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三星堆出土的乐器

作者：娟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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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的乐器大致分作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种质料，称“八音”。其中尤以石、土历史最为悠久——按徐中舒先生言，可能是“新石器时代流传下来的。”《吕氏春秋·古乐》说：“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乃以麋甛置而缶鼓之；乃拊石击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
　　这段记载，反映了当时上层统治者对音乐舞蹈艺术起源的认识，虽然不足取，但其所提供的中国音乐舞蹈史的资料，却是当引起重视的。其中帝尧以“以麋甛置缶而鼓之”的“缶”即是土陶所制，又称土鼓。此外，在古乐“八音”中，与缶同为土陶质地的还有埙。而“八音”中的石，即《吕氏春秋》中“拊石击石”之石，指石磬；细分起来，又有石磬与玉磬两种。据说，磬的历史比缶、埙更为久远，且被音乐研究者们誉为“古代乐坛之王”。
　　近些年来，在河南、山西相当于夏代时期的古老遗址中，都有石磬出土。山西夏县东下冯出土的石磬，是打制而成的，保留着原始风貌，其年代距今约4100余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的石磬是磨制的，形制比较粗犷，其年代距今约3800多年。1950年安阳殷墟武官大墓出土的虎纹特磬，长82厘米，高42厘米。其虎纹（刻纹）线条生动流畅，轻轻敲击，即可发出悠扬清越的音响。
　　在四川，与商磬时代大致相近的则是1929年广汉农民燕道诚父子在毗邻三星村的月亮湾挖出的可视为三星堆遗址第一批出土文物中的那块玉石磬。其磬面经过精心雕琢而光滑细腻；形制精湛规整，有如曲尺。质料似蛇纹岩，呈棕灰色。外边长27.5厘米，内边长11.8厘米，博宽11.8厘米，厚1厘米；折角上部有圆穿孔，用以悬挂。原已断为两截，后经广汉市文管所拼对黏结复原，现敲击之，音质仍清脆优美。
　　按葛维汉、林名均及郭沫若先生的推断，月亮湾出土的玉、石、陶器，其“时代大约是西周初期”，沈仲常、黄家祥先生则将其时代判为“大约与中原的商代相当”。因此，这块“曲尺”形玉石磬，与后来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年代大体一致；它也应该同后者一样，被视作为在三星堆建都立国的古蜀人的器物。按古蜀帝系推算，其时大约是鱼凫王朝主蜀以及鱼凫王朝与杜宇王朝嬗替之际。
　　对于磬的创造者，大致有四说。其中之一是《周礼·冬官·考工记》所记磬氏造磬说。有研究者揣测，这磬氏与造钟的凫氏可能是同一人，或许就是古蜀王朝的鱼凫氏。不论此推测是否合理，总之，在商至周初之际尚在三星堆立国的古蜀人拥有“曲尺”形玉石磬——这古蜀乐坛之王，这却是难于否认的事实。
　　此外，有意思的是：这广汉磬竟与周代中原磬的形制完全一致；拿幸晓峰先生的话来说，乃是符合《周礼·考工记》关于石磬制造标准（均一一对应）的一个罕见的实物例证。而广汉磬与中原磬的这种“完全一致”现象，则正应了郭沫若先生在1934年7月9日从日本写给月亮湾遗址发掘者之一的林名均先生的信中的论断：“这就是古代西蜀曾与华中、华北有过文化接触的证明。”当然，这接触究竟孰先孰后或曰孰主动孰被动并不重要，因为文化的接触既是一种双向对流，即会互有主从；并且，在此项内容或此块领域可能给予对方之影响要早些、多些者，极有可能在彼项内容或彼块领域则处于相反状况。所以，只要认可中华文明的发源乃是多元或曰“满天星斗”式就可；再进一步，以为处处、事事都是古蜀文化领先，便颇有“夜郎自大”的味道了。
　　话又说回来，在音乐艺术方面，三星堆文明时期的古蜀国实不亚于发达的中原地区。因为古蜀人除了拥有先进的磬以外，还拥有那一时期华夏范围内另一先进乐器铜铃以及陶埙等其他乐器。铜铃乃我国最早的青铜乐器。三星堆遗址二号坑出土各式铜铃多达43件，其形制、音质，在国内出土同期文物中堪称上乘。陶埙出土于三星堆遗址“房屋密集的生活区内”。埙大致同缶、磬一样，也是“新石器时代流传下来的”；为一种吹奏乐器，其音“刚而浊”。在上古乐器中，埙往往同箎连吹，《诗经·小雅·何人斯》在“伯氏吹埙”句后，便是“仲氏吹箎”，后世多用以喻兄弟和睦。《诗经·大雅·板》有“如埙如箎”句，毛传曰：“如埙如箎，言相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