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四川台湾，万里同风

作者：郭祝崧

字体： 【大 中 小】

　　1945年9月9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南京签署“降书”，其中包括归还日本侵占达半个世纪的我国台湾省。日本吞并台省的那次战争，史籍称作“甲午战争”，时为清朝光绪二十～二十一年(1894—1895年)。当时，清朝任命的台湾省巡抚为唐景崧。他与我曾祖父相交好，故而约我祖父立成(海波)公“佐幕”。我祖父常常替代唐景崧出巡。光绪二十一年五月，我祖父正在日寇登陆地基隆码头近处潮音岛上，来不及随唐景崧撤返大陆，只得借爱国船民、渔民之助，藏身于该岛山洞中；历时半年多后，方得乘独木舟登陆闽东。为此，日本投降那年，我立意往游台省，以凭吊先祖在台的爱国行迹；但时正执教华西协合大学，直到1947年暑假，方得校方准假成行。
　　其时，国民政府严限台海两岸人众自由往来，但“空航”系中国旅行社承包，而我早在1935年读华西协合高中时，就已担任中国旅行社《旅行杂志》、香港商务印书馆《东方画刊》(画报)特约撰稿人，因而获中旅“内部机票”顺利飞台。飞抵台北机场，我又得台湾省防空司令高炯驾车自机场接出，避免了机场守军的阻挡。高炯先生为家父学生，1949年底，他借游澳大利亚之机，经东南亚回到北京，旋任政协委员。
　　当时我飞抵台北，即由台湾大学许季茀教授(鲁迅学友，与我同在华西协合大学任教六年)安排住入西郊“逸村”旅社，其地全为豪华旅馆。“逸村”徐老板(台大教授)安排一名“下女”(时旅馆服务员的称呼)专管我的居住，随我外出往来。我到台，自当先去基隆码头查访潮音洞。恰好这下女是基隆码头人，日寇败退时掳走她的丈夫，因而她外出打工，以养寡母及小儿，其家就在港口北边。
　　抵达基隆码头后，她就安排我在岸边的一家茶馆中休息，自己请假一两小时回家看望家人。我独坐茶馆，自当与茶客们闲聊，但因不懂闽南话，就不加思索地用日语打招呼，询问潮音岛所在。哪知话一出口，立时招致同桌茶客怒目相向，并重重地拍打桌面，旋端茶改上别桌；而别桌茶客也无不怒目视我。我十分尴尬，但也很理解缘由，遂从挎包内取出《旅行杂志》翻阅，并有意竖起封面，以让茶客们了解我是中国人。
　　约莫半小时后，一位穿着西服的青年高个汉子进入茶馆，许多茶客对他说个不停。随后，他即坐上我这桌，用力扯去我手中的杂志，怒目对我。我于是从衣袋内取出名片递给他。他端详一阵后，终于哈哈大笑，站起身来对我作揖，又向茶客们说了句话。那些茶客也当即哈哈大笑，都拥来我这桌，向我伸手示好。为何产生如此巨变呢?当然已毋须解说。重要的是，我立即得以免船费去了潮音岛，还免费享受到午餐、晚餐。
　　基隆码头人众大多能说客家话。他们告诫我：千万不要在岛上说日语，说客家话则可。殊不知，我在岛上却因说客家话，又遭遇一次极大的尴尬。那是我客居新竹表亲家时，一天下午闲步山道上，听到三位年轻姑娘口中多次出现“恰把打”之语。我想四川阿坝州羌族也说“打恰把”，遂不加思索地趋前询问其地语意，想弄明白分在东西数千里的两地，是否俚语相同。哪知这一问，立刻招来她们一阵口水兼怒骂。路上行人则多对我大笑。其中有位老者用客家话对我说：我看你像是大陆来的，今后千万不要对姑娘们说脏话。今天你只挨了口水，没有挨打，实在算你幸运了。经我一番解释，他和其他路人，无不感慨川、台相距数千里，竟有意义、语音皆如此相同的俚语。这足以印证“两地属一家”!
　　我游日月潭时，一位在湖边摆摊照相的张先生自动陪同，让乘其小船，先登上唐朝玄奘大师曾短时居住过的光华岛，再去潭边的“玄奘大寺”。当我与寺僧谈及来自成都时，他们尽都知道玄奘的剃度地就在成都“大圣慈寺”。我去湖岸高山族聚居地观光时，恰值该族盛大节日聚会。经用客家话交谈，他们认为“从来没有异族参加过”这项聚会，指称我的到达，乃是“上天所作特别安排”，留我同聚。午餐后，族众还派多人带我乘马，行走二十来里，拜望该族神山——阿里山。我抵达台南北边阿里山脚后，那儿的阿里山族不仅接待了我，还特许我登上其地湖岛和仅能由妇女登上睡午觉的高高木架。该族当时仍属母系氏族制；而她们却给予我那样高的礼遇，大致仍缘于两岸同胞情吧!
　　在台最后游台南恒春时，在鹅鸾(銮)鼻遇到“落山风”。我与同宾馆居住的旅客谈及四川邛海也有此俗。他们也一致感叹川、台相距数千里，竟然同风，令人深感中华民族大家庭同种同源，乃不容阻隔与分裂!
　　
　　作者：四川师范大学
　　(成都)退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