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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空城计”的由来及完善等
作者：刘晓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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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空城计”的由来及完善
刘晓霞
历史上最著名的“空城计”，无疑是《三国演义》第95回描写的那段故事了：第一次北伐时，诸葛亮得知街亭失守，立即作好大军撤退安排，并亲引五千军到西城搬运粮草。忽然飞报司马懿率15万大军杀奔西城而来。当时，诸葛亮身边无一员大将，只有一班文官，所引五千军队，已分一半运粮草而去，城中仅剩二千五百军士，战、撤均不可能。诸葛亮镇静自若，乃命偃旗息鼓，大开城门，每一门仅用军士20人，扮作百姓，洒扫街道。诸葛亮本人则披鹤氅、戴纶巾，到城上敌楼前凭栏而坐，焚香操琴，身边仅有二小童，一捧宝剑，一执麈尾。魏军来到城下，皆不敢进。司马懿因诸葛亮平生谨慎，不曾弄险，怀疑其有埋伏，立即下令退军。诸葛亮军因此化险为夷。
可是，《三国演义》是历史小说而非史籍，它所描写的诸葛亮“空城计”，许多人认为并非史实。那么，历史上有没有“空城计”?又为何会使诸葛亮成为最著名的“空城计”的施行者呢?
一、三国时期确有“空城计”
诸葛亮所在的三国时期，史书明确记载的确发生了数次“空城计”。
据《三国志·吴书·黄盖传》记载：赤壁之战后，“武陵蛮夷反乱，攻守城邑，乃以(黄)盖领太守。时郡兵才五百人，自以不敌，因开城门，贼半入，乃击之，斩首数百，余皆奔走，尽归邑落。”吴将黄盖在武陵开城门拒敌之计与“空城计”所不同的是“贼半入，乃击之”；但因其众寡，“自以不敌，因开城门”又与“空城计”相类似。
据《三国志·蜀书·赵云传》注引《赵云别传》记载：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得知曹军积蓄军粮于北山下，遂命黄忠前往偷袭，以赵云屯兵于侧，策应黄忠。黄忠过期未还，赵云率数十骑出营迎视，正遇曹军扬兵大出。赵云且战且退，“公(曹操)军追至围，此时沔阳长张翼在云围内，翼欲闭门拒守，而云入营，更大开门，偃旗息鼓。公军疑云有伏兵，引去。云雷鼓震天，惟以戎弩于后射公军。公军惊骇，自相蹂践，堕汉水中死者甚多”。
据《三国志·吴书·朱桓传》记载：吴黄武元年(222年)，魏将曹仁欲取濡须，却佯说要攻羡溪。吴濡须都督朱桓“分兵将赴羡溪，既发，卒得仁进军拒濡须七十里间。桓遣使追还羡溪兵，兵未到而仁奄至。时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五千人，诸将业业，各有惧心。桓喻之日：‘凡两军交对，胜负在将，不在众寡。诸君闻曹仁用兵行师，孰与桓邪?……’桓因偃旗鼓，外示虚弱，以诱致仁。”曹仁以为朱桓没有防备，盲目攻城，被打得大败。
据《三国志·魏书·文聘传》注引《魏略》记载：魏黄初七年(226年)，孙权领五万众围文聘于石阳，时逢大雨，石阳城崩未治。“聘闻权到，不知所施，乃思惟莫若潜默可以疑之。乃敕城中人使不得见，又自卧舍中不起。权果疑之，语其部党日：‘北方以此人忠臣也，故委之以此郡，今我至而不动，此不有密图，必当有外救。’遂不敢攻而去。”关于此次“空城计”，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因其与本传“孙权以五万众自围聘于石阳，甚急。聘坚守不动，权住二十余日乃解去。聘追击破之”的记载有差异，故怀疑文聘敕城中人不得见，自卧舍中不起可能是当时魏人的故事传说，因而在引注这条资料后特别说明：“《魏略》此语，与本传反。”
