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澄清对简帛本《老子》的误解
作者：冯广宏
字体： 【大 中 小】
一、《老子》作者问题
在传统经典中，《老子》一书引出的争议最大。
一是撰人。著此书的究竟是不是春秋时孔子所问礼的老聃？抑或是战国时的史儋、“李耳”以及其他学者？
二是体裁。此书是一人一时的作品，还是前后延袭的多人作品？是个人原创，还是前人的格言汇编？
三是版本。自古至今，《老子》的版本最多、最杂，特别是道教人士要凑成整整的五千言，各家自行增删虚字，弄得各种本子虽然大同，却皆小异。近年出土的简帛本尽管古老，仍然存在着同样问题。究竟哪个版本最为标准？
这些聚讼纷纭的问题，撰人问题比较容易解决。本来，这从老子学派的传承，就能得知大概。先秦学术的传播，限于当时的社会物质条件，一部新著形成，到它普遍推广的时间跨度，可能要经过两三代人，那比隋唐印刷术广泛应用以后要长得多。假设这个跨度是一个世纪，那么公元前4世纪学术界开始引用或阐述的新著，其著成至少要早到公元前5世纪。诸子中最早引用《老子》话的是《庄子》和《韩非子》。据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1]的研究，著书的庄周生活时代约在公元前365至前290年，韩非约在公元前280至前233年，那么《老子》的著成则至迟在战国初的公元前460年，是显而易见的，当然更不会晚于生活在公元前480至前390年的墨翟了。再据《史记·乐毅传》，乐氏之族有“乐臣（当作巨）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这一黄老学派传授系统很明确：河上丈人—安期生—毛翕公—乐瑕公—乐巨公—盖公，共传6代，“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曹相国就是继萧何为相的曹参，在吕后时稳定皇室有功。他是公元前200年的人。假使上述师弟传授时年龄平均相差20岁，曹参上距河上丈人也该有120年，所以这位祖师就该是公元前320年战国时的人。汉代流行的《老子》版本，较早的是河上公注释本。“河上公”无疑就是这位河上丈人；既然他能够进行注释，在他前面的老师肯定还有好几代，通过一定时期的讲授，才有必要写出注本。总不会老子的书一脱稿，未经经师讲授，便有人加以注解？按照这一线索，《老子》成书时代也不能晚于墨翟。
1973年冬，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中出土两种版本的《老子》帛书，考古界称之为甲本和乙本。因该墓葬于公元前168年，而乙本书体以隶为主，而且书中的“邦”字多改为“国”，避汉高祖刘邦的讳；但并未改“盈”为“满”，改“恒”为“常”，来避惠帝刘盈和文帝刘恒的讳，所以抄写时代不会早于刘邦称帝的公元前206年，也不会晚于刘盈即位的公元前194年。甲本书体以篆为主，并不避刘邦的讳，应该是公元前206年以前所抄，但估计年代要早得多，应当就是战国时期流传的版本。甲乙本时代虽然一前一后，但篇章内容比较一致，两者都是《道经》在后，《德经》在前，与河上公留下的今本正相反，可见原著篇序本来如此。河上公的注本完全从道家观点出发，将《道经》提前，理所当然；可是后来注本将河上公篇序一律沿用至今，习称《道德经》，反而觉得帛书奇特了。不过用帛书来作为《老子》成书早于战国的证据，还显得底气不足。
1993年冬，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三种节抄《老子》的竹简，总字数约1700字。考古者根据此墓随葬品与邻近的包山二号楚墓所出近似，而按照包山墓中出土竹简上的纪年材料，可证此墓约葬于公元前316年前后，故郭店墓亦应葬于这一时期。从竹简《老子》的书体看，甲种抄写时代应该最早，大约可早至春秋晚期。但这三种楚简所抄，皆属按需摘录；由于并非全本，不仅没有篇序，连章序也很杂乱。
