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史学大家班昭和她的《女诫》
作者：李均惠
字体： 【大 中 小】
班昭，生于公元41年，名昭，字惠班，一名姬。东汉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班昭这个名字不如时人尊称的“曹大家”更为显赫。因为她嫁于扶风曹世叔后不久，丈夫就去世了；她年轻守寡，为人端庄秀美，博学多才而聪慧；尤其是她继承父兄事业而完成著名的《汉书》编纂工作，成为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女史学家，而且是著名的史学家。但是，她所撰写的《女诫》，却长期成为套在中国女性身上的精神枷锁。
一、《汉书》的最后完成者
班昭的父亲班彪，系我国著名的史学家。他仿照司马迁《史记》的体例，着手撰写我国第一部断代史《史记后传》，可惜只完成了六十五篇就病逝了。班彪的儿子、班昭的长兄班固根据父亲的旧稿进行修改、补充，经过二三十年的长期努力，《汉书》大体得以完成。但此时，因为班固是征讨匈奴大将军窦宪的谋士，当征讨匈奴战事获得胜利回朝后，不料当朝皇帝却以“族党太盛”的罪名加害于大将军窦宪，逼令自杀。班固也受到株连，他所尽毕生之力欲成就的《汉书》也没有最后完成，便于公元92年死在狱中。
据《后汉书·列女传》记载，班固《汉书》“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永元年间（89年—104年），汉和帝刘肇下令班昭完成写《汉书》的任务。班昭当时已是才高八斗的一代女杰。她从小就耳濡目染，熟读儒家经典和各种史籍，掌握了丰富的历史和天文地理知识，承担续写《汉书》的重任是有坚实基础的。班昭含泪继承父亲和哥哥的未竟事业，立誓完成父兄的遗愿。她利用东观藏书阁（即宫廷的图书馆）藏书和各种珍贵资料，呕心沥血，替哥哥写完了《汉书》的“八表”及《天文志》，使《汉书》这部巨著得以最终完成。“八表”和《天文志》是《汉书》中最艰巨的部分，尤其是《天文志》，文辞特别深奥。当时的文字没有标点符号，全靠自己读句。据说大学者马融也无法读得断，班昭就教其他人诵读，从而使《汉书》传播开了。
班昭在续写、整理、补写《汉书》过程中，显露出超人的才华。《汉书》问世后，其名声大振。班昭的治学精神和博学高才，成为人们的楷模，受到东汉皇帝的无比称赞和尊重。她应和帝之约，被宣进宫任宫中女官。上至皇帝，下至文武大臣和皇后嫔妃，都以师礼待班昭，并尊称其为“曹大家”。她进宫后，向皇后、嫔妃传播儒学经典、天文算术等，深受尊敬。
尽管史家对班昭续《汉书》之事尚有争议，但对其在《汉书》编撰过程中确有贡献的看法始终一致。大家认为，在整理《汉书》的过程中，班昭无以伦比的文才，对文章修改润色、校核整理，增色不少。《汉书》能有今日之完美，与班昭尽心尽力不可分割。《汉书》多用古字，班昭是在《汉书》定稿后，惟一能通晓《汉书》的权威。当人们不能理解《汉书》内容时，《汉书》的解释权则在班昭。
二、为班超请命回内地
班昭还有一件很感人的事，就是为开发西域有大功的班超(班昭之二哥)请命，使其回到内地。
班超(32年—102年)富有学识，胸怀大志，年少时就想效法张骞，立功异域。东汉明帝永平十六年(73年)的某天，当过朝廷兰台令史(即皇家图书馆馆长)的班超正在提笔作书，听人说匈奴寇边，杀掳百姓，玉门关的城门白天也必须关得紧紧的。他愤然而起，扔下笔杆，着戎装，跨战马，投入了远征军。不久，班超奉命出使西域。
班超在西域，联合弱小民族，团结抗暴，先后打败莎车(今新疆莎车一带)、龟兹、焉耆(今新疆焉耆一带)等国。匈奴北单于在西域北道上的势力也被驱逐出去，西域五十多国都同东汉王朝建立了友好的关系。公元91年，汉军追击北单于直抵金薇山(今阿尔泰山)，北单于大败，西走乌孙，后转康居，再行西迁；匈奴对西域、对汉朝的威胁、骚扰，至此全部瓦解了。
班超成功地再通了丝绸之路，他少时的抱负实现了。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汉和帝以班超“不动中国，不烦戎士；得远夷之和，同异俗之心”，升他为西域都护，封他为定远侯，移镇龟兹它乾城(今新疆拜城东南)。班超英名远播，连“条支、安息诸国，至于海濒，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这时，班超还想与欧洲直接通使。公元97年，他派出属吏甘英“穷临西海而还”。地中海附近的若干邦域，“皆(中国)前世所不至，《山(海)经》所未详，莫不备其风土，传其珍怪焉”。班超通使西方，加强东西联系，厥功至伟矣！
可是，就是这样一位开发西域丝绸之路，彻底平定匈奴之乱，在边疆驻扎达30年，有大功于朝廷的班超，在汉和帝永元十四年(102年)，已逾70岁，又患胸贲疾，请求朝廷准予归洛阳养病时，竟未被朝廷允许。
班超之妹班昭实在不能容忍朝廷如此不通人情地对待一个有功之臣。她愤而向朝廷直接上书，指出这种做法的不妥。班昭的上书，虽实质是批评皇帝，但她的文字语言技巧甚高，写得情笃意切，竟使汉和帝大受感动，接受了班昭的批评，恩准班超从边关回内地治病养老。永元十四年八月，班超以71岁高龄扶杖回到长安，一个月后，就与世长辞了。
