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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郭有守其人其事
作者：陈 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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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读到一篇书摘《张大千和他的“间谍”朋友郭有守》(载《作家文摘》2006年8月22日出版第967期，原作《行走的画帝——张大千漂泊的后半生》，文欢著，花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感到该文(下同)表述的现代历史人物郭有守其人其事以及相关的重要历史人物和重要事件，与历史真实有所不符，特辨析如下。
一、郭有守是“宣布起义回到祖国”的
“郭有守”其人在40年前，也就是“文革”前夕，曾出现在《人民日报》1966年4月9日第2版。国人，特别是老北京人，一定印象很深，那爆炸性的新闻标题是：“蒋帮驻比利时‘大使馆参事’郭有守宣布起义回到祖国”。
结合《人民日报》于同年5月4日的相关报道，我们明了了如下史实——
首先，郭有守是“宣布起义回到祖国的”，而不是该文所写“木然地被‘挟持’上了飞机”。对此《一片丹心报春晖——郭有守起义前后》(作者钱雯)一文还有详细报道：
郭有守1965年圣诞节前在瑞士与中国大使馆联系时，不慎被联邦特工部门窃听了电话，立即遭到瑞士警方拘捕，后通过外交斡旋，郭有守才得到法国的中国大使馆避难。1966年4月初，在中国驻法国使馆和法国政府配合下，郭有守被护送到巴黎机场，当他正要走出候机室，只听得身后有人喊“子杰，子杰。”听声音好像是老朋友、蒋帮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席代表陈西莹。他(郭有守)恐被劫持，不敢回头，在两旁护卫的簇拥下疾步登上了飞机。
以上证实：郭有守秘密身份一经暴露，即毫不犹豫回到祖国(中国大使馆)怀抱；后来在巴黎机场，恰恰是蒋帮对郭有守欲行劫持败露，反说“被”我方“挟持”。
其次，郭有守“宣布起义回到祖国”的时间是1966年春，不是该文所言“如火如荼”的“文革”中期“1968年末”。
其三，郭有守向国内外公开发表了“宣布起义回到祖国”的《声明》，严正地坦陈爱国立场和赤子之心，以澄清讹传。
这个40年前轰动海内外的重大历史事件，其性质和过程均有清清楚楚的结论和文字记载，并不存在该文耸人听闻之说——“至今，这个事件仍扑朔迷离，令人费解”。
二、杨度加入中共是在生前的1929年
“著名历史文化人物杨度先生”——这是印在杨度的外孙、郭有守和杨云慧的幼子郭安东名片上的句子。该文对杨度前半生复杂的政治生涯作了简介后，写道：“就是这样一位有如此特殊身份的民国名人，竟在1939年时，由周恩来介绍加入共产党。在上海法租界的寓所里与夏衍等人联络，并提供国民党内的有关情报。”
其实，杨度先生的生平史要，已见之海内外诸多文献。仅笔者就收有六七种，还不包括其他书籍、资料。它们内容基本相同，并无太大抵牾。现节录《民国人物大辞典》一则：
杨度(1874—1931)生于湖南湘潭，号晳子，1894年甲午科举人，1911年10月任清廷学部副大臣，1915年8月为“筹安会六君子”首领，鼓吹帝制，袁世凯死，逃居青岛，1918年7月缉拿令撤。晚年居京、沪间，日益倾向革命，1929年秋，参加中国共产党并加入左翼自由运动大同盟，同年6月，加入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1931年9月17日病逝于上海，终年56岁。
