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清朝宫廷内印制的铜版图

作者：汪海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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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古代的星图和地图,大多为抄本、木刻或石刻，而在铜版上镌刻制成的星图和地图较为罕见。以往学者论述清代铜版作品，多涉及铜版画如乾隆战图，而对具有科学价值的铜版星图和地图关注不够。
　　
　　一、《皇舆全览图》的印制
　　
　　清代康熙年间，西方科学制图法的传入，使康熙帝认识到我国地图的粗略模糊，需借鉴科学技术实测后绘制。于是组织一次全国大地测量，以天文观测为基础，开展三角测量法进而测图。康熙帝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遣西洋传教士雷孝思、白晋一行前去测绘京津地区。康熙帝之所以派传教士担此重任，主要原因有二：首先传教士熟练掌握了当时最先进的经纬测图法、三角测量、梯形投影等测绘技术；其次是传教士们来中国时带来了大量的精密仪器，且熟知中国地理学。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命传教士白晋、杜美德等人测绘万里长城。此后，康熙帝加快了测绘进度，先后派传教士前往东北、河南、福建、台湾等地区，又令朝中舆图房官员测回西藏有关数据。至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终于绘成了包括满、藏、疆以及内地各省在内的《皇舆全览图》。^[1]
　　全图按省分幅，共计41幅。其特点一是采用了伪圆柱投影，以经纬度制图法绘制。二是以汉、满文共注地名，其中满文用以边疆，汉文用以内地。三是第一次实测台湾省地图。除了制图术外，在尺度丈量上的全国统一，实地测量地球的子午线弧长等，都给清代地图制图充实了依据，提高了制图质量。
　　《皇舆全览图》由康熙帝主持，中西方测绘人员合作，历经十年测制而成，是中国第一部实测全国地图，采用经纬差各一度的梯形经纬网格，详细地表示了地形、水系、居民地间相对集团及其汉字名称，并在边疆地区加注满文。该图具有较高的精度，因此成为1933年申报馆《中华民国新地图》出版以前的中国许多地图的蓝本。
　　意大利教士马国贤，用铜版印制《皇舆全览图》，镌刻的44幅铜版地图，曾带到意大利中国学院，悬挂在学院大厅内，使欧洲人对中国的地理有了比较正确、完整的了解。而保存在中国的《皇舆全览图》直到1920年分别在北京和沈阳的故宫博物院发现才出版面世，原本具有现实价值的测绘成就随着岁月流逝而变成珍贵的文物。对这幅中国地图，李约瑟博士认为：“它不但是亚洲当时所有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所有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2]但是，从康熙到乾隆的这一地图制作技术的高度发展，很快到乾隆以后，由于受清政府消极保守的闭关锁国政策影响，又退回到传统的计里画方制图法。当然，这一时期，在地图学的某些方面也有继续前进发展的，如编制了第一部世界地图集和多部历史考证图集以及一些专题图集等，但总的是发展不大。
　　
　　二、铜版星图《黄道总星图》
　　
　　中国古代的星图，大多为抄本、木刻、石刻、迄今尚少发现有镌刻在铜版上的。至康熙末年，第一幅铜版星图《黄道总星图》镌刻印制成功。
　　《黄道总星图》的镌刻者利白明（F.B,Moggi,1684～1761），是一位意大利画家和雕刻家。利氏是佛罗伦萨人，来华后曾与郎世宁作过画。他的大部分时间在北京度过。雍正元年（1723年），由德国耶稣会士戴进贤（1680～1746）立法的《黄道总星图》问世了。这是一幅具有西洋风格的铜版图，镌刻细致、精确，远胜于木刻星图。韩琦在《铜版印刷术的传入及其影响》一文中高度评价了其科学价值：“这幅星图以黄极为中心，以外圈大圆为黄道，分南极、北极二图。图内还描绘了峨眉相对的金星、太阳黑子、木星的条斑和四颗卫星、土星环与五颗卫星、火星的黑暗表面及月面图等现象，这包括了伽俐略（G.Galilei,1564～1642）、卡西尼（G.D.Cassini,1625～1712）、惠更斯（C.Huygens,1629～1695）等人的天文发现，有的是首次介绍到中国来。这是继南怀仁（F.Verbiest,1623～1688）《灵台仪象志》之后，《仪象考成》编成之前一幅很重要的星图。”^[3]
　　