然而，简本《老子》的发现，那些猜测《老子》作者是战国时人的种种言论，基本上可以否定。如果那是春秋作品，则作者自非老聃莫属。因此《老子》是现存最早的私人著述，成为诸子百家著作的渊源，完全可以定论。
二、《老子》体裁问题
《史记·老子传》只说老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并未说分多少章，所以分章并非原著就已定下，而是后人的整理结果。河上公本（简称河本）开始分为81章，目前通行本均按照这一框架。古老的马王堆帛本虽然《道》后《德》前，整体上也是两篇，但其中却有分章符号，与81章的分法相同者多，仅个别有一些相异，还有几章的次序前后有变。比如河本第80、81章位于全书末尾，帛书甲乙本却放在第66章与67章之间；第24章放在21章之后、22章之前；第40章的位置与41章对调。这些变动，都是整章搬移，文字结构没有拆散，由此证明原书的体裁，本来就以章为编写单元，而不单纯以篇为单元。由此可见，河本分章尽管不能百分之百符合原著意图，但大体不差，倒能够肯定。
在简帛本发现以前，就有研究者从这种零零碎碎的体裁想到，可能《老子》不是一人一时之作。比如日本学者武内义雄1926年所著《老子原始》就认为：《老子》“是荟萃种种材料而成。”[2]他举出的理由共有5条：
1．书里重复的句子很多。如“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即重见于2、10、51章；“挫其锐，解其纷”，重见于4、56章；“塞其兑，闭其门”，重见于52、56章；“物壮则老，谓之不道，不道早已”，重见于30、55章。又“自见者不明”4句在24章，而22章仅反过来说成“不自见故明”4句，实际上是一回事。短短五千言就有那么多重复；如果是一个人的作品，便不会有。
2．全书文体不一，15、21章像赋；5、79章有的句子像铭；还有不少地方像散文。有些地方用韵，又有些不用。
3．按书中协韵规则，同一字（如“居”）在两个地方要读成两个音。一人之作就不会这样。
4．意味相同的助字，用法不统一，有任意性。
5．内容不纯为道家之言，有法家、兵家、神仙家之说，而且前后矛盾不少。
这些论点大多有根有据，符合逻辑。可是l～4条所举的情况，即使在同一个撰人的身上，并不是不能够发生；特别是一部著作（无论长短）如果撰写时间较长，那些毛病有时在所难兔。例如《史记》尽管是司马迁一人所著，语句重复、文体多样这类毛病却多的是。至于第5条所述的理由，看来不能成立，因为那时还分不出什么法家、兵家。应该说，后来的百家，都在道家的《老子》里汲取了营养。
华人学者中，也有持武内那种看法的，比如1963年刘殿爵《老子：道德经》认为：《老子》绝非成于一人之手，而是编纂之作。其文字来源驳杂，观点多样，仅仅因为使用了相同词句而被合为一书。[3]还有些观点相同的学者，则说《老子》是格言的汇集。
在他们这些论调中，最大的毛病是用现今的写作条件，来要求两千年前的古人。他们似乎没有想到历史辩证法。要知道，上古的作家手里没有纸，只有笨重的竹简或昂贵的丝帛，哪怕写上一个字也不大容易，而且写错了改起来也特别费劲。他们室内照明很差，偏于昏暗，想找点参考材料来看，条件有很大限制。尽管老子是档案馆馆长，有翻阅资讯的优先权，但成捆成卷的简帛，摊开也挺困难。我们今天哪怕写一篇短文，也要反复修改好几遍，使前后语气一贯，全无重复，让人挑不出毛病；更何况写一部传世之作，那些讲究，应当更多。但这些情况，古人不可能有。半世纪前《老子》研究者已经做过非常细致的工作，重新将全书文字整理了一遍，删除前后重复词句，移动显然累赘的文字，确实使《老子》面目一新（如陈柱、严灵峰的工作）。读到这些成果的人，也相信原来的《老子》就应该是这种样子。可是简帛本出土以后，那些工作全都白费了：原来《老子》祖本就是那么重复、累赘。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