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杜宇“移治郫邑，或治瞿上”考论
作者：李绍先
字体： 【大 中 小】
古文献关于历代古蜀王都邑的记载太少，且语焉不详。对杜宇王的都邑，扬雄《蜀王本纪》、来敏《本蜀论》诸家记述均未提及，独晋代常璩《华阳国志·蜀志》云：
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宇悦之，纳以为妃。移治郫邑，或治瞿上。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
由于古蜀历史太多的神化色彩，加之后世对古文献诠释殊异，因此“郫邑”、“瞿上”究竟在哪里？如何理解杜宇“移治郫邑”？学术界至今仍各执一辞。本文拟就杜宇“移治郫邑，或治瞿上”记述，粗略考论如次。
一、杜宇“王蜀”
扬雄《蜀王本纪》记载杜宇来源：
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
《华阳国志》、《本蜀论》的记述同中有异。汉代朱提属犍为郡，在今滇北昭通一带，“从天堕，止朱提”，表明杜宇部落是从昭通北进来到成都平原的。朱提古为濮（僰）人居地，杜宇极可能就是古濮人部落首领。春秋时期，滇北川南，系强楚势力所及，楚国很早就在中原文化系列中发展着自己的农业文明，这才有杜宇部落来到蜀地后“教民务农”之说。而当时古蜀族，正由川西北向东南成都平原推进，社会经济还处在由“渔猎”向农耕社会的过渡中。所以，杜宇对古代四川农业发展的贡献是可以肯定的。《华阳国志·蜀志》说：
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巴亦化其教而力农务，迄今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
杜宇是如何取代鱼凫氏的？至今仍是一个谜。《蜀王本纪》记载：“鱼凫王田于湔山，得仙（去），今庙祀于湔。”段渝先生参证古文献和考古资料提出了“鱼凫被逐”一说，认为所谓“田于湔山”，与古籍“天子狩于某”、“王者狩于某”，都是史家为王者避讳之辞，“实指王者遇难或逃亡”，“也就是说鱼凫氏失国后由湔山隐入了岷山（汶山）山区”。[1]
鱼凫氏因何被逐？刘少匆先生《三星堆文化探秘》一书认为：
鱼凫氏的“仙去”，与杜宇无关，是被土著人赶走的。……从岷山而下的蜀族，为了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与当地的土著，是会不断发生战争的。……鱼凫氏在湔江立住脚，一定会侵略周围的土著，也必然遇到土著人的坚决反抗。他们虽然比土著人先进，但是正如《蜀王本纪》所指出的，“时蜀民稀少”，他们人数不多，在成都平原上，多数是土著人。于是，他们又一次被赶走，也就是“仙去”。
据已故蒙文通先生考证，战国时期的巴蜀地区，至少还“有百多个小诸侯存在”。[2]古蜀国时期的成都平原绝非仅有一个或几个古族与部落，而是很多。所以，来自西北岷山的古蜀族进入成都平原后，与土著势力发生冲突，进而被“驱逐”，是完全有可能的。
但我们不赞同鱼凫国破“与杜宇无关”的说法。古巴蜀地区为古濮人聚居地，蒙默先生认为，《华阳国志》记在巴蜀地区的十一个古族，除“共人”可能是越人外，其余十个都属“百濮”系列的支系或异称。[3]徐中舒先生《论巴蜀文化》一书则指出“江源女子朱利与望帝，是两个互通婚姻的半部落或胞族”[4]。笔者注意到前引《蜀王本纪》、《华阳国志》记杜宇王蜀，都特别强调了杜宇氏入蜀之后与梁氏女“为妃”、“为妻”的关系。众所周知，常氏修史，一副正经史家面孔，“秉子不语怪力乱神之训”[5]而合约八家，参伍其说，对《蜀王本纪》多有删削，但是他相信并保留了扬雄关于杜宇氏与江源梁氏的婚姻记述。所以，笔者认为，杜宇王蜀真相应该是：杜宇借助婚姻关系，在江源梁氏支持下，利用鱼凫氏出兵伐商之机，将其驱逐，取而代之，成了华阳蜀地的新主人。
二、释“或”
