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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成都市卫生事务所简论
作者：米晓燕 钟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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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的卫生事业源远流长，中医药事业更是具有悠久的历史和良好的基础。卫生行政事业伴随其发展，历史自亦久远。正如《成都市卫生志》所说：“自周朝至明朝，我国历代均设有卫生行政机构。”[1]本文拟对民国时期成都市一个专门的卫生行政机构——成都市卫生事务所作一简论。
一、成都市卫生行政机构的沿革
成都作为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向来人口稠密，经济繁荣，名医辈出，医药典籍丰富。成都历来还是全国有名的药材集散地。宋代词人张仲殊在《双调望江南》中，对当时成都的药市作了生动的描述：“成都好，药市宴游闲。步出五门鸣剑佩，别登三岛看神仙，缥缈结灵烟。云影里，歌吹暖霜天。何用菊花浮玉醴，愿求朱草化金丹，一粒定长年。”由此可以推断，成都的卫生事业自古以来就是十分发达的。
清朝，成都府管理卫生行政事宜的机构称“医学”。鸦片战争后，清朝政治日趋腐败，各地医学机构多不存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成都府尚有医学机构，置有医官，其主要职责是：管理医药诉讼，诊治幕僚及狱囚的疾病，鉴定方剂及检验尸体等。之后，医学机构逐渐废弛。清末，清政府实施“新政”，强化国家机器，在巡警部警保司下设卫生科，从此把独立的卫生行政工作交由警察机关管理。由此，卫生事业也逐渐开始了向公共卫生管理方面转化，卫生事业也愈来愈与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相紧密联系。
民国初期，由于四川军阀长期混战，卫生行政机构处于时有时无状态。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成都作为后方重镇，因人口日亦增多，公共卫生工作日趋繁重。因此，民国28年(1939年)5月成立了四川省卫生实验处，民国30年(1941年)10月改组为四川省卫生处，处长陈志潜，掌理全省卫生行政事宜，要求并督促各县筹建卫生院；同时，直接负责成都市卫生行政组织建设及防空救护、霍乱防治等工作。
民国30年(1941年)，鉴于“成都市为后方重镇，四川省省会，各项卫生行政应为全省各县之模范”[2]，虽在市政府民政科下设有卫生股，省会警察局内设有卫生科，但不能适应形势需要；于是，四川省卫生实验处同成都市政府、省会警察局协商，决定由三方共同组织，在6月1日设置成都市卫生事务所，掌理全市卫生行政技术事宜。写于民国38年(1949年)下半年的《成都市卫生事务所简史》也提到了成立此所的原因：“窃查本市夙以天府著称，为西南交通重镇，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病患之发生传播，易滋流行，揆其原因大多与卫生一事，未能讲求所致。本市卫生事业，在民廿九年以前，并未专设机构办理，仅于市府民政科设置卫生股，办理全市卫生行政事宜。省会警察局方面，则设有卫生科，但因设置人员不多，且无事业费，故仅能推动市区环境卫生，于医疗救济预防保健诸端，大多无法办理。本市医院虽有数所，均系私家开设，且以营利为目的，欲求实惠人民，以救济为宗旨者实不多觏。政府有见及此，曾于民三十年由四川省卫生实验处、成都市政府、省会警察局三机关，合组创设成都卫生事务所，于同年六月一日正式成立，首任所长为统筹主任戴传统氏。其时全体职员编制为廿八人，专办全市公共卫生，及预防保健，并附设门诊部，以利救济市民病患。”[3]民国32年(1943年)出版的《民国政府年鉴》载：当时全国“城市之卫生设施，向由警察机关办理。设有卫生事务所者，有昆明、兰州、成都三市。”[4]可见，当时除一些沿海城市和开放城市设有卫生局外，在内陆城市中，成都的公共卫生事业是比较先进的。一位英国外交官曾经这样称赞成都：“它的街道宽敞平坦，房屋商店鳞次栉比，卫生设施完善齐备”。[5]后由于经费来源问题，由省卫生处提议，并报经省政府决定，民国31年(1942年)3月将卫生事务所移交成都市政府领导，划归市府单独直属管理。
