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以诗赋取士并非始于唐代
作者：何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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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论唐以诗赋取士，学者多引《唐会要》、新旧《唐书》或《册府元龟》语。《唐会要》卷七十六《制科举》载：“天宝十三载十月一日，御勤政楼，试四科举人。其辞藻宏丽，问策外，更试诗赋各一首。”（注云：“制举试诗赋从此始。”）《册府元龟》卷六百四十三《贡举部·考试一》亦记此事曰：“（天宝）十三载十月，御含元殿，亲试博通坟典、洞晓玄经、词藻宏丽、军谋出众等举人，命有司供食，既而暮罢。其词藻宏丽科，问策外更试律赋各一首，制举试诗赋一首，自此始也。”此外，《旧唐书·杨绾列传》记载说，天宝十三载（754），“玄宗御勤政楼，试博通坟典、洞晓玄经、辞藻宏丽、军谋出众等举人，命有司供食，既暮而罢。取辞藻宏丽外，别试诗赋一首。制举试诗赋，自此始也。”又，《新唐书·选举志上》记：“永隆二年（681），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建言，明经多抄义条，进士唯诵旧策，皆亡实才，而有司以人数充第。乃诏自今明经试帖粗十得六以上，进士试杂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后试策。”
于是，后来研究者也就以此为基础，不断发出唐始试诗赋的议论。如：清人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十八“进士”条云：“唐初制，试时务策五道，帖一大经，经、策全通为甲第，策通四、帖过四以上为乙第。永隆二年，以刘思立言进士唯诵旧策，皆无实材，乃诏进士试杂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后试策，此进士试诗赋之始。”清人徐松《登科记考》卷二则曰：“按杂文两首，谓箴铭论表之类。开元间，始以赋居其一，或以诗居其一，亦有全用诗赋者，非定制也。杂文之专用诗赋，当在天宝之季。”又傅璇琮先生申论：“说永隆二年起试杂文，即是试诗赋之始，实际上最初所谓杂文者只是箴表论赞等，后渐为赋或诗，杂文专试诗赋已是开元、天宝之际”[1]；“应当说，进士科在8世纪初开始采用考试诗赋的方式，到天宝时以诗赋取士成为固定的格局”[2]，与徐松论同。而李调元《赋话》云：“不试诗赋之时，专攻诗赋者尚少。大历、贞元之际，风气渐开；至太和八年，杂文专用诗赋，而专门名家之学，樊然竞出矣。”但又有学者说：“以诗赋取士不始于初唐而始于初、盛之际的神龙至开元年间。”[3]还有学者称：“武则天同太宗一样，十分重视科举考试。她在这方面的一个大手笔就是改革进士科内容，以诗赋取士”，甚而认为以诗赋取士为李唐王朝之创制，说“自武则天开启以诗赋取士制度之先河”[4]。
不过，就以上言论来看，其共同点皆为：唐始以诗赋举士；另外，许多学者都认同“‘试杂文’主要是试诗赋，以甲赋、律诗为考试内容”[5]，只不过对唐试杂文中“专试诗赋”的具体时间认识不一。然而，笔者认为，诗赋取士的时间至少不始于永隆二年。许结先生指出：“唐代考赋兼含‘特科’与‘常科’，又涉及礼部取士与吏部铨选。据史料记载，特科试赋在常科前，如唐高宗麟德二年王勃试《寒梧栖凤赋》即是。”[6]“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上吏部裴侍郎启》说：“伏见铨耀之次，每以诗赋为先”[7]。可见至少在王勃卒年（676）前唐就以诗赋取士了。
《汉书》卷三十《艺文志》说：“‘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耑，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论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古诗之流”的赋，自流变而自立为文体，自然也秉承了“为大夫”的政治功利传统。最早即为“献赋”“纳赋”之制。许结先生说：“试赋制度虽始定李唐，然以赋取士则渊源久远：自战国屈、宋以‘文人’名世，辞赋亦最先步入宫廷；汉赋崛兴，要在‘献赋’之制”[8]。不过，尽管献赋开启了隋唐的试赋制度，但献赋毕竟不同于真正的试赋。对于绝大多数献赋的题材内容，赋家具有自由的创作主动权，而试赋则多是限时限题材的命题之作。
