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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年前的民生公司职员日记（下）
作者：冉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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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生公司生活举隅
抗战时固然百物腾贵，人民辛苦，国家苦痛，但也有许多为抗战做出贡献的企事业部门，因此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抗战时的四川当然为中国抗战的胜利做出了绝大的贡献，不过各高校、研究所及相关文化部门的内迁，也给重庆、昆明、成都等地的文化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至今仍使这些地方拥有一些难得的文化孑遗。而工商百业的内迁，对建设四川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总部设在重庆的民生公司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因为自己的努力以及对抗战的不懈支持，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而长足发展的标志之一，就是到抗战结束时，公司的职员达七千多人。而这样多的人员，必然在职工的社区生活、业余生活以及他们的各方面加以措意，才可能形成公司职员的向心力。最著名的莫过于抗战时期于重庆南岸建立的“民生新村”，那里有小学、托儿所、卫生室、印刷厂、防空洞，还有消费合作社，因此“民生新村”被誉为“新的集团生活的组织和所在”（赵晓铃语）。关于“民生新村”的诸多情况，请参见赵晓铃所写的《战时世外桃源——“民生新村”》一文。笔者这里只是罗列出何现伦日记里关于民生公司职员诸多生活情景中的点滴记录，以见彼时公司职员在工作之余生活状况之一斑。
抗战时的物价真是腾贵无比，但民生公司可以通过自办的消费合作社，让自己公司的职工在其间便宜采购，以补贴家用。因为百物紧俏而价格昂贵，所以民生公司消费社的东西也是限购的。由于民生公司的消费合作社名声在外，所以民生公司职员的亲戚朋友难免找他们拿职员消费合作社手册去购物，以便省钱。但到了1947年11月，合作社已处于名存实亡的边缘。何现伦的朋友程雪儒想找他拿手册去买点东西，何现伦“就对他们讲，没有什么东西可购，合作社所卖之东西，与外面差不多，有时还比外面贵些”。为什么会出现公司职员不再需要消费合作社手册的情形呢？“本来这个（指消费合作社——冉注）生意，是本公司全体职工的福利事业，照说是比外面低一层，可是现在办得来一塌糊涂，以赚钱为目的，因为内面有几十位员工。这些员工们，他们的开支，在这合作社里面，所有的薪膳，每月还是有二千多万。这一大笔款项，公司不付一文，所以为要开支这一大笔款子，因此不得（不）在货物上多加一些卖。它的本来得低，运费名有而实际没有，所有的运费，都是算的一笔账，根本就没有付钱。这样来，除去运费，当然赚钱。可是，都是赚我们职工的钱”。（1947年11月20日）因此许多职工也就不再在消费合作社里购买物品了。
除了消费合作社以外，公司有五十多人组织了一个航友合作社。何现伦的日记未透露航友合作社的实际用途是什么，但至少是一个交友及交流的同仁社团。“今晚在状元楼与许昌益兄接风，……他负责宜昌厂的责任——厂长，此次他来，是述职”；“我们给他接风的理由，因为他是我们航友合作社的社员。为了是要表达我们弟兄的亲热，不能不聚集一堂，犹如自己之弟兄”。在说了他们为什么要给许昌益接风以后，何现伦在日记中简略地叙述了一下航友合作社的情形，以实际之航运人员居多，而以岸上服务人员为少：“航友合作会（社），约五十余人，各自东西，大都散播于船上居多。这一批朋友，大都在公司，各人有各人的固定工作，所以彼此都很合得来”（1947年9月19日）。
