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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与四川近代教育的萌芽
作者：何俊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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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1837—1909），晚清重要大臣。在他四十多年的仕宦生涯中，几乎一直没有中断过教育活动。其无论在四川近代教育史上，还是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人物。同治六年（1867年），张之洞出任浙江乡试副考官，这是张之洞仕宦生涯的开始；同年八月，简放湖北学政。同治十二年（1873年），充四川乡试副考官，旋即任四川学政。张之洞在四川任上有三年多时间。他大力整顿科场积弊，扭转士林颓风，振兴蜀学，培养人才，一改以往四川教育不景气的状况，为四川近代教育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建立四川尊经书院
张之洞任四川学政后，目睹了四川教育的腐朽没落，决意改革，振兴蜀学以培养人才。除采取措施以革除科场弊端、整饬学风之外，创办尊经书院乃是其大举措。
最早提议创设尊经书院的是洋务官僚、工部侍郎薛焕。同治十三年（1874年）五月，丁忧在籍的薛焕联络官绅15人上书川督吴棠和学政张之洞，指出当时的省城锦江书院，以学习八股制艺为目标，己不适应时代要求，请求另建一所通省书院，阐承文翁之教，培养人才，以求“通经学古课蜀士”。关于书院的命名，初定为“受经书院”；有人指出，“受经”乃是中央权限，省办书院不可以越份，遂取名“尊经书院”。
在张之洞等人的支持下，书院很快获准筹款征地、兴工建设。光绪元年（1875年），四川尊经书院在成都南门文庙街侧石犀寺旧址落成。书院规模宏大，除讲堂、居室外，还建有藏经楼、尊经阁等。书院大门横匾额书“石室重开”四个大字，两侧刊刻楹联：“考四海而为隽，纬群龙之所经”，显示出四川尊经书院的文化渊源和书院的特色。
四川尊经书院首任山长即薛焕。初聘大学者、湘潭王闿运主持讲席未成，继聘四川候补知县、海宁钱铁江，江苏嘉庆钱徐山二人主讲。书院生源由各府按比例在有秀才、贡生资格的人员中选送，再由书院择优录取。书院首批学生一百多人，系从全省选送的三万名生源中录取的。所以，尊经书院从一开始就是四川士子、人才荟萃之地。
尊经书院的实际主事是四川学政、翰林院编修张之洞。19世纪中后期，中国已是一个国势衰微、传统教育空疏腐朽的时代。张之洞振兴蜀学，创办尊经书院的目的则很明白：“欲治川省之民，必先治川省之士。”[1]尊经书院以讲习儒家经典和古诗文为主，意在造就一批“通博之士，致用之材”。诸生学成而归，再倡教育于地方，大开风气，以期化成民俗。正所谓：“一人学成，教成十人；万人学成，教成三军。”[2]
二、指导治学门径
传统的科举教育，生徒朝夕只是埋头研习时文帖括，不闻窗外时务大势，知识单一而狭窄；而尊经书院以讲习儒家经典为主，不课八股时文。
八股时文总是炒四书五经陈饭，于时无济，早就遭到有识之士的严厉批判。不过，张之洞仍认为：“凡学之根抵必在经史”，所以他要求士子：“经史小学、舆地推步、算术经济、诗、古文辞皆学也。”[3]经学方面应先学习《皇清经解》，小学方面要学习段注《说文解字》，史学则必先求诸“三史”（《史记》、《汉书》和《三国志》）。张之洞又说，一切学术都必先从研习《四库提要》即从目录学入手，进而了解各家各派学术的源流得失。总之，他要求诸生应该“无所不通”，认真读书，广泛涉猎；同时又根据自己的兴趣志向，选择一二“专门精求”，“期必有成”。
为了指示诸生做学问的门径，张之洞还先后写成了《书目答问》和《輶轩语》两本书。
