司的少量收入生活。陈岳安虽然是靠开书店、贩运报纸为业，但对于一些买不起书的穷学生却非常照顾，经常少收钱或不收钱借给他们看。
　　1927年农历十月，陈岳安所乘的汽船在重庆磁器口鲤鱼石遇险翻沉，全船70余人遇难。当时陈岳安年仅38岁。从那以后，华阳书报流通处就由他的岳父赖筱耦经营管理，并改名为玉记华阳书报流通处。
　　四川省博物馆收藏有华阳书报流通处的一张“华阳书报流通处定报单”（如图）。该定报单用毛边纸制作而成，上用黑色油墨铅印,字为仿宋体.其纵22厘米,横13厘米,“华阳书报流通处定报单”十字，从右至左横排。订报单上盖有“华阳书报流通处”印二枚。印正方形，边长各3厘米，楷书朱文。这张定报单使用于1925年，1981年被发现。当时该定报单夹在四川省博物馆馆藏的文物《新青年》内，原件保存完好。这种定报单想必当年曾印制不少，但能保存下来实属不易。据推测，大概是当年的读者（或订报者）信手将它夹在书中，几十年未有人翻阅过，才得以幸存下来。这是华阳书报流通处的惟一遗留物，对研究成都地区新文化史、革命史具有重要价值。
　　
　　注释：
　　［1］张秀熟：《五四运动在四川》，《光辉的五四》第164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4月出版。
　　［2］孙少荆：《1919年以前的成都报刊》，《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第142页。
　　［3］孙少荆：《1919年以前的成都报刊》，《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第150页。
　　
　　作者单位：四川省博物馆（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