何现伦住在施家河宿舍，条件想来应该不错。宿舍平素有专人挑水，在夏天洗澡时亦是如此。平时不觉得茶房（服务员乃至包括门卫的通称）的重要，至何现伦生病后，有一段时间尚未住进医院，频繁见着请茶房熬药的情形：“我又吩咐茶房给我熬，快快……这样对茶房说。茶房见我的病，那样的重，同时平素间对他们又很客气，因此我叫他要怎样，他老实就怎样与我做，很快就与熬过来了”（1945年4月6日）。
何现伦与他的朋友许多星期日都会自费出去游玩，北碚、南岸等地都有他们的足迹。民生公司亦偶有组织职工出行之举。“三月二十九日，是黄花岗先烈革民（命）纪念日，在抗战期间改名青年节。今年今日，适逢礼拜六日，因此连玩两日”。在这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里，“公司组织一个旅行团，游览北碚和温泉二地。凡是参加者，缴纳份金一万元，福利委员会津贴一万元。二十九日去，三十一日回来，在那儿差不多玩两个整天，实在是不可多得的机会”（1945年3月29日）。但何现伦是个喜欢单干的人，就与他自己的朋友出去玩去了。
民生公司除了每周三有固定的周会及演讲外，他们的业余文化生活也比较丰富。公司职工自编自演戏剧是常事，有时还用他们自编自演的戏娱乐众位客人和公司其他来重庆开会的员工。“公司在今晚公演平剧，依我个人想，大约是因为开各主干会议结束，特别欢送他们，因此也就在此礼拜六日公演平剧。节目有《拾黄金》、《乌龙院》、《探阴山》、《四郎探母》（及）其他节目等”。在四川一家民营公司演这样多的平剧，说明民生公司的职工构成，四面八方都有，北方人恐怕也不在少数。何现伦对这样的演出，还是比较欣赏的；“不过有些演员是公司的职员，他们是初初才学的。在唱调方面，都还可以，说到在台步方面都差一点。因为他（们）平素间都只有唱，没有演，所以在台步上，也就不熟。假如多加演习，将来一定很好”。但公司演出的地点，不像那些专业戏院，自然就有些美中不足。“不知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恐怕还比正式剧院还要多些，场面又窄小，又加以中间很多的许多柱头遮倒（遮倒，系川语，意谓遮蔽着——冉注），只有一小场面，怎样能容纳那么多人呢”？这一夜上演的平剧，一定使民生公司职工在战时艰苦的生活里，有一种美好的记忆。“演完之后，已经深夜十二点钟，轮渡已经收班了一点多钟了。公司为了顾全各职工起见，特包有三只船，木船的。我在未完之先，也就先走了，就怕人愈多了，船只有三只，装不完”（1945年1月13日）。
五、民生公司沉触船之记录
近几年，民生公司的研究逐渐引起中外研究者的重视，但民生公司对中国抗战的胜利所起的作用，我还没有读到详尽的相关著作。我认为做一个从抗战始，至抗战结束时止，民生公司的各方面运输成就——特殊货物运输、一般货物运输、人物运输等——之总体研究，甚至可以以年月为纲目，以事件为线索，一定可以做出非常详尽深入、有趣鲜活的研究来。单是卢作孚先生为了抢在宜昌沦陷之前，对各军需及民用工厂机器与物资之大运输，就被晏阳初先生称为有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而罗家伦先生主政的中央大学之内迁一系列物资乃至实验所需之动物的运输、傅斯年主政的中央史语所书籍之运输等，如果有人能做一些个案研究，一定是对那段历史比较好的记录。
对民生公司于抗战之贡献，固可以从以上的角度切入，亦可以从当时长江海事事故里，见出民生公司在战时运输上的不凡成就。因为负担着大量与抗战有关之人和物的运输，民生公司的轮船特别成为日寇的轰炸对象，抗战最紧张的1940年至1943年，民生公司被日寇炸沉的轮船多达12艘之多。而据《川江海事前鉴》载，1937年至1945年川江船舶共翻沉、爆炸23艘，而民生公司就占15起之多，约占川江事故之65.6％。另据民生公司战时统计，公司重大海损事故多达19起（见凌耀伦主编之《民生公司史》第289—290页）。当然其间亦有同盟军误伤而炸沉的，如1945年6月于三斗坪被美空军所误伤之船只，这在何现伦的日记里有记载。至于1945年民生公司所发生的沉触事件，在何现伦的日记里也有三件之多。运输的繁忙，运力不足所造成人与物严重超载，哪怕严格管理仍不能完全避免，因而造成不少的海损事故。民生公司董事、曾任总经理的郑璧成先生也因一次重大海损事故，而倾心礼佛，希求公司运输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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