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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说洞经古乐源流
作者：侯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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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经古乐是中国民间音乐文化遗产之一、中国古代音乐的“活化石”。洞经古乐发祥于四川，起源于古蜀氐羌祭祀音乐，自唐代开始流行，南宋时四川梓潼七曲山则用于演唱《文昌大洞仙经》，因而得名“洞经音乐”。其曲调优美、清新、舒展、飘逸，民间誉为“人间仙乐”。
一、洞经古乐的源头
古蜀西北边境的岷江上游地区，自古就是古蜀氐羌人生息繁衍之地。古蜀氐羌人笃信鬼神。因此，他们居住的地区是中国古代神话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这些神话，虚构了一个以古昆仑山为中心，以西王母和天帝（黄帝）为代表的虚无缥缈的“神仙之都”。古蜀氐羌人认为，人与神是可以相通的，但必须由巫觋引导，通过天彭门登上昆仑山才能实现。昆仑山成为人们“登天”的天梯。西汉扬雄《蜀记》说：“李冰以秦为蜀守，谓汶山为天彭阙，号曰天彭门，云亡者悉过其中，鬼神精灵数见。”据民国《汶川县志》记载，古天彭门，即今汶川县漩口与映秀交界处的“白云顶和狮子岗两山相对的虚谷岩，古称天彭阙，岷江从岩下通过”。
据一些历史学家考证，古昆仑山就是今四川与甘肃边境交界处的岷山山脉，有的还认为亦包括今四川北部的龙门山脉和西部的邛崃山脉。成书于战国秦汉间的《山海经》说，古蜀西部的大山统称为岷山，即“西山皆岷”。西汉孔安国《尚书孔氏传》说：“蜀以山近（岷）江源者通为岷山，连峰接岫，重叠险阻，不详远近。青城天彭诸山之所环绕，皆古之岷山，青城乃其第一峰也。”传说黄帝的儿子青阳降居（岷）江水，成为后来的商人的祖先。他收“都广之野”的素女为侍女。宋虞明《古琴疏》说，“素女播都广之琴，温风冬飘，素雪夏寒，鸾鸟自鸣，凤鸟自舞，灵寿自花”。都广之野，即今成都平原。当时古蜀氐羌人认为，“都广之野”是天地的中心。素女所弹奏的“都广之琴”，应该就是古蜀氐羌人的巫觋音乐。
东汉末，中国道教创立时，张陵在青城山“夺二十四治”，“斥其鬼众，与之为誓”（葛洪：《神仙传》）。所谓“鬼众”，就是当时居住于青城山及其周边地区的信奉“鬼神”的古蜀氐羌人。张陵为了笼络当地氐羌人而大量吸纳氐羌巫教的仪规活动内容并加以发展，形成了道教早期派别——天师道。《后汉书·董卓传》注引《（汉）献帝起居注》说，汉献帝的近臣“李（傕）性喜鬼神左道之术，常有道人及女巫歌讴击鼓下神”。早期道教做“涂炭斋”法事时，道士“黄土泥面”，使用氐羌巫乐“解奏之曲”，为民间驱邪避鬼。直到唐代，道教作法事时，道士仍然“驱傩击鼓吹长笛，瘦鬼染面惟齿白”。
二、《文昌大洞仙经》的谈演
四川梓潼县七曲山是中国古代“梓潼神”信仰的发祥地。从唐初开始，中国道教便把四川梓潼神纳入神仙谱系。唐开元年间，西凉节度使杨敬述向唐玄宗献《婆罗门曲》。唐玄宗根据四川洞经古乐《五梨花》曲调，将《婆罗门曲》改编润色，并制作歌词，改名为《霓裳羽衣曲》。其舞、乐和服饰，都着力描绘道教虚无缥缈的神仙境界和仙女形象，风行一时。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惊破霓裳羽衣曲”。次年，唐玄宗逃难四川，夜宿梓潼七曲山，梦见梓潼神前来拜见，并对他说，他不久就会回长安。唐玄宗醒来，听见夜雨击打着古柏，风摇动着檐铃，便再也睡不着了。不久唐玄宗从成都回长安途中，路过梓潼七曲山，便封梓潼神为“左丞相”。晚唐僖宗逃难四川，又封梓潼神为“济顺王”。宋真宗赵恒笃信道教，加封梓潼神为“英显王”。元仁宗延祐三年（1316年），仁宗加封梓潼神为“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并令全国所有学校修建文昌庙，供奉“文昌帝君”。四川梓潼七曲山文昌帝君遂成为文章、学问、科举考试的守护神。
