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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在川的生活书店
作者：高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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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0月，随着广州、武汉的相继沦陷，国民政府中央机关已全部迁入重庆。这样，西南就成为中国抗战的大后方，而四川则成为中国抗战的重心。随着国民政府的内迁，众多的工厂、学校、出版社也迁入四川，生活书店就是其中之一。
生活书店是在《生活》周刊社的基础上改组而成的，于1932年7月1日在上海环龙路（今南昌路）正式成立，其创始人为邹韬奋。邹韬奋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新闻记者和出版家，朱德称其为“爱国志士，民主先锋”。[1]生活书店在内部是合作社组织，不接受非社员的投资，不以盈利为目的，是全体职工以劳动所得共同投资的文化事业机关，每一个工作人员都是书店的主人。生活书店的宗旨是传播真理，振奋革命精神，发展进步的文化出版事业，为民族解放、民主政治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食粮。抗战开始后，生活书店内迁，在大后方建立了多家分支店，“最多达55处，除青海、宁夏、新疆、西藏四省区外，其余各省市都有生活书店。有11个省的分支店还有好几处，其中在四川就有重庆、成都、万县、乐山、北碚五处。”[2]
生活书店于1937年12月19日在重庆成立分店，经理为李济安，主要经售从桂林、上海两地分店运进的出版物。1939年1月，生活书店总管理处在重庆冉家巷16号成立，邹韬奋任总经理，徐伯昕任经理。总管理处下设编审委员会、秘书处及总务、生产、营业、会计等部。之所以要设立总管理处，“第一是因为总店因抗战形势的变动，地址也随之有所变动，由上海移到汉口时，已把汉口分店合并起来，如将来移到别处，势必也把各该地的分店合并起来，这于其他各分店在组织和工作上是很不便的。所以为各地分店在组织和工作的一贯及便利计，索性将总店改为总处，与直接有门市的各分店不相混，这样一来总处尽管依事实上的需要而迁移地点，于各个分店的组织及工作并不致相混。第二是因为分店逐渐增多，综合的事务也逐渐加繁，在客观的需要上，也有总处做中枢的必要。”[3]
生活书店总管理处成立后，确定以促进大众文化、供应抗战需要、发展服务精神为工作方针。在期刊方面，继续出版《全民抗战》、《文艺阵地》，增出《读书月报》、《理论与现实》、《战时教育》、《妇女生活》等，并接受委托，总经销《文艺战线》双月刊。[4]在图书方面，继续出版马、恩、列、斯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著作和论述，并出版大量有关抗战和争取民主的时论文章、文艺作品，包括《世界学术名著译丛》、《新中国大学丛书》、《青年自学丛书》、《世界文库》等。[5]仅1939年上半年，“生活书店出版新书63种，印行28万多册，重版书174种，印行65万5千册”，而这些成绩都是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取得的。[6]
抗战初期，全国各地广大读者急需进步读物。生活书店为了满足各层次读者的需要，出版物的内容分为高级、中级、时事、通俗读物、工具书五类，并为一般民众编印了《战时读本》和《大众读物》。《战时读本》和《大众读物》是宣传抗战建国知识的通俗书籍，共计印数达500万册以上。[7]生活书店在1937年新出版的图书有150种，比1936年增加1/2；1938年出版新书200余种，重版书近200种；1939年出版了240种图书。[8]这是生活书店记录上出版图书最多的3年。而从抗战开始到皖南事变以后的3年多时间，生活书店出版的抗战书刊是国统区各进步书店中最多的，总数达300种以上。同时，对有关抗日军队的军事斗争和政治工作的书籍，生活书店特别重视，仅是介绍游击战争方面的读物就出版了10余种。其中较重要的是朱德的《抗日游击战争》、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一般问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郭沫若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术问题》等。[9]