　　三、《乾隆十三排地图》铜版图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二十四年（1759年）平定准噶尔和回部之后，清政府两次派何国宗等人和外国传教士到伊犁和南疆进行测量，绘制地图。随后，传教士以《皇舆全览图》为基础，添加了新疆地区的新地图，参考了世界地图和俄国图籍，绘制了《乾隆十三排地图》。这幅图宽12.5尺，高6.5尺。法国耶稣会士蒋友仁参与此项工作，在把18幅战图交付法国镌刻铜版的同时，在北京镌刻铜版舆图104幅。此铜版至今仍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是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乾隆十三排地图》与《皇舆全览图》相比又大大前进了一步。《皇舆全览图》西到西经40多度，北至北纬55度，而《乾隆十三排地图》却西到西经90多度，北至北纬80度。全图所及地域，北抵北冰洋，南至印度洋，西及波罗的海、地中海和红海，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亚洲地图。^[4]
　　蒋友仁（Benoist Michael,1715～1774）还绘制了《增补坤舆全图》，不仅公开介绍日心地动说，而且作了详细的解说，还直接向中国的最高统治者进行宣传。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增补坤舆全图》作为寿礼献给乾隆皇帝，但乾隆皇帝并不懂得这幅图的价值。结果，这幅图被锁进了皇宫内院，无人赏识。
　　
　　四、铜版地图的继续发展
　　
　　铜版印刷术18世纪初已传入我国，但这种技术只在宫廷中使用，外间并未流传，后又中断，影响不大。近代雕刻铜版，以王振夫游学日本为转机，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他学习并记录了铜刻过程，正是以刻绘近代地图为目的。
　　据王振夫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所写的《铜刻小记》，他曾游学日本，在日本绘成地图。王振夫“考求其法，研精而习之，尽得其方。爱分绘刻铜诸器，各系以说。”王振夫按次序叙述了铜版印刷术的过程：“先磨版，次上蜡，次钩图，次上版，次刻蜡，次烂铜，次修版。”^[5]对每一过程，他都给以予了详细说明，这是清人第一篇完整论述铜版印刷术的文章，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商务印书馆聘得日本雕刻铜版技师传授中国人，铜版术才较为发达，对地图印制的影响也日益深远。1931年将《乾隆十三排地图》铜版重新印行，称为《乾隆内府地图》，分上下两册线装。1934年上海申报馆出版发行的《中华民国新地图》，也是雕刻铜版，而且彩色印刷。该图于1931年5月付梓，1963年3月完成。图集中人文图以政区设色，地文图用地貌分层设色。^[6]
　　铜版印刷术传入我国屡经波折，从18世纪初至20世纪初，经历了200年的时间才得以扎根，这很值得人们思考。当完成了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大规模测绘使命，获取了宝贵的国土地理信息之后，朝廷将成果及其图件深藏宫廷，只供皇帝随时览阅，却未见将当时的测绘成果应用于国家的哪项具体实践之中。可能清代铜版印刷只限于满足皇帝的个人喜好，或显耀统治者的文治武功。而民国初期，随着民族出版业的兴起，得以再次发展。
　　
　　注释：
　　[1]郭国茂、邹兵：《解放军报》，2001年12月31日第7版。
　　[2]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5卷第1分册，科学出版社，1976年版，页235。
　　[3]韩琦：《铜版印刷术的传入及其影响》，载《装订源流和补遗》，中国书籍出版社，1993年版，页392。
　　[4]吴伯娅：《蒋友仁与中西文化交流》，《文化杂志》，澳门发行，2002年第2期，页125。
　　[5]王振夫：《铜刻小记》，载张静庐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补编，中华书局出版，1957年版，页298。
　　[6]邹毓俊：《地图印刷的肇始及演变》，《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文集》，印刷工业出版社，1996年，页171。
　　
　　作者：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合肥）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