《书目答问》是一本目录学专著，学者缪荃孙曾帮助订正。书中为学子开列了应阅读书目，包括四部图书二千二百余种，大体代表了“端品行、务实学”的“国学”要籍。书末附《国朝著述诸家姓名录》，指点清人学术之源流。《书目答问》吸取了清人治经成果，谈到了一些版本目录学知识，对初学者来说是一本简明扼要的治学实用入门书，素为学界所推重，时至今日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輶轩语》是针对士林学界而写的一本赏罚教戒之书，提出了读书治学的一些重要原则，诸如“德行谨厚”、“人品高峻”、“立志远大”、“砥砺节气”、“习尚俭朴”、“明理致用”、“考古经世”、“文章利病”、“学行文艺”等，均以要言殷切相勉。
为利于诸生博览群书，张之洞慷慨捐出薪俸，从川外购进经史子集图书一千多卷，并倡议在尊经书院修建“尊经阁”以收藏图书。张之洞还让尊经书院添置了许多中西事务书报、教学挂图、仪器和标本。张之洞亦以白银300两资助成都周永德的“志古堂”扩大印务，先后刻印了《说文解字》、《玉海》、《十七史商榷》、《读通鉴论》、《读史方舆纪要》、《天下郡国利病书》和《文史通义》等百余种四部典籍。此外，尊经书院开设有尊经书局，出版图书，前后刻印了图书百余种；除经史、小学和舆地外，还刻印了一些“西学”书籍。所有这一切，极大地丰富了尊经书院诸生和川中士子的知识，拓宽了视野和知识面，使一向僻塞的蜀人知道除了四书五经、时文八股之外，还有更多的学问和知识。
三、大力整顿学风
张之洞一到四川任职，即行采取措施，对四川在旧教育背景之下形成的虚妄无实的学风、科场积弊和士林风气着手整顿。他在《报到四川学政疏》中说：“四川省份，人文素优，惟棚场（即考场）较他省为多，弊端也较他省为甚。至军兴以还，学额日广，品行实学，尤须竭力讲求，惟以首励为廉耻，次勉以读有用之书，至于剔弊■奸惟力是视。”[4]他奏陈《川省试场积弊整顿办法八条》，即：惩鬻贩，禁讹诈，禁拉■，拿包揽，责廪保，禁滋事，杜规避免，防乡试顶替。[5]
四川尊经书院创立后，张之洞亲自为书院拟定了学规十八条，即：本义、定志、择术、务本、知要、定课、用心、笃信、息争、尊师、慎习、善诱、程功、惜力、恤私、惜书、约束、释疑。修身养性，读书治学，道德文章，尽在这十八条中。这十八条学规，对尊经书院良好学风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张之洞治学，主张“通经致用”，他要求尊经书院弟子精研儒家经典，认真读书，破除门户之见，一切学术皆不可以偏废。他说：“若一入（书）院者抱一而自足，是此而非彼，误矣。不入（书）院者执一以相攻，更大误矣……非博不通，非专不精”[6]；“为学忌分门户”。他希望诸生广泛学习各种学问，扩充知识面，“躬行实践”、“有品有用”，道德文章大成于一身。
为了造成崇实勤勉、深研学问的风气，尊经书院诸生平日以自学为主，但规定必备日记，记录每日看书情况及所得所疑。书院山长每五日必与大家会于讲堂，检阅诸生逐日功课、看书情况，奖勤罚惰。另外，书院还要求诸生必须抄书，帮助记忆，提高阅读能力，加深理解。
由于张之洞等人的潜心经营，更由于书院师长的严格督导和诸生的刻苦努力，尊经书院逐渐形成了“沉静好学，崇实去浮”的良好学风。
四、尊经书院的历史影响
1876年，张之洞任满回京述职，尊经书院师生依依惜别，送至数十里外的新都。张之洞在回京途中，对四川教育也是念念不忘，致书继任海南谭宗浚，以尊经书院前途相拜托：
身虽去蜀，独一尊经书院，惓惓不忘。此事建议造端、经营规划，鄙人与焉。今日略有规模，未臻坚定，章程学规，俱在精鉴；斟酌损益，端赖神力。他年院内生徒，各读数百卷书，蜀中通经学古者，能得数百人；执事之赐也。[7]
张之洞还向谭宗浚推荐了杨聪（杨锐之兄）等四位教官和“尊经五少年”，即：井研廖平、汉州张祥龄、仁寿毛翰丰、绵竹杨锐和宜宾彭毓嵩。[8]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