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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选唐诗无杜诗现象补说
作者：邱 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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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存唐人选唐诗十种选本中，除韦庄《又玄集》选了杜甫7首诗外，其余选本均不选杜诗。杜诗在众多唐人选诗的版本中落选，究竟是选家有意之举，还是客观原因所致？
对此，傅璇琮先生认为，殷璠所编《河岳英灵集》不选杜诗是由客观条件造成的：一是杜甫那时刚进诗坛不久，二是当时的交通条件，使僻居江东丹阳的殷璠，不能及时得到困居长安的杜甫诗歌创作的信息。[1]杨胜宽先生则认为，主要是杜诗的内容和艺术风格与殷璠的选诗标准相异而致其落选。[2]
其实，从表面看，唐人选诗的其它版本也有“知而不选”和“不知而不选”两种情况。
“知而不选”直接涉及到杜甫诗歌在唐代的接受状况。杜甫的诗歌才华并不为当时的诗坛所认同，甚至在他去世后，虽得到樊晃、元稹、白居易、韩愈等的极高评价，却并未扭转他在诗坛不被重视的命运。直到宋代，特别是经由江西诗派的大力提倡后，杜甫作为诗坛巨匠和人格典范的地位才得到确立。诗歌的审美趣味，从唐到宋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那么，杜甫在唐代受冷落，而在宋代“被发现”，是否真的由于杜甫的诗歌与唐代选诗家的趣味相左？
“不知而不选”，如傅璇琮先生提出的道路交通问题等，均可能导致杜甫的诗歌不为当时的选家所知而未能入选。这就关涉到杜诗的传播问题。
诗歌的传播，是诗歌在创作完成后得到社会认可的必须环节，唐代有许多诗歌传播上独辟蹊径成功经营的事例，如陈子昂从“初入京，不为人知”到“一日之内，声华溢郡”，就在于他以百万高价购得胡琴，却又当众摔碎，所谓“此贱工之伎，岂宜留心？”接着将自己的诗稿“遍赠会者”，以此表明自己的诗歌远比胡琴更有价值。[3]
诗作必赖传而得广，诗名必赖传而得彰，然后才有机会赢得诗歌选家的注意。杜甫的诗歌，在传播的环节上是否存在什么问题，而造成他在同时代人的诗选中落选了呢？
一、杜诗内容：非大众化而受传播局限
杜甫诗歌是“史”，既是社会史，也是他自己的生活心灵史。杜诗几可作为他人生经历的记录来读，但这也造成他诗歌传播的一点小小的障碍。
1.自我抒情的强化与传播中的问题
诗歌中有明月高楼、征夫思妇的写作抒情传统。这种传统可以追溯到《诗经》中的风诗，及到《古诗十九首》更以发扬光大，成为后世文学不断复现的一个写作母题。这一母题激起的是一种普遍化的、大众化的人类情感。但在杜诗那里，这种情感却被自我抒情化所替代了。
杜甫《月夜》一诗，就突破传统的代言体抒情范式，直接将自己的真实情感表白出来：“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虽是熟悉的明月当空的场景，但诗歌中相互思念的人，不再是不知姓名的男女，而是作者和他在鄜州的妻子。诗歌从代大众言到抒一己之情，受众从公众变为了作者自己。当时普遍意义上的公众，对于这类抒发私人情感的诗歌不一定感兴趣。
杜甫那些为后世称道的忧国忧民的诗歌，很多也是抒发强烈的自我情绪。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便记录杜甫流寓蜀地时的一次不幸经历：白天屋顶茅草被顽童偷走，夜晚遇上大雨，屋子漏得无法安睡。不过生活的不幸最后却激起杜甫为天下寒士祈福的呼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这种记录自我生活思想状况的诗歌，在唐代并非大众热衷的话题。只是到了宋代，这种舍我精神才得到无尚的崇敬与赞誉。王安石在《杜甫画像》一诗中就赞美杜甫“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飕飕。”[4]宋人逐渐在杜甫的诗歌中读到越来越多的深沉而博大的情感，逐渐在杜甫身上发掘到一种清晰的儒家精神，一种为苍生请命，胸怀天下的博大精神。杜甫的人格境界正是宋人追求的典范。于是，经由宋人的整理提升后，杜甫式的个人化抒情遂与宋人的精神追求相符合，成为一种普遍意义上的情感。于是个人化抒情反过来担当起为大众“代言”的功能。宋人认为杜甫诗歌很好地表达了他们爱国为民的情怀，这样一来，杜甫诗歌的“受众”便扩大了。就像文天祥所说的“余坐幽燕狱中，无所为，诵杜诗稍习。……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5]爱国名将宗泽临终前长吟杜甫《蜀相》中的“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句，以此抒发自己报国无门的深沉忧愤；李纲在决心以死报国之际，书杜诗赠友，“以激其气”。爱国名士选择杜诗做生命的表白，可见杜甫在他们心中的地位。至此，杜诗表达的精神理想才超越了自我抒情的局限，作为众多有共同理想追求的人们的集体声音。
2.“实录”倾向与传播中的问题
杜甫在诗歌中记录生活经历和心灵历程，有的诗歌还像一篇篇日记，记录了作者最真实的状况。
例如在夔州期间，杜甫写了10首“咏雨”诗。夔州地处三峡，本多雨。杜甫记录了所见的朝雨、暮雨、卒暴之雨、可喜之雨，有的纯记雨景，有的以雨起兴，反映了他夔州生活的一个侧面。