1939年初，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和中央宣传部，先后发布了检查书店、查禁书刊、封闭书店、禁止邮递等一系列法令，并秘密下达了取缔生活书店的通知。到1940年6月，生活书店在各省市的共55处分支店，有44处已被查封或被迫停业，另有5处因战局关系而撤退，这样就只剩6处分店还在营业。1941年12月7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和三青团中央团部联合发出密电，下令查封各地生活书店。不到半个月，连残存的成都、贵阳、昆明、桂林、曲江5处分店全被查封，部分工作人员被捕，重庆总店及总管理处也危在旦夕。对此，邹韬奋向国民政府提出了严重抗议，并愤而辞去国民参政员职务，出走香港。总经理徐伯昕两次向国民政府行政院送去呈文，要求撤消错误命令，启封书店，释放被捕工作人员。救国会领袖、生活书店理事沈钧儒先生向国民参政会提出“保障人民出版事业”的议案，并以个人名义直接致函蒋介石，要求停止对生活书店的压迫，启封已查封的书店，释放被捕人员。[10]
由于生活书店的反抗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一致谴责，国民政府对重庆生活书店的查封命令并没有得到执行。这样，最后一个生活书店才得以保存下来。面对如此严重的政治局面，生活书店总管理处作出了一系列紧急应变措施。主要是，总管理处迁往香港，继续出版工作和领导各地业务，但重庆分店坚持下来，以方学武为代经理；调原成都分店经理诸度凝到渝，与潘序伦合作，创立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派孙洁人、薛天朋等人与中华职教社合作，在该社创办的《国讯》旬刊社内建立书刊代办部，把原属生活书店的邮购户、期刊订户全转过去，继续为外地读者订购书刊；分出部分人员，另外建立或与人合作建立新的出版社，或将一部分职工介绍到别的单位，如与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联合派人到苏北解放区设店；为了从经济上给生活书店以支持，再分出部分人员去从事商业活动。[11]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正式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阵营的一员，抗战形势有所好转。生活书店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对出版力量重新作了部署：增建两个出版社，一是文林出版社，以方学武为经理，二是峨眉出版社，以仲秋元为经理；建立了一个地区管理委员会，由沈钧儒任主席，负责领导和协调重庆地区生活书店。为了更好地开展出版工作，生活书店对几个出版机构的工作大体作了分工。生活书店除坚持《文艺阵地》的出版外，重印了一些有关社会科学基础理论方面的书，如《社会发展史纲》、《大众社会科学讲话》、《青年的修养与训练》等。新建的文林出版社和峨眉出版社则将出版重点放在革命文艺作品、苏联文学的翻译作品、国际问题述评和历史研究等方面。文林出版社出版了三套丛书，一是《苏联抗战文艺丛书》，其中有描写反法西斯斗争的《新木马记》、《剥去的面具》、《马门教授》等；二是曹靖华主编的《苏联文艺丛书》，主要是一些古典作品，如普希金的《恋歌》、莱蒙托夫的诗集、柴霍夫的《三姐妹》等；三是孔罗荻主编的《文艺丛书》，第一本就是郭沫若的名剧《屈原》，还有欧阳凡海、艾芜等人的作品。峨眉出版社主要是出版战斗性较强的鲁迅的作品，第一批先出版了10本杂文集，即《且介亭杂文集》、《且介亭杂文二集》、《花边文学》、《三闲集》等。同时，为了配合当时研究历史的需要，还出版了《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简编》等书。[12]
1944年豫湘桂战役后，国统区的民主运动再次掀起高潮。“生活书店密切配合当时的民主运动，由峨眉出版社出版一套‘抗战建国丛刊’，包括《国际与外交》、《民主与宪政》、《法与宪法》、《中国经济的现状与对策》等。生活书店以生生出版社名义出版了《中国宪政论》、《战时中国的物价问题》、及于怀（即乔冠华）等写的或翻译的《论第二战场》、《宽阔文明的道路》、《方生未死之间》等评述国际问题的读物。生活书店以本店名义出版了《中国宪政论》、《宪政基础读本》、《走向民主》、《宪政运动参考资料》，重印了邹韬奋编译的《苏联的民主》等政治读物。在经济方面，生活书店出版了《战时中国的经济》、《战时中国的银行》、《战时中国的物价》等论著”。[13]从1943年起，几乎每个月都有几本用生活书店、峨眉和生生三个出版社名义出的书，虽然数量不多，但都是与形势密切相关的。在发行方面，生活书店尽力扩大范围。除了在报纸上作广告外，生活书店还举办星期推荐书，每周在报纸上推荐一部文学名著或青年自学丛书，以八折优待读者；外地读者如剪报来购，同样予以优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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