二
应该说，直接以试赋取士，大概起于隋代。明徐师曾说：“三国两晋以及六朝，再变而为俳，唐人又再变而为律，……至于律赋，其变愈下，始于沈约四声八病之构，中于徐、庾隔句作对之陋，终于隋、唐、宋取士限韵之制。……”[9]高光复先生说：“隋开皇十五年（595）选官开始试赋，唐代取士，大体沿袭隋制，开设科目中，以进士科最有吸引力，而进士科试诗赋，逐渐成为决定去取的关键。……”[10]他又说：“然自隋代取士试赋，而唐代又对这种形式加以巩固和发展。”[11]李调元《赋话》引：“赋用八字韵脚原始，见于《能改斋漫录》云：‘赋家者流，由汉、晋，历隋、唐之初，专以取士，止命以题，初无定韵。……’”许结先生也说，以赋取士渊源久远，“魏晋迄隋‘据兹擢士’、‘以此选材’不乏其例，故隋开皇三年左监门参事参军刘秩上疏即谓‘晋宋齐梁递相祖习，谓善赋者，廊庙之人；雕虫者，台鼎之器；下以此自负，上以此选材’”[12]。
当然，这些说法都是有史可稽的。《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六《元稹、白居易列传》载：“举才选士之法尚矣。自汉策贤良，隋加诗赋，罢中正之法，委铨举之司，由是争务雕虫……国初开文馆，高宗礼茂才，虞、许擅价于前，苏、李驰声于后。”又，《隋书》卷六十六《李谔列传》李谔上书说：“其有上书献赋，制诔镌铭……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用词赋为君子。……开皇四年，普诏天下……外州远县，仍踵敝风，选吏举人，未遵典则。……其学不稽古，逐俗随时，作轻薄之篇章……”《全唐文》卷二百八十一载薛登《论选举疏》亦记此事云：“……有梁荐士，雅好属词；陈氏简贤，特珍赋咏……逮至隋室，余风尚存，开皇中，李谔论之于文帝曰：‘魏之三祖，更好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惟是风云之状。代俗以此相高，朝廷以兹择士，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帝纳李谔之策，……炀帝嗣兴，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于是后生之徒，复相仿效，因陋就寡，赴速邀时，缉缀小文，名之策学”。尽管李谔所论亦包括当时骈文，但当时所谓“文词”、“词赋”、“雕虫”者，显然指诗赋无疑。朝廷“以兹择士”正是以诗赋取士。特别是炀帝继位，又变李谔所倡的改革，“置进士等科”，后生“复相仿效”。所谓“复”者，大概是又置进士科，重新以诗赋取士，所以“后生之徒，复相仿效”，“缉缀小文”。
另外，《隋书》卷七十六《文学·杜正玄列传》记杜正玄一云：“自曼至正玄，世以文学相授。……开皇末，举秀才，……会林邑献白鹦鹉，素促召正玄，使者相望。及至，即令作赋。正玄仓卒之际，援笔立成。素见文不加点，始异之。因令更拟诸杂文笔十余条，又皆立成，而辞理华赡。素乃叹曰：‘此真秀才，吾不及也！’授晋王行参军，转豫章王记室。”可见，隋世确有试赋的先例。而且，《隋书》卷三《炀帝纪士》记大业三年（607）夏四月甲午诏曰：“爰及一艺可取，亦宜采录，众善毕举，与时无弃。以此求治，庶几非远。文武有职事者，五品已上，宜依令十科举人。有一于此，不必求备。朕当待以不次，随才升擢。其见任九品已上官者，不在举送之限。”魏晋以后人所谓“笔”就是散文，“文”则专指韵文，包括词赋诗歌。“善文”是绝对具才学的表现，可见“诗赋之优”亦应属“毕举”或“随才升擢”之列。隋大业取士并非仅着眼于“学识”，而是兼包甚至侧重于“才艺”。“才艺”即是“文章”、“文艺”或“文学”。它在儒者的眼中是“学者立身之本，文者经国之资”。由此可见，在唐宋及以前的一些文学家眼中，典丽的“雕虫”与经世的“章学”并不矛盾。在隋唐选举的实例中，多既重经国“学识”，又重文章“典丽”。其“文章”正是“雕虫”之艺，是典丽文才的见证。雕虫之文与经国之学的结合，使试诗赋逐渐走向律赋经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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