从艺术的角度而言，这些诗歌没有多少光彩：反复记录了与雨相关的云、风、雷等物象；在典故方面也多用“朝云暮雨”的典故；抒发的或是因雨带来凉爽的快意，或是思乡之情，或是引发的对时事的感慨。然而我们不必于此以苛求。正如杜甫《雨二首》（其二）所说，“留滞一老翁，书时记朝夕”。作者其实已言明自己写雨是“记朝夕”，就像写日记一样，既打发时间又充当“备忘录”，所以才不惮重复，无需理会艺术技巧问题和受众的反应，其仅为自娱而已。当然，这些诗歌也就难以进入传播渠道了。
杨义先生还提出杜甫“诗史思维自传化”的问题：“《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则在峻急的时事感怀中带上悲怆的自传性”；“《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就是诗人对‘旅食京华’的辛酸阅历几无隐讳的自陈”；“晚年写于夔州的《壮游》，几乎囊括了诗人50余岁的行踪与心迹，实在称得上清人浦起龙之所谓‘是自为列传也’”。[6]杜甫这些倾向于实录自己生活与心灵的作品，今天成为我们接近诗人伟大灵魂最为直接的窗口，但当时却不见得能够激发起受众的阅读兴趣；因为杜甫当时只是一个没什么名气的小诗人罢了。
二、杜诗形式：不合乐而致传播局限
在唐代，诗歌的传播渠道非常丰富，我们今天最常见的文本只是其中的形式之一。古代诗歌的传播与音乐、绘画、书法、传奇、俗讲、变文等均有密切的联系。
尤可注意的是诗歌与音乐之间的关系。诗歌与音乐在上古本为一体。诗歌有着与生俱来的音乐性。唐诗中特别是近体律绝中，有许多被谱曲歌唱，甚至有的就是依曲调而作的，如《宫中行乐词》、《清平调》、《凉州词》等。
唐朝在艺术上兼容并包、开源合流的宏大气度，使其艺术上呈现百花齐放的盛世景观。唐代的诗与乐都极为发达，诗与乐在艺术上的结合更促成彼此的发展。诗歌之于音乐，音乐之于诗歌，在传播上也相互促进。唐代许多大诗人借助音乐彰显其才。李白的《清平调》三首直接入乐，得到玄宗欣赏；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成为送别友人诗的必唱之词；而“旗亭赌唱”更表现了唐代诗人希望自己的诗入乐，从而被广为传唱的强烈愿望。
在音乐异常发达的唐代，音乐作为艺术传播的重要手段，诗入乐则多了接触民间、接触大众的机会，也多了引起当时诗歌选家注意的机会。
唐代的诗歌大家，很多都是诗乐结合的行家里手，其中尤其以李白、王维最为突出。吴相洲先生在他的《唐诗创作与歌诗传唱关系研究》一书中列举了李白创作中使用过的几十个乐府名，认为都是可以入乐歌唱的，如《乌夜啼》、《杨叛儿》、《采莲曲》等等。[7]王维也有许多歌诗作品，任半塘、王昆吾《声诗集》就收录了他20首作品，如《渭城曲》、《伊州歌》、《簇拍相府莲》等等。[8]
至于杜甫，吴相洲先生在上书中指出：“目前记录杜甫歌诗创作的材料不多，是他本来很少作这样的歌诗呢？还是另有其它方面的原因？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9]就现有材料显示，杜甫诗歌与音乐的关系并不密切，于是，杜诗在传播中能借助到音乐之力的事例也就不会太多。
到了宋代，随着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文本逐渐显示出它在传播中的巨大优势。加上词的勃兴，词与音乐的关系十分密切，而诗歌与音乐的关系却逐渐淡了下来。诗作为文本的意义得到强化，其诉诸视觉与思考的成分增多了。于是杜诗与音乐关系不密切的劣势也便显得不重要了，杜诗作为独立文本意义遂得到凸显，宋儒们也就更重视从文本中去发掘杜诗蕴涵的人格精神。这也许是杜诗在宋代得到广泛传播的原因之一吧！
今天，杜甫在我们的文化史上已经成为诗歌艺术和人格精神的典范，但他在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在诗歌如此发达的那个国度，却曾经受到湮没不彰的命运。这有各方面的复杂因素，本文略及的传播上原因也是他诗名不显的原因之一；但是到了宋代，却或多或少地转为促其诗歌传播的因素，实为可叹！
注释：
[1]傅璇琮、李珍华·河岳英灵集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92。
[2]杨胜宽.从《河岳英灵集》不选杜诗说到殷璠的选诗标准〔J〕，杜甫研究学刊，1994（1）。
[3]计有功·唐诗纪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p102。
[4]王安石.王安石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p410。
[5]文天祥.文山先生全集〔M〕.四部丛刊本。
[6]杨义.杜甫的诗史思维〔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0（2）。
[7][8][9]吴相洲.唐诗创作与歌诗传唱关系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p204，p212，p203。
作者：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
2004级古代文学唐宋文学方向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