蔡梦弼《成都论》说鱼凫王的都邑在“瞿上”，杜宇王蜀“移治郫邑，或治瞿上”。两宋迄今，文人学者多在考证“郫邑”、“瞿上”地望，讨论二者时代上孰先孰后问题，而对“或治瞿上”之本义鲜有考求。
“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6]，并没有进入成都平原立国。然而，柏灌氏、鱼凫氏这两支以鸟为族名的部落则已进入成都平原，并通过不断的战争逐渐形成了统一的奴隶制王国。学术界认为三星堆乃是鱼凫文化之厚积，也有柏灌氏文化成分。成都平原土著势力固然不可以小视，然而，经营了数百年的“鱼凫王朝”也不可能在一场宫廷政变之后就被彻底消灭。所以，杜宇王蜀都城仍然在“瞿上”。考释“或治瞿上”本义，一切便可以昭然若揭。
东汉许慎《说文》解“或”、“国”二字：
或：邦也，从口从戈以守一。一，地也；域、或又从土。
国：邦也，从口从或。
南唐徐锴《说文解字系传》：
国，邦也，从口或声。口，其城境也，或亦域字。
古文字学家释“或”、“国”为“邦”，系因甲骨文“邦”字从“禾”从“田”，本义为圈划一定范围供人们耕作的氏族公社组织。故段注《说文》：
盖或，国在周时为古今字，古文只有或字，既乃复制国字。以凡人各有所守，皆得谓之或，……而封建日广，以为凡人所守之或字，未足尽之，乃又加口而为国。[7]
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在《释中国》一文里指出：“古文字的或、国、邑三个字的构形有着密切的联系，故《说文》既训或与国为邦，又训邑为国。”至于西周初期《何尊》铭文中的“中或”一词，则应视为“中国”称谓之最早出现者。
上古时代的国家，多无确定的疆域，多只以类似城邑的据点，冠以国名。最早的“国”，实际上只是本族人聚居的城邑据点而已，和“鄙野”是对立的。一般而言，本族人是以本部落成员为主体，也吸收了远系的兄弟子孙部落，即所谓“家邦”。《周礼·注》曰：“大曰邦，小曰国。”故而初以“或”表示国家，后来“封建日广”，“乃又加口而为国”。或文字“或”到“国”的演进，应有一个历史过程，这与国家产生的历史是完全一致的。
三、也说“移治郫邑”
三星堆遗址第二、三期出土有很多鸟头陶器，特别是器物坑出土“金杖”精工雕刻的鱼和鸟图案，学术界一般都认为系古蜀鱼凫氏的遗物，鱼凫氏“瞿上”故都就在三星堆。杜宇王都何在？“或治瞿上”，其实已明言杜宇氏的国家仍然在“瞿上”。三星堆第四期杜宇时代的大量文化遗存以及杜宇氏仍以鸟为姓氏，可以证明。
既如上述，则杜宇氏“移治郫邑”似应作如下解说。
1.“移治郫邑”是杜宇氏“王蜀”之标志
杜宇部落进入成都平原之后，通过政治联姻，在梁氏集团支持下，迅速扩张势力，进而夺取古蜀王权。“移治郫邑”即从江源，今崇州市一带进入鱼凫氏的统治区域。笔者认为“郫”系泛指而非确指。[8]前者杜宇氏“移治郫邑”，后者鳖灵氏“随江水上至郫”，均如是解。《蜀王本纪》说“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扬雄家族入蜀定居，《汉书》本传谓：“……溯江上，处岷山之阳，曰郫。”“郫”泛指岷山以南的广大地区。
“邑”字甲骨、金文多见，从口，作安居之形，许慎《说文》释为“国也”，但“邑”与“国（都）”是有本质区别的。徐中舒先生认为：
邑原是农村公社的聚落，它的特征就是版筑的短垣，或相当于四井大小的即二平方里的聚落。……都的出现较邑为晚，故其字从邑，者声。《周礼·小司徒》于井、邑、丘、甸之下，还有“四甸为县，四县为都”的编制。[9]
所以，《资治通鉴·音注》云：“郫，即卑邑也。”总之，“移治郫邑”之本义是指杜宇氏从江源进入成都平原卑洼之地，营建居邑，控制了鱼凫氏统治区域，是其“王蜀”之标志。“郫邑”就是“卑邑”，杜宇的国家（政治中心）仍然在“瞿上”。这样看来，“迁都”之说纯系子虚乌有；将“或治瞿上”之“或”释为“与此同时”[10]，当是语言文字上的以今度古，望文生义。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