正是因为班昭博学多才，处理政事不输于男，所以当汉和帝于公元105年死后，即位的殇帝、安帝年幼，邓皇后临朝听政，即以班昭为得力的治国安邦高参。而班昭也不辱使命，尽其所能地发挥了作用。《后汉书·列女传》记载：“永初中，太后兄将军邓骘以母忧，上书乞身，太后不欲许，以问(班)昭。(班)昭因上书曰……太后从而许之。于是(邓)骘等各还里第焉。”显然表明班昭的见识不同于并且高于邓太后。因为郑骘归丧，既可成全其孝名，又能赢得谦退的赞誉，所以邓太后就接受了班昭的意见而改变了自己的决定。
三、作《女诫》阐发儒家妇女观
班昭作为女性中的才子，尽管在续写《汉书》、参与国事处理诸方面表现出了不输于男子的能力和精神，然而她毕竟是生活于那个时代的人。在那个妇女地位每况愈下的时候，班昭无力改变现实，甚至受时代观念的影响，而不自觉地成为儒家妇女观的总结者。她撰写了七篇《女诫》，细致深入地规范了妇女的日常行为和角色意识。
据《后汉书·列女传》记载，班昭的《女诫》共分《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七章，全面系统地规范女性的妇德修养和处理与丈夫、公婆和叔妹的关系。班昭身为女性，所以较男性道学家们更容易抓住女性生活的要害而循循善诱。更由于班昭写作此文的缘由是担心女儿“不渐训诲，不闻妇礼，惧失容他门，取耻宗族”，因此，她总结一生周旋于夫家的经验，总体上带有非常强的自抑色彩，主要是围绕如何讨好丈夫、公婆和叔妹的欢心，以达到在夫家生存下去的目的而阐述。
在《卑弱》篇中，班昭认为，女人的性格既是天生“卑弱”，当然就只有处于“下人”地位，以男子为尊，处处按男子的意志行事了。
在《夫妇》篇中，班昭认为，既然女子天生“卑弱”，当然就只能“事夫”并为其所“御”了。丈夫“御妇”是天经地义的，是“威仪”的体现。
在《敬慎》篇中，班昭将社会上已客观存在的性别等级意义上的男尊女卑观念，提升到一种具有审美内涵的对“卑弱”的追求上。班昭认为，妻与夫的关系只存在“恩”和“义”的关系，妻所要做的一切就是不要破坏丈夫对自己的恩情，才不致遭到贬弃。在班昭眼里，夫妻情感变为事关利害得失的施舍与恩惠的关系。这样，男女之间在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上的不平等就扩展到了夫妻情感之中。
在《妇行》篇中，班昭写道：女子应当有“妇行”，“一曰妇德，二曰妇言，三曰妇容，四曰妇功”。“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也”。“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妇德、妇言、妇容、妇功这“四者”，是“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然为之甚易，惟在存心耳”。“妇行四者”本是《礼记》中就有的，班昭将之具体化、细致化，从而使其成为非常具体细致的要求和规范。妇女按此执行，在处理家庭内部关系时就只能一味谦让，从而失去独立和自尊，丧失与男人平等的人格。
在《专心》篇中，班昭写道：《仪礼》规定：“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在该篇里，妇女的一言一行，已完全被细化乃至僵化了，哪里还有妇女的自我呢?
在《典从》篇中，班昭认为，妇女不但要顺从丈夫，还有公婆、舅姑等，都要顺从。班昭讲的“顺从”是不讲是非曲直的，也就是无条件的。
在《和叔妹》篇中，班昭特别强调妇女的“谦顺”之德，认为“谦顺”不但是在夫家立足之本，也关系到自己父母的荣辱。
四、《女诫》不幸成为“万世女则之规”
从班昭写《女诫》的行为及其观点，可以知道，当时社会已形成的男尊女卑观念，已经十分强化，而且对女性已有十分深入的影响；以至于一部分文化层次较高的女性(如班昭)率先成为这种妇女观的直接接受者、制定者和宣传者了。
按照班昭在《女诫》中的说法，女人天生“卑弱”，所以必须以男为尊，以夫为尊，要心甘情愿地接受丈夫之“御”，处处都要以“妇行”规范自己，要谦让，要顺从，要牢记其夫对己之“恩”，等等。如此这般的女子，哪里还有独立、自尊、平等的人格可言呢!“男尊女卑”等传统性别观念，虽非班昭首创，但她的《女诫》却使这个观念更系统更完整了。
班昭写《女诫》，与她年轻时就守寡至终老，有密切关联。到东汉时，作为统治思想的儒家理论已经牢牢地占据了思想意识领域，儒家妇女观已逐渐发展成熟，并对社会观念及妇女生活产生了越来越深入的影响。至班昭更是身体力行，所以，她很讨统治阶级的尊重，也得到社会的认可，从而被树为那个时代的楷模。她的《女诫》则被历代统治者赞誉为“足为万世女则之规”。
据《后汉书·列女传》记载，安帝元初二年(115年)，七十余岁的班昭病逝，“皇太后素服举哀，使者监护丧事”，这的确是相当高的规格了。班昭“所著赋、颂、铭、诔、问、注、哀辞、书、论、上疏、遗令”，均搜集编撰，称为《曹大家集》，显示了她与众不同的才华及社会地位。
班昭本为那个时代的杰出女性，却不顾自身的切身经验——女子须有才和独立，才能立足于社会并为人所尊重——偏偏去迎合统治者的需要。她对男尊女卑深信不疑，以为是天经地义，从而为全体妇女制订了一整套钳制她们天性自由和生活方式的“女诫”，让她们诚惶诚恐地恪守闺训和妇道，放弃独立人格。这不能不说是那时女性的悲哀。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
历史与文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