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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竹扇赋》体裁之我见
作者：冯超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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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竹扇赋》(录入《古文苑》)全文如下：
青青之竹形兆直，妙华长竿纷实翼。杳丛生于水泽，疾风时纷纷萧飒。削为扇翣成器美，托御君王供时有。度量异好有圆方，来风避暑致清凉。安体定神达消息，百王传之赖功力，寿考安宁累万亿。
葛洪《西京杂记》注曰：“汉制天子玉几夏设羽扇，冬设缯扇，至成帝时，昭阳殿中设九华扇、五明扇及孔雀翠羽诸名。其华饰侈丽不言可知。孟坚(班固之字)在肃宗(章帝刘炟)朝时以竹扇供御，盖中兴以来屏去奢靡，崇尚朴素所致，赋而美之，所以彰圣德养君心也。”
不过，历来对班固《竹扇赋》也有以“准七言诗”目之的，理由是其乃二句一转韵的七言句构成。由此而生发出对《竹扇赋》的体裁之争。
一、《竹扇赋》是七言诗吗?
两汉时期的七言诗基本上每句用韵。七言与四言、五言相比，句内字数较多，可以表达比较复杂、完整的意思，所以一句就相当于一章，每句都须用韵。而班固《竹扇赋》似乎也可看做为七言诗。因为从其文章构成上看，每句七个字，共十一句，隔句押韵。全文若用古音诵读，从韵律和节奏看确为两句一转韵。因此似乎可以说它是一首准七言诗。不过，由此却带来了一连串问题。第一，葛洪在《西京杂记》中为何要说《竹扇赋》“赋而美之”，而不说“诗而美之”?第二，班固为何不直接取名为《竹扇诗》或《竹扇歌》，却要名之为《竹扇赋》?(班固所创作的诗歌均名为“……诗”或“……歌”，惟独两首例外：《咏史》和《长安》。)第三，在班固以前的七言诗大多夹杂有“兮”字，有明显的骚体风格。就班固本人的诗来看，其所谓七言诗(包括七言句)几乎每句用“兮”，可谓纯正的骚体七言，无“兮”字的只有四、五言诗；比其稍晚的张衡《四愁诗》被众多学者认为是整齐的七言诗尚且杂有“兮”字句，亦未脱骚体的痕迹，可见骚体诗对两汉文人创作影响之大。班固在他所处的时代是否会作出像《竹扇赋》那样的“七言诗”来，很让人生疑。
二、两汉的小赋
赋是两汉极盛的文体，从体制可分为三类：一类是散体大赋(汉大赋)，一般篇幅较长，规模很大，假设问答，韵散间出，散文的意味重。赋前往往有专门的序言，以说明创作的缘故和主旨。赋文本身可以分为首、中、尾三部分。其文采华丽，辞藻丰富；铺张扬厉，踵事增华；且以排比、对偶层层铺垫，造成波澜壮阔的场面、雄厚充沛的气势，如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扬雄的《长杨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两京赋》等。
第二类是“骚体”赋。这一类在体制上极力模仿“楚辞”并且以赋名篇的作品，例如贾谊的《吊屈原赋》，司马相如的《长门赋》，班彪的《北征赋》等。
第三类是小赋。篇幅短小精悍，不用问答体，句式多样，文辞清丽，多用韵语，且通篇押韵。刘向《别录》即记有《行过江上弋雁赋》、《行弋赋》、《弋雌得雄赋》等小赋。班固《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亦有《杂禽兽六畜昆虫赋》十八篇，又有《杂器械草木赋》三十三篇，可见汉代咏物小赋也十分发达。其中有单一的四言韵文，如羊胜《屏风赋》：
屏风鞈匝，蔽我君王。重葩累绣，沓璧连璋。饰以文锦，映以流黄。画以古列，颙颙昂昂。藩后宜之，寿考无疆。
有的则以四言韵文为主，并用三言、六言、七言。还有的则以“楚辞”的句式加四言构成全篇，如邹阳《几赋》、枚乘《柳赋》、刘歆《灯赋》等。班固也有《白绮扇赋》(已佚)。
比班固稍晚一点的马融(79—166)咏物小赋《长笛赋》中有系辞一段：
近世双笛从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
龙吟水中不见己，截竹吹之声相似。
剡其上孔通洞之，裁以当笾便易持。
易京君明识音律，原本四孔加以一。