中国民间早有文昌六星信仰习俗。文昌六星，又名文曲星、文星，共有六颗星。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天上的文曲星是主功名、禄位的神灵。中国民间有“魁（奎）星点斗”之说，意思是说读书人被魁星的神笔点中，在科举考试中金榜题名。因为文昌六星在北斗魁星之前，中国民间认为读书人考取了功名，即为“魁星点斗”。旧时，文曲星为读书人普遍崇祀，以为可保功名。自元仁宗加封四川梓潼神为“文昌帝君”后，中国古代的文昌六星信仰便与四川梓潼文昌帝君信仰合而为一，统称“文昌帝君”了。
南宋孝宗年间（1163—l189年），今四川蓬溪县赤城山玉虚台道士刘安胜，根据梓潼文昌帝君得道成仙的传奇经历编著成《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五卷，并由梓潼七曲山文昌大庙刻板印行。《文昌大洞仙经》以劝善戒恶、济生度死、消灾祛邪、延年益寿为主要内容，宗旨是宣传“修身”、“养生”之道。在崇祀文昌帝君的活动中，“谈演”《文昌大洞仙经》是梓潼七曲山文昌祭祀的一项非常隆重而庄严的宗教仪式。所谓“谈演”，就是演唱或演奏，也称“谈经”。其表现形式，包括“讲”、“读”、“谈诵”等主要表演方式。它以音乐配合《文昌大洞仙经》的诗章、赞颂、谒语之类的歌唱(叫做“经腔”)，歌唱时又以乐器伴奏，是唱奏结合的一种形式，拥有不同的曲牌。“谈演”《文昌大洞仙经》的经腔和曲牌，主要来自民间祭祀音乐，即现在的洞经音乐。
四川民间祭祀音乐在被称为“洞经音乐”之前，南宋时期还称为“檀炽钧音”。南宋乾道四年（1168年）的四川梓潼七曲山道教经典《文昌大洞仙经》刻本，多次提到道教音乐“檀炽钧音”。《文昌大洞仙经》是一种散韵结合的说唱体裁，经文提示中注有“念、诵、说、啸咏、齐声喧咏”等字句，还有轻声咏唱，放声歌唱，高声合唱及器乐伴奏。元代蜀人卫琪注《文昌大洞仙经》一书卷首，绘有一幅《苍胡颉宝檀炽钧音之图》。图的正中，绘一闪光的圆物，即道经所说的玉皇之气结成的“苍胡颉宝”；圆物的周围绘有笛、萧、钟、鼓、琴、笙、埙、铃、石磬、座磬、引磬、阮咸、拍板、云锣、铜钹、腰鼓、曲颈琵琶等乐器，共十七种二十八件套。这个“檀炽钧音”图表明，由这些乐器所演奏的乐曲是天上才有的美妙音乐，也证明“洞经音乐”的名称是伴随着《文昌大洞仙经》的产生而产生的。
中国道教音乐按其风格流派划分，可以分为静坛音乐和行坛音乐。静坛音乐只在道教宫观内部作道场法事时使用，由出家道士掌握，宗教气氛浓厚，曲调典雅肃穆。而行坛音乐是在广阔的民间作道场法事时使用的音乐，由居家的民间道士掌握，民间色彩明显，世俗气息浓郁，保持着比较原始的、以驱邪避鬼为主要内容的巫乐色彩。四川民间的居家道士，俗称“火居道士”。他们可以结婚生子，可以吃荤腥饮食，平时进行农事活动，需要做道场法事时则穿上法衣，使用法器和乐器，演奏洞经音乐。由于道教的行坛音乐曲调主要来自民间，活泼明快，风格多样，因而曲牌数量最多，流传最广，几乎遍及中国西南地区各个民族之中。
汉唐时期，四川民间音乐活动非常繁盛，道教的行坛道乐乐曲更是风行其间。唐女诗人薛涛《试新服裁制初成》诗写道：“长裙本是上清仪，曾逐群仙把玉芝。每到宫中歌舞会，折腰齐唱步虚词。”“步虚”韵词就是“上清派”道乐，也是著名的“洞经音乐”曲牌之一。唐末战乱不已，但当时的成都相对安定，加上前后蜀皇帝王建和孟昶醉心于道教音乐，宫廷曼舞轻歌，日以继夜。唐末，道士杜光庭于中和元年（881年），跟随唐僖宗避难入蜀，后事前蜀皇帝王建，封上柱国蔡国公，赐道号“广成先生”。杜光庭晚年居青城山，规范道教音乐，建立道教音乐仪规，创建以其道号命名的“广成韵”，也称“南韵”。“南韵”所包括的道教乐曲，主要是四川民间“火居道士”在民间道场作法事时使用的韵曲，即后来所称的“洞经音乐”。“广成韵”曲广纳兼容了各种音乐素材，包括道教静坛音乐中的一些韵曲，如《步虚》、《仙家乐》等；中国儒教诗礼之乐，如《儒林士子腔》等；佛教音乐如《普安咒》等；民间音乐如《瑞雪飞》、《朝天子》等。可以说道教行坛音乐广蓄兼容，博采众长，是中国古代音乐中最亮丽的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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