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冯玉祥和他编写的军歌

作者:杨婉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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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与军队从来就不是绝缘体。早在周武王伐纣时,就有“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①的记载。不过,作为一种军乐艺术形式的军歌,其大盛的时期却是在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文化和近代西洋音乐文化陆续传入中国,特别是随着新式学堂的建立和发展而时兴起来的。在军歌的普及与兴盛中,值得一提的是被称为“丘八诗人”的冯玉祥。
  冯玉祥(1882—1948)是著名的爱国军人。他早年在北洋军第20镇任管带,辛亥革命后,历任西北军的旅长、师长、督军等。由于冯玉祥本人早年曾是一名基督徒,对基督教会的宗教歌咏十分熟悉,深知通俗音乐对统一思想、纪律,激励责任与斗志的重要作用,因此带兵后特别重视通过习唱军歌达到“练兵”的目的。他不仅在所带部队中大力提倡唱军歌,而且亲自动手编写了相当数量的军歌。
  冯玉祥本人究竟编写了多少军歌,没有确切地统计而且也难以统计。因为在冯玉祥的西北军所唱的大量军歌中,既有完全是他本人编写的,也有从其他途径传入又经他亲自厘定的,还有难以肯定是否由他厘定过的。不过,据谭胜功、黄砚如编著的《冯玉祥军歌选》②,从原西北军的老军人中实际采编、整理出的歌谱,竟有102首,大约包含了以上所说的几方面的情况。
  在冯玉祥的军歌中,比较重要的有1912年率军驻防三家店时所编写的“三大军歌”,即《射击军纪歌》、《战斗动作歌》、《利用地形歌》。如《射击军纪歌》:
  射击军纪重要,皆须确实施行。
  虽在敌火之下,务要坚韧沉着。
  力求发扬枪火效力,时常注意利用地形。
  
  时时留意官长,更须注视敌人。
  如无官长命令,不准擅自发枪。
  敌人消灭有令即停,不能命中决不轻发。
  
  或见目标消灭,或闻官长之令。
  指挥各兵停发,即行停止射击。
  射击军纪至为重要,节省子弹人人须知。
  
  战斗非常之际,纵令干部全无。
  或值指挥失效,全仗自己维持。
  人人须有独断性质,人自为战方能却敌。
  
  激烈枪火之下,前进不可停止。
  无论如何隐匿,不能不受损伤。
  至近距离万勿退却,如或退却等于自创。
  《战斗动作歌》、《利用地形歌》与《射击军纪歌》一样,都是根据军队的训练和实战要求出发,强调军队纪律和“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这类军歌语言通俗,一般的没有文化的士兵都能够听懂,因此很适合在军队训练中运用。这类军歌后来几乎传遍我国所有各种军队,包括20世纪30年代苏区的红军和其后的解放军。
  在冯玉祥的军歌中,有相当部分是用作给士兵进行多方面思想教育的,如《国耻歌》:
  四年五月七日,二十一条件。
  日军要挟我国,欺我四万万。
  同胞奔走呼号,誓死奔国难。
  况我爱国军人,铁血男儿汉!
  这里的“四年”,即民国4年(1915年)。当时日本提出欲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卖国的袁世凯政府竟准备答应,激起全国人民的激愤。冯玉祥将此事用军歌演唱,达到了教育士兵不忘国耻的作用。与此同类的军歌还有:《恢复共和歌》、《忠勇歌》、《战斗精神歌》、《爱百姓歌》、《吃饭歌》、《大中华志气歌》、《男儿立奇功》、《爱国歌》、《爱民歌》、《爱商家歌》、《善待夫役歌》、《爱同伍歌》、《军人十戒歌》等。《爱百姓歌》强调“军人须知爱惜百姓,我之粮饷民供应”,其主题简单明了,阐述的是“军民鱼水”关系。
  冯玉祥在1924年于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被任命为讨伐军第三军总司令,当时他已与孙中山的广东军政府的北伐军暗中取得了联系。当年,他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北京政变”,推翻了直系的北洋军阀政府。冯玉祥将自己所统帅的部队改称为“国民军”,并接受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聘请苏联军事顾问协助练兵。在这期间,他又编写了大量新的军歌,其中值得注意的有《三民主义歌》、《广州有个孙中山》、《总理纪念歌》以及一首名叫《真正革命歌》的军歌。这些歌曲比较鲜明、完整地表明了冯玉祥的反帝反封建思想。《真正革命歌》提出“真正革命军人应该加入国民军,要铲除军阀,与帝国主义死拼。我是国民军,打仗为救老百姓”。“五原誓师”后,冯玉祥又将这首歌改名为《国民军军歌》,突出了他的军队要反帝反封建的目标。
  从《冯玉祥军歌选》可知,在孙中山逝世以后,冯玉祥的部队中还流传过一首以孙中山的“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全文为词的歌曲,歌名就叫《总理遗嘱》。他让人谱曲并下令在部队传唱开,目的很明显,就是利用歌唱,使士兵记熟这篇文字相当深奥、篇幅相当长的历史文献。他一定未能预料到,这实际上开创了中国近代史上以文章,而不是诗词谱曲的所谓“语录歌”的先例。40年之后的“文革”时期,“语录歌”在中国大陆风靡一时。
  冯玉祥毕竟不是一位专业音乐家,他对现代的作曲基本技法并不了解,所以他编写的军歌都是采取“选曲填词”的方式写出来的。他以普通士兵能理解、易于习唱的通俗语言来写诗,自己戏称为“丘八诗”。他对自己所编的军歌也称之为“丘八歌”③。虽是自谦,但是他编写的军歌广为传播的客观事实,却凸显出他在中国军歌史上的杰出贡献。
  从《冯玉祥军歌选》可知,冯玉祥编写的军歌的曲调主要来源于四方面:
  一是采用我国民间曲调。采用民间曲调填词是冯玉祥编写军歌的重要途径,如《从军歌》、《耐久歌》、《行军歌》就采用了冀晋民歌《珍珠倒卷帘》的曲调,《入伍歌》、《总理纪念歌》、《五卅惨案》采用了民间小调《苏武牧羊》的曲调,《跑步歌》采用的是民间小调《王大娘补缸》的曲调。
  二是采用日本军歌的曲调。《冯玉祥军歌选》中的许多歌曲都是根据日本军歌《日本海军》和《凯旋》的曲调填词的。
  三是采用西方基督教圣咏的曲调。这方面的例子也很多,如《射击军纪歌》、《战斗动作歌》、《爱民歌》、《忠勇歌》都是配以基督教圣咏《吹起号筒歌》的曲调,《国耻歌》等则是基督教圣咏《信徒精兵歌》的曲调。
  四是采用学堂乐歌的曲调。在这方面填词的军歌有《军人争气歌》、《广州有个孙中山》、《军人十戒歌》,采用的是学堂乐歌《竹马》的曲调,《真正革命歌》则是学堂乐歌《光复纪念》的曲调。
  虽说基本上都是依据原有曲调重新填词,但冯玉祥根据歌词的要求而对原歌曲的曲调,包括其节奏、节拍也做了一定的改变,使外来的中国化,民间的军队化。
  
  注释:
  ①《华阳国志·巴志》。
  ②《冯玉祥军歌选》,河南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③参见冯玉祥:《丘八歌与丘八》,载《音乐月刊》1942年11月号。
  作者单位:四川音乐学院声乐二系(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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