君明所加孔后出，是谓商声五音毕。
这也是像《竹扇赋》一样的全文押韵。其每句七字，每句押韵，诵读停顿为典型的上四下三；不见汉赋之“铺采摛文”、“丽词雅意”、“极声貌以穷文”，反见七言诗之简洁明快，通俗易懂。但其为咏物小赋却是不争之实。《竹扇赋》在语句结构上与其多为相似，只是在遣词上稍有讲究，不似《长笛赋》系辞通俗易懂。从全文表意看，《竹扇赋》暗含称颂之意，如葛洪所说“赋而美之，所以彰圣德养君心也”。其实作“赋”也有韵律要求的。若要强从韵律上给《竹扇赋》定位，难免有些牵强。
三、班固个性及创作环境对其作品的影响
文学是个性的反映。班固的创作及其作品必定也会受到自身个性的影响。他是一个典型的儒家正宗人物。他在批评司马迁的《史记》时说：“其是非颇缪(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此其所蔽也。”(《汉书·司马迁传》)所以他将项羽从“本纪”里剔出来，将陈胜从“世家”里剔出来，一并降入“列传”。他将司马迁对郭解的赞语“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史记》)径改为“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汉书·游侠列传》)。他反对违悖儒家正统观念。他在《两都赋》序中说：“赋者，古诗之流也……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至于宣武之世，……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
班固的辞赋创作，数量多且成就较大，所体现的这一创作原则也较鲜明和充分，而在诗歌创作当中的反映，也还是十分显明的。在其所存完整诗篇中，有四言诗三首(《辟雍诗》、《灵台诗》、《明堂诗》)，五言诗两首(《长安》、《咏史》)，六言诗无见，七言骚体诗三首(《论功歌诗》、《宝鼎诗》、《白雉诗》)，杂言(七、八言)骚体诗一首(《右灵芝歌》)。它们均体现了班固“兴废继绝，润色鸿业”、“雅颂之亚”和“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的创作指导思想。如果进一步比较，在其有七言句的诗作中，均为标准的骚体诗，如《论功歌诗》、《宝鼎诗》、《白雉诗》、《右灵芝歌》，未见非骚体七言诗。这并非巧合，除了上文说到的班固的正统思想影响外，还来自于当时的创作环境。
在两汉时期，那些“七言”似乎并不称为诗歌。《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昭告中傅，封上苍自建武以来章奏及所作书记，赋，颂，七言，别字，诗歌……”
又《后汉书·张衡传》：“所著诗，赋，铭，七言……凡三十二篇。”
此外，从后来一些文人对七言的评价中约莫可以看出七言当时在文坛中的地位。晋傅玄《拟张衡四愁诗》序文：“张平子作四愁诗，体小而俗，七言类也。”
阮籍、左思、陶渊明、颜延之、谢灵运等全部以五言名家，不愿染指七言，只有南朝刘宋鲍照的《行路难》以充沛的激情，奇丽的辞采，发唱惊挺，操调险急，写出了他对身处的门阀社会的强烈不满。《行路难》为隔句(复数句)用韵。这是七言体充分文人化的标志之一。然而，鲍照的七言诗当时也并不受重视。刘宋时汤惠休的七言诗，如《白纻歌》、《秋风》等，也颇有情致，但却遭到颜延之的鄙薄。后者说他的诗是“委巷中歌谣耳”。
《文心雕龙》中论及过各种文学体裁，连“连珠”、“对问”、“七”这些“杂文”都加以“甄别”讨论，但就是无一语及于七言诗。钟嵘评鲍照的诗说：“颇伤清雅之调”。李白也说：“与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本事诗〉引》。
从以上分析可知两点：第一，两汉时只承认四言、五言和骚体是诗歌的正体。不过，“七言”在两汉虽不“名”诗，却又确实是诗。
第二，班固未作过非骚体七言诗。非其不能作，而是不愿为之。因为这种“体小而俗”、“委巷中歌谣耳”及“颇伤清雅之调”的文体是正统文人所不屑的，更不能用来“赋而美之，所以彰圣德养君心也。”所以，我看《竹扇赋》还是赋，是七言咏物小赋，并非七言诗。
作者：西南民族大学历史文献学专业(成都)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