关于杨度“一旦觉悟，可以反戈一击”的进步晚年和加入中共的准确时间，夏衍在《风雨故人情》一书中回忆：“不在一九二六、一九二七，而是一九二九年秋，从李大钊同志牺牲后，他思想上发生了很大变化，参加了中国互济会，捐了一笔可观的经费。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考察，由潘汉年同志介绍，他申请入党，经周恩来同志批准，成为中国共产党秘密党员。周恩来同志离开上海后，组织上决定由我(夏衍)与他单线联系”。“他晚年生活简朴，不挥霍，无嗜好，坚持白色恐怖下心安理得地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可以不自觉地沉沦下去，可以顿悟而来一次飞跃，杨度同志的飞跃是可贵的。”诚如其友人著文《杨晳子的晚盖》，借古人云：“彼将恶始而美终，以晚盖也”，结论“人不怕顽固，只怕顽固而不化，只要能够化，一旦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不但自己心安理得，以往的过错，也就被掩盖了”。这是对杨度一生的公正评价。
1975年，周恩来总理病重期间，还想起杨度，要让后人知道他是共产党员。
三、杨云慧随夫郭有守定居国外多年
该文说：“杨云慧一直在大陆，并未跟郭有守到国外”；又说：“在林霭的文中还有这么一段话，似乎也能说明问题：‘据说他(郭有守)的太太，奉毛泽东之命回大陆，任东北电影厂(现在的长春电影制片厂)厂长。他一天到晚说，跟太太已离了婚，因为政见不同”。
对上述来自境外的种种说法，杨云慧在生前出版的《从保皇党到秘密党员——回忆我的父亲杨度》一书中，早已把真相定格，大白于天下。现据此予以相关介绍。
杨云慧(1910—1998)，杨度之女，初为上海光华大学二年级生，喜爱影剧艺术，参加进步话剧排演，担任主角，演出后被小报曝光称：“杨度的女公子杨云慧登台演左翼话剧，由田汉导演”。杨度虑及自身肩负党的秘密重任，深感不妥，遂令女儿退学，随他习古文攻书法。杨云慧遂得以承继其父汉学功底，写得一手好字。杨云慧还受到父亲进步思想的教育和影响。有一次谈到国家大事，其父感慨地说“要想救中国，我看只有共产党来领导才能做到”。这句话铭刻在杨云慧心上，影响了她的一生。
1930年，经她二哥杨公兆博士介绍、父母同意，杨云慧与郭有守相识相恋；同年冬，在上海举办了隆重婚礼，杨度亲自主婚，教育界泰斗蔡元培证婚。婚后，她随夫回到南京，在鼓楼傅厚岗，与郭有守留法同窗好友徐悲鸿比邻而居。他们常与文艺界人士交往。杨云慧因之认识了方令儒、潘玉良等诸多文化名人。八年抗战期间，杨云慧在重庆又结识了夏衍、老舍、曹禺、凤子、吴祖光、吕恩等大批进步文化名人和影剧家，通过他们，还见到对她父亲很表尊敬的周恩来同志。在成都华西坝，杨云慧协助其夫郭有守为发展大后方的战时教育，日夜忙碌，家中如同办公室兼接待处。书法出名的杨云慧还每每应丈夫郭有守之请，“捉刀”代劳，为人题写校名、匾额等等，传为美谈。
1946年，郭有守被聘为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首任教育处处长职务，杨云慧携两儿一女随夫出国赴任。在居住巴黎期间，杨云慧先后到美国耶鲁大学和英国深造，盼望将来能有机会报效祖国。
1949年春，在英国一家电影制片厂实习导演的杨云慧，在报纸上看到北平已经解放，人民政府就要成立，上海、南京和全国解放也指日可待，便决心返回祖国。郭有守以同样的心情支持她先行回国探亲，迅速为她办妥一切手续。她飞抵香港启德机场，受到多年书信不断的好友吕恩、吴祖光等欢迎，并接至家中下榻。不久，由中共驻香港办事处安排，杨云慧与蔡楚生、罗静予、黎莉莉、高士其等一大批影剧名家同船，辗转回到久别的北京；次日，即出席在北京饭店的茶话会。杨云慧回忆道：“在茶话会上，周总理一见到我就热情地走过来和我握手说：‘你回来了，来得正好，你的大哥杨公庶参加和平谈判代表团，刚刚来过，现在回上海去了。’又让服务员拿来两杯酒，一杯交给我，他自己首先举杯说：‘让我们向杨晳子先生致敬!’还说：‘你以后有什么事，来找我好了’”。杨云慧感到周总理对她父亲很尊重。后来，她从章士钊处得知，毛泽东曾亲口对章士钊讲，杨度是周总理介绍的秘密党员。杨云慧第一次回国，就在中央电影局艺术处工作。郭有守一再来信，叫她快回巴黎。杨云慧写道：“他的信中也表示有意回国来参加工作。我就拿了信去和郭有守的老友许德珩先生商量。经许先生和有关方面谈了以后，领导上认为郭有守目前在巴黎的工作条件很好，可以继续留在那儿为国效力，暂时不必回来。”1950年4月，杨云慧带着组织布置的任务，以出国接回在英国求学的三个儿女为由，第二次出国回到巴黎的郭有守身边，顺利办妥郭有守为党工作的关系；后又以到英国照顾三个子女念书为由，继续在英国实习电影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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