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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科举制的废除与知识分子的出路
作者：王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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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的成果之一，是废除了在中国存在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科举制的废除，给清末社会带来了一种奇特的现象：这就是士大夫阶级没有了，而读书人依然存在。没有科举制的牵引，他们与为官为绅再也没有必然的联系，知识阶层[1]从社会中心走向边缘，社会地位尤其是政治地位急剧下降。他们身份和地位的变化，对清末民初的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知识阶层的社会地位
尤其是政治地位的急剧下降
科举制是中国古代实施时间最长的一种官吏选拔考试制度。近代中国社会面临深刻的危机，尤其是甲午战败及后来与列强一系列交锋遭挫后，朝野人士开始反思中国的政治—军事制度，认为是科举制度阻碍了中国进步。一般而言，战败多往军事及其相关方面寻找原因，而那时国人却因打败仗而反思教育的失败。人们对这一制度的批评渐趋激烈，革废之议见诸章奏者，比比皆是。在人们的急躁情绪中，1905年，清廷接受袁世凯、张之洞等人的吁请，停罢科举。至此，隋唐以来在中国实行了千余年的科举制度最终被废除。
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以有知识有文化的士大夫为中心的四民社会，在士农工商四大阶级的等级分层中，士大夫阶级是社会的中心。古代社会通过科举制度从社会中选拔精英，保证了等级间的有序流动，也维持了社会秩序的整合和稳定。士大夫阶级是国家和社会相互联系的中枢和纽带。他们在朝为官，在野为绅，在乡为地主，是道统和政统的统一。以士大夫阶级为中心，古代中国的社会和国家浑然一体，表现出有机的整合。
近代，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经济政治状况的改变，四民社会在逐渐地解体。随着乡村经济的解体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对金钱的崇拜代替了身份的崇拜，士大夫阶层发生分化，地位逐渐滑坡；但作为一个阶层被彻底颠覆，从根本上消灭其再生机制的则是于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科举制废除后的文人群体，已不再居于社会的中心地位，“他们不仅疏离了国家，也游离了社会，成为无所依附的自由漂浮者”。[2]
科举既废，一千多年来中国读书人的最重要的进身之路便被断绝，他们该怎么办？年轻的或可进新学堂，转变快的知道出洋留学；但那些已到中年不宜再进学堂而又无力出洋留学者，该怎样应对这一社会变动呢？山西举人刘大鹏发现许多读书人因此失馆，又“无他业可为，竟有仰屋而叹无米为炊者”。他不仅慨叹道：“嗟乎！士为四民之首，坐失其业，谋生无术，生当此时，将如之何”？[3]士绅阶层遇上了从未有过的无比严重的生存危机。
在标榜革新的时代里，守旧绅士自然是在淘汰之列，但愿意图新的知识分子也难遂愿。改革后的新教育体制培养出的已是在社会上“自由浮动”的知识分子，他们不得不在有限的社会空间另谋生路。随着新式学堂和留学热潮的出现，大量新式知识分子崛起。一方面，从数量上看，知识阶层的供给超过需要。动乱的社会状态与尚在缓慢发展的民族资本主义，不能将这部分人尽量吸收到生产组织中。从质量上看，科举是在“学堂成效未有验”时突然被破除的。“旧制既去，新制尚不起多大作用，全国教育乃成一锅夹生饭”。新学堂确实培养了不少“新人物”，却未必养成多少“新学人”。[4]科举既废，学堂又不能培养出人才，读书人“无用”的潜台词就呼之欲出了。
而读书人“又不能不谋自存之道”，“于是无问其所学为工、为农、为商、为理、为文、为法政，乃如万派奔流以向政治谋自存之一途，仰面而求人讨无聊之生活。”[5]
尽管一些知识分子可以凭一技之长谋得一官半职，但多数人已被疏离在政治权力之外。民国时期于右任曾对冯玉祥感叹说：“在中国，只有在要做对联、祭文、通电时，才想到文人，平时哪个把他们瞧在眼里”[6]。寥寥数语，道尽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尴尬和无奈。近代以来的无序和失范的政治状况，也不能使参与政权的知识分子得到应有的尊严，有时这些文人不得不极为卑微地将自己异化。如袁世凯幕下有几千人之多，他要求幕下无条件执行其命令，贯彻其意志；对推荐而来的士人，他每月只给坐薪十金，置之闲散，并将此称之为“豢豚”。军阀割据时代，军阀喜用从人格上完全附庸于己，仰己鼻息而生存的读书人；真正具有独立人格的优秀的读书人是无政治出路的。