二、诸葛亮“空城计"史载有分歧
裴松之不仅对文聘“空城计”提出了疑义，他更对所引《蜀记》所载诸葛亮“空城计”提出了驳斥。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蜀记》“郭冲三事”载：
(诸葛)亮屯于阳平，遣魏延诸军并兵东下，亮惟留万人守城。晋宣帝(司马懿)率十二万众拒亮，而与延军错道，径至前，当亮六十里所。侦候白宣帝说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与相逼，欲前赴延军。相去又远，回迹反追，势不相及，将士失色。莫知其计。亮意气自若，敕军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庵幔，又令大开四城门，扫地却洒。宣帝常谓亮持重，而猥见势弱，疑其有伏兵，于是引军北趣山。明日食时，亮谓参佐拊手大笑曰：“司马懿必谓吾怯，将有强伏，循山走矣。”候逻还白，如亮所言。宣帝后知，深以为恨。
裴松之是不相信这段记载的。他认为，考察史实，诸葛亮从来没有在阳平关拒守魏军，司马懿也没有到阳平关与诸葛亮交过战。诸葛亮初屯阳平关在蜀建兴五年(227年)，那时司马懿正以都督荆豫二州诸军事而屯于宛城，两人相距一千多里以外，当无可能进行交兵。司马懿后来对诸葛亮用兵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在蜀建兴八年与曹真等三路伐蜀，他由西城进军丹口，遇雨班师，双方并未接触；另两次是诸葛亮最后二次北伐时，他在魏境的祁山与渭南相拒，足迹亦未至阳平关。从情理分析，司马懿既举兵二十万，又知诸葛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设防持重，何至便走乎?”再者《魏延传》明说：“延每随亮出，辄欲请精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己才用之不尽也。”一向谨慎的诸葛亮尚不许魏延为“万人别统”，阳平关又是他伐魏战争的重要基地，岂可能“遣魏延诸军并兵东下，仅以轻弱自守。尤其这番话是郭冲对司马懿之子司马骏说的，而“对子毁父，理所不容”，更何来司马骏“慨然善冲之言”呢?所以，裴松之断定：“此书举引皆虚。”[1]
不能说裴松之对诸葛亮“空城计”记载的驳斥没有道理。但是，裴松之既然将这条资料选辑于《三国志》注中，就不能说它完全没有根据。
三国之后的两晋、南北朝时，有关三国的许多史料、传说被发掘出来，记载诸葛亮的资料相当丰富并且活跃。南朝刘宋人裴松之注《三国志》时，对当时的“异闻”深感“每多舛互”：有的是“纰缪显然，言不附理”；也有的“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究竟是史实还是传闻已经“判不能断”[2]了。这些情况既指整个三国史料而言，亦包括诸葛亮的资料在内。
既然那时就已经深感有些资料“判不能断”，那么裴松之的“驳斥”就仅是一家之言，对该资料采用选注，而不是淘汰的这一引注的事实，仍然表明了对该资料的重视；换句话说，即该资料所载之事还是有可能发生的。
以裴松之对诸葛亮“空城计”资料的驳斥而言，以诸葛亮不让魏延“万人别统”证明不可能派魏延率大军，就显得武断了些。因为，诸葛亮虽然因谨慎而不许魏延“万人别统”去行“子午谷奇谋”，但却是将魏延视为大将而让其多次领军出战的，如建兴八年遣魏延率军西入羌中，大破郭淮即是明证。
所以，有关诸葛亮“空城计”的记载，宁可存疑而不宜断然否定。
三、历史上有诸多“空城计”
广为传布诸葛亮“空城计”的是产生于元明时代的《三国演义》。《三国演义》的创作者，之所以要绘声绘色地描写诸葛亮“空城计”，除了要“状诸葛之智”外，想必是受到了历史上诸多“空城计”的影响。因为到此时，历史上已经发生的空城计，除前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