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随园门下红粉多
作者：李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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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6年，也就是在狱中的李贽用一把剃刀自戕的近百年后，又一个浑身散发出异端光芒的怪才出生了，他就是清代文人袁枚（1716—1797）。
这位袁先生，同样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特立独行、倜傥不羁的人物，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丈夫喜独立，各有精神强”（《题宋人诗话》）、“我亦自立者，爱独不爱同”（《题叶花南庶子空山独立小影》）。袁枚，字子才，号简斋，钱塘人，乾隆四年（1739）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辗转于溧水、江浦、沐阳、江宁等地当过知县，有过兼济天下之心，也曾怀抱“苦吾身以为吾民”（《答陶观察问乞病书》）的信念，在从政道路上不乏令声。可是，到了乾隆十三年（1748），年龄不过三十几岁的他，竟绝意仕途，辞去官职，“有官不仕偏寻乐”（《自嘲》），筑室江宁小仓山隋氏废园，改名随园，做了随园主人，从此过着闲云野鹤的日子。
远离了官场俗务的袁先生，有了更多空闲来广交天下文友，也有了更多时间去吟诗写诗，去张扬他的思想和理论，于是留下作品多多、逸闻多多。别的不说，在乾嘉时期这位号称“弟子半天下”的“性灵”文学主帅的麾下，就人气甚炽地汇集着一支“文学娘子军”。才华出众、堪称女中翘楚的她们作为一道耀眼的另类风景，凸显在中国封建末世文学的画廊上，让人刮目相看。这些女弟子，生长在风光明丽的江南，尤以苏、杭二地居多。随园主人时常往来于宁、苏、杭，走访弟子，召集诗会，切磋诗艺。他曾三赴常熟，去看望得意门生孙原湘、席佩兰夫妇；又曾两次在风光美丽的西湖举办女弟子诗会，切磋诗艺，还特意请人描绘《随园十三女弟子湖楼请业图》，作为纪念。对当时社会“男女授受不亲”说教，袁随园显然是无视或漠视的，其所做所为在社会上激起议论纷纷。他却不管那么多，依然我行我素。
“其人与笔两风流，青山红粉伴白头。”清人赵翼《读随园诗题词》中的这两句，正是随园先生晚年生活的写照。这个文采粲然、银须白发的老翁，活跃于诗坛六十年，存诗四千余首。他退居在绿水青山环绕中的随园，身边还有一个个堪称“粉丝”的红粉女子相伴，日子过得惬意得很。“红粉”之中，除了青楼女子（袁枚在《答杨笠湖》中曾坦言“好色不必讳”），更多也更重要的还是那些追随袁先生习文作诗的女弟子们。
收了一大群女弟子的袁先生，用章学诚指责他的话来说，是个“光天化日之下，进退六经，非圣无法”的狂人。的确，身为自幼受儒学教育的文士，袁枚也自称“三分周孔二分庄”（《山居绝句》）；但事实上他并不迷信“六经”，不像一般儒者那样对孔子顶礼膜拜至极。他还不客气地跟宋儒的“存天理，灭人欲”说教唱反调。在他看来，“使人无情欲，则人类久绝而天下不必治；使圣人无情欲，则漠不相关，而亦不肯治天下。”（《清说》）一个没有情欲的世界，也就是一个生命枯竭的世界；一个没有情欲的圣人，当然也就是一个对世事漠不关心的人。在他看来，关键不在于有无情欲，而在于对情欲的把握是否得当，“人欲当处，即是天理”（《再答彭尺木进士书》）。这个袁枚，甚至有意作极端之语，宣称：“平生行自然，无心学仁义。”（《读书二首》）在此，不难听见魏晋名士那“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历史回声。
这个不拘常格的袁先生，对“女子不宜为诗”的世俗之见很不以为然，公然肯定并提携女子诗词创作，大肆标榜红颜知己们的诗才，并且为后者才华及作品的埋没大鸣不平，曰：“俗称女子不宜为诗，陋哉言乎！圣人以《关雎》、《葛蕈》、《卷耳》冠三百篇之首，皆女子之诗。第恐针黹之余，不暇弄笔墨，而又无人唱和而表章之，则淹没而不宣者多矣。”（《随园诗话补遗》卷一）他不但以80高龄编辑了《随园女弟子诗选》，还将其妹袁机的《素文女子遗稿》、袁杼的《楼居小草》和袁裳的《绣余吟稿》、《盈书阁遗稿》整理成《袁家三妹合稿》，并分别为她们的诗集作序。“袁家三妹”是袁氏家族女性诗人之代表，可谓是“性灵派”的一支偏师，其作品大约出现在乾隆二十年（1755）前后，抒情写心，自有成就。