知识分子本属社会的精英阶层，而传统中国社会的知识分子却没有获得与之相称的社会定位。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和获得的尊重主要来源于他们在政治权力中的位置。随着在实践上保证知识阶层作为社会精英受到政府重用、受到社会普遍尊重的科举制度的废除，受这一制度维系的对知识阶层的作用、价值及地位积极认同的一切也必然随之而去。当他们被逐出政治中心后，却没相应的社会地位体现其精英价值，又从哪里获得尊重和认同呢？当知识分子已无尊严之时，又怎能苛求知识分子必须担当正人心、兴太平的责任和使命呢?民国之后，思想守旧者只知愁怨牢骚，不复为社会尽力；图新者又大多卷入政治旋涡，奔走于达官武夫之侧，余暇且放浪形骸，纵情歌舞，遑论知新后学。士习不端，虽改行政，求西学，皆当无益于社会也。由此而见，晚清社会风气的每况愈下、政坛道德的败坏应与此有关。
二、与读书人的社会角色边缘化
相伴随的是军人地位的扶摇直上
科举的废止，使一部分无钱无势的知识分子改而投笔从戎。1905年前后，清政府的新军编练正好进入高潮。全国36镇的庞大编练计划，约需军官总数在3万人以上。新军有如此多的官职位置需要人，加上新军军官的薪俸又颇为可观，无疑对那些急于寻找新的进身之路的读书人有很强的诱惑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20世纪初年后，中国社会掀起了一股秀才从军热，大批有文化的青年涌入新军。随着社会上对尚武精神的提倡和政府对军事职业政策性的倾斜，通过行伍入仕比别的职业有更大的价值。
尽管大批有文化的读书人参军，对中国军事近代化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短期内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注入进活力，但紧随着文人角色边缘化和知识阶层政治地位的下降，却将近代中国带入一个巨大的历史困境，为民国初年军阀集团的兴起大开方便之门。科举制下，统治者提倡“文治”，中国社会出现“文疆武界”现象，文武之间具有一条严重偏斜而又深不可逾的鸿沟。在这种制度下，军人是较难秉政的。随着科举制的废弃，“以文治武”的政治规则失去了约束力。“陛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格局亦难以为继。“陛下与军人休戚相依”，活跃在民初政坛上的主要是军人政治家。据学者统计，1914年，全国22个行省的都督职位，有15个被军阀窃据，以“士绅”身份登进者，仅有5人；1917年全国各省的民政长官省长，也大多由军阀出身的督军兼任。[7]军阀政治将文人挤出了权力场的中心。近代军阀政治的出现自然有多种原因，但在没有找到维系文官统治政治功能的替代物的情况下废除科举制，则显然为近代军阀政治的形成起到催化作用。国家对所有军官任职资格的考试权、审查权的放弃，对政府而言不仅意味着失去其维系军官的纽带，还意味着政府中枢失去对他们的调控；对军人而言，能否进入社会上层，已不需要国家的认可，而是需依靠自己的老师、学生、同乡等关系的牵引。这时的军队，大多已不属于国家；军人也没有军队应当国家化的概念。结果造就出一代乃至数代具有不同政治背景的军人和军事集团，为军人参政、执政打开方便之门。林立的军阀走上穷兵黩武之路，给民初的中国社会带来深重的灾难。
三、日趋边缘化的文人的徘徊与觉醒
废科举，使得仕学合一的传统中断了——对某些人来说是解放，但对大部分的读书人而言，却逼迫他们成为一个漂浮的阶层。“末世书生贱”。科举制废除后，读书人普遍感觉没有了戴顶子的命，落魄的现实凸现了他们的“无用”。读书人因找不到应有的社会定位而自贬自抑。他们不但怀疑自己是不是可以承担国家前途，而且自责、自疚，认为自己是当时不劳而食的阶层，是四民之末，应该向其他阶层学习。周谷城于1930年出版《中国社会之结构》中专论知识分子时这样描述他们的作用：“……好做官；毫无用处；粉饰太平”，颇能代表当时一般人的看法。这些论调也与当时西方人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看法有很大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哪里还能对知识产生执著的眷注？社会哪里还能对知识产生起码的敬畏？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