民国32年(1943年)4月，王季槐接任所长，人员扩充至33人，重新调整了机构。“在这一时期，市卫生事务所及所属各课，对所执掌的应办事项，大多能次第付诸实施。”[6]民国34年(1945年)，成都市霍乱大流行。市政府为迅速扑灭霍乱，提高工作效率，报经省政府批准，在市政府内设置卫生科(第七科)，将民政科的卫生股交卫生科接办，王季槐兼任科长。凡有关卫生行政事宜，由卫生科办理；凡属于卫生业务技术及防疫工作，由卫生事务所办理。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成都市的卫生行政机构建设呈停滞、萎缩状态。民国37年(1948年)4月，因财政极度困窘，市政府卫生科被裁撤，人员和业务均并入卫生事务所；与此同时，市卫所迁新南门外龙江路市立医院办公，原所址被市税捐稽征处进驻，门诊工作遂告停顿。由于经费极为有限，货币贬值加剧，导致员工迭次缩减，工作难以推动。民国38年(1949年)5月，市卫所迁城内中山公园(新中国成立后改为劳动人民文化宫)，拨有房屋数间，除办公外，还恢复门诊工作部；但实际业务工作仍很难开展。
市卫所曾于民国34年(1945年)确定在市区设一、二、三、四分所，并报经市政府批准，且安排了各分所主任；唯因寻觅不到办公地址，一直未能落实。新中国成立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于1950年1月16日派军代表何猛烈接管了市卫所；同年4月1日，撤销此机构。
二、成都市卫生事务所的内部结构与职责
市卫生事务所成立之初，人事编制仅28人，专办全市公共卫生及预防保健，并附设第一西医门诊部。当时市政府给卫生事务所的训令中提到，“查增进民族健康为国家基本活力所系，其中应办各项事宜尤以改良饮水(创设简单给水工程)及防止传染病流行两项为当务之急。”[7]根据民国31年(1942年)5月市卫生事务所职雇员姓名履历清册中所列所内职员职责设置如下：所长1名(由市府遴选呈请省政府任命)，总理全所事务，公共卫生医师1名，医师兼市民卫生顾问4名，会计1名，书记1名，药剂师1名，护士长1名，护士4名，公共卫生稽查员4名，事务员2名，雇员1名，共计21名。[8]
民国32年(1943年)4月，王季槐接任市卫所所长。“至三十二年因应事实需要，乃特组织稍事扩大，增设职员十人，分设总务、环境卫生、防疫保健各课”[9]。
王季槐接任所长之后，所内三课的基本结构没有变动，只是时有人员增长。至民国36年(1947年)1月袁书荣继任所长后，鉴于全市卫生工作繁重，遂在外东莲花池街普慈寺设立成都市卫所外东分所。所内职员设置如下：主任1人(由医师兼任)，综理全所事务，护士长1人，公共护士1人，稽查员1人，助理员1人，助产士1人，事务员1人，又雇用工役2人；另于同年的9月16日，成立了外东分所的门诊部。其宗旨是：防治市民疾病，增进市民健康；内设外科、内科、小儿科、产妇科、眼科、耳鼻喉科等。[10]
三、成都市卫生事务所发挥的作用及评价
成都市卫生事务所自1941年6月1日成立，到1950年4月1日被撤销，共存在将近9年时间。其存在的时间并不长，而且由于国民政府财政困难，经费缺乏，所以很多计划构想只是存在于书面上，并没有付诸实施；但还是做了一些具体的工作，尤其是在1945年成都市霍乱大流行时期，对霍乱疫情的控制、市区饮水、街道卫生的改善，做了较多的工作和较大的贡献。
1.改善居民的饮水卫生，以保障居民饮水安全，防止疾病传播。民国时期，成都居民饮水主要依靠井水与河水；但是由于水井设备简陋，河水被垃圾污染，极易造成疾病专播。成都水井多没有井台，井上亦无遮雨的棚子或盖子。下雨时，雨水落入井中，地面上的污水也倒流入井中，导致井水污浊不堪。更严重的是，有些厕所、粪坑、垃圾堆与水井相隔咫尺，而水井亦无防渗漏的井壁。这些来自厕所、粪坑、垃圾堆的污水与病菌就渗入井水中，从而带来了疾病的传播。例如霍乱病人的大便中含有霍乱病菌，而由于厕所离水井过近，病菌就会渗入水井。这种含有霍乱病菌的井水被居住在水井附近的居民引用，就导致了霍乱大面积的传播。所以，市卫所依据现代医学知识，先对全市的水井进行检查，做了“可以饮用”、“不可饮用”的木牌分别标注于每个水井处，封闭不可饮用的水井。市卫所还计划对全市水井进行改造，增加井台与井檐或井盖，改造井壁，并设计出卫生水井改造图；但是由于经费问题，仅以骆公镇为试点，改造了骆公镇的八口水井。在霍乱流行期间，市卫所派员用漂白粉定期给全市水井消毒，而且还深入各家各户传授饮用水消毒方法，共同对抗疾病传播，保障市民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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