作为“性灵”文学的领袖，不弃情欲的袁枚正是从性情着眼，赏识和爱惜女子诗才的，如他称赞席佩兰诗“字字出于性灵，不拾古人牙慧，而能天机清妙”（《长真阁集题辞》）。在他看来，“诗情愈痴愈妙”（《随园诗话》卷六），不因男女而区分贵贱。自然而然，“以诗受业随园者，方外缁流，青衣红粉，无所不备”（《随园诗话补遗》卷九），倘借孔老夫子那句话来说，正可谓是“有教无类”。在这种不乏民主性的观念下，随园主人发自内心地褒扬女子诗才，捍卫“第二性”从事文学创作的权利，成为她们的代言人。
“如此爱才能有几，从来知己感难忘。”（严蕊珠《随园师见过》）随园门下，诸女弟子也发自内心地感激她们的恩师。那么，在女弟子的心目中，她们的先生究竟是何模样呢？乾隆五十九年（1794），袁枚尝作七律《八十自寿》十首；步其原韵，席佩兰作了《和随园先生自寿十章》表示祝贺，以生动的文笔刻画了先生“真名士”、“老少年”的个性特征以及“独占文坛”、“九州让先”的非凡地位，表达了对先生的无限敬意。其中一首写道：“独占文坛翰墨缘，九州才子让公先。曾游阆苑真名士，爱入花丛老少年。万里去看山不厌，一生除与酒无缘。古来谁似先生达，三十休官白乐天。”
文采风流的随园先生很有个性，他不但在门下广招女弟子，甚至主动跟历史上钱塘名妓苏小小攀乡亲，由此还引出一桩风波。其自述云：“余戏刻一私印，用唐人‘钱塘苏小是乡亲’之句。某尚书过金陵，索余诗册。余一时率意用之，尚书大加诃责。余初犹逊谢，既而责之不休，余正色曰：‘公以为此印不伦耶？在今日观，自然公官一品，苏小贱矣，诚恐百年以后，人但知有苏小，不复知有公也。’”（《随园诗话》卷一）这个率意行事又骨节峥峥的袁先生，竟然拿身份低贱的青楼女子跟权势赫赫的当朝尚书作比，一番话把道貌岸然的对方顶撞得下不了台。由此窥豹，可知他潜意识中对小女子地位的认识，早已跟传统男尊女卑的两性观拉开了距离。
袁枚反思历史上的妇女命运，站在妇女立场上说话，有诗歌《张丽华》道：“结绮楼边花怨春，青溪栅上月伤神。可怜褒妲逢君子，都是周南传里人。”张丽华是陈后主的妃子，传统看法视她为“红颜祸水”，说陈国因她而亡。袁枚却不拘成见，为张丽华等女子翻案，体现出他思想中的民主性因素。在他看来，像褒姒、妲己、张丽华这些被传统观念钉上历史耻辱柱的亡国“祸水”，如果所嫁的身为国君的丈夫是真正的“君子”，她们的命运就不会是这样了。跟老师心心相通，随园女弟子有首题画诗也流露出对历史上政治旋涡中女子命运的反思，云：“丹青失意窜殊乡，朔雪边风减玉光。塞外琵琶宫里舞，一般辛苦为君王。”（席佩兰《题美人册子·王嫱》）依该诗作者之见，王昭君不论远出北塞还是留在汉宫，其命运都不过是作为“第二性”在为统治者“辛苦”。在大男人当政的社会结构秩序中，身处附庸地位的女性并无个人的价值和地位。这种认识，即使用今天女权主义的观点看，也是深刻的。
女子缠足之俗在本土由来已久，“士大夫以至编民小户，莫不裹足，似足之不能不裹，而为容貌之一助也。”（钱泳《履园丛话》）在封建时代的审美观念中，这“三寸金莲”简直是妙不可言，什么“匝来玉笋纤纤嫩，放下金莲步步娇”（钱福《洗足》诗），什么“瘦欲无形，越看越生怜惜，此用之在日者也；柔若无骨，愈亲愈耐抚摩，此用之在夜者也”（李渔《闲情偶寄》）。更有无聊文人去写什么《香莲品藻》，把女子裹足分为“五式九品”，津津乐道地定级评优，并称于“掌上、肩上、千秋板上、被中、灯中、雪中、帘下、屏下、篱下”把玩最为过瘾，实在是肉麻得很。对此，随园主人当然看不顺眼，他出语尖刻地抨击道：“习俗移人，始于熏染，久之遂根于天性，……女子足小有何佳处，而举世趋之若狂？吾以为戕贼儿女之手足以取妍媚，犹之火化父母之遗骸以求福利也。悲夫！”（《牍外馀言》卷一）对女子缠足，他看见的不是美，而是对女性的摧残。主张“平生行自然”的他，对这种病态化的审美当然不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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