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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伯当官
作者：曹方林 郑家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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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邵）公，姬姓，名奭，同周公旦辅佐其兄周武王灭商；建国后，又辅佐成王、康王。康王时，周公去世，召公为辅佐大臣，同毕公晋升为伯（见《尚书·周书·顾命》孔氏传），地位显赫，功勋卓著。司马迁《史记》重点记载了他的两件大事。《史记·周本纪》载，“成王将崩，惧太子钊之不任，乃命召公、毕公率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诸侯，以太子钊见于先王庙，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为王业之不易，务在节俭，毋多欲，以笃信临之，作《顾命》。”又，《史记·燕召公世家》载：“其在成王时，召公为三公，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哥（歌）咏之，作《甘棠》之诗。”
《史记》所载召伯当官，较为概括，西汉初韩婴所作《韩诗外传》卷一记载稍详，则可补史载之不足：“昔者，周道之盛，召伯在朝，有司请营召以居。召伯曰：‘嗟！以吾一身以劳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于是出而就蒸庶（百姓）于阡陌陇亩之间而听断焉。召伯暴处远野，庐于树下，百姓大说（悦），耕桑者倍力以劝。于是岁大稔，民给家足。”
文中记载召伯深入下层，为老百姓办实事，颇得百姓拥戴。从《史记》及《韩诗外传》所载，召伯当官，其风格鲜明突出：
一、告诫康王，牢记三点
第一，牢记文王、武王创业不易，守业更难，战战兢兢，不能胡作非为。西周经文、武的艰苦创业，周公、成王的治理，政权稳定,经济好转。嗣位君主若不守先王的教训，可能重蹈商纣王覆辙。第二，要“节俭”，不要骄奢淫逸（“毋多欲”）。周公告诫成王，作《无逸》，要知“稼穑艰难”，关心百姓疾苦。召伯也以此告诫康王；第三，要以诚信对待百姓（“以笃信临之”），实实在在做到爱民、利民。召伯作为顾命大臣，告诫康王，言语质朴而真诚，简约，容易实施。
二、自己不骄奢淫逸，率先书俭
这点就难能可贵了。召伯在武王、成王时，位列三公，官为太保，同周公旦辅佐国君，为开国元勋之一。周公去世，召伯为顾命大臣之首，又从“三公”九转为“伯”，位高权重，若要骄奢，既有资格，也有条件。可召公从不骄奢。其据有二：1.据上引《韩诗外传》载，西周政权巩固，经济发展（“周道之盛”），召伯在朝，有关官员请求给召伯建新居，召伯拒绝了，怕劳苦百姓浪费朝廷钱财。有司请求给召伯新建宫室，似乎有“拍马”之嫌。非也。西周明文规定，按官员的“级别”享受待遇。据《周礼·典命》载，“上公九命为伯”。郑氏注云：“上公谓王之三公，有德者加命为二伯”；又说：“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九为节。”侯、伯、子、男，以次递减。意谓以召伯的地位，可以享受臣子中的最高级别待遇：所居城（封国）方九里，所筑宫室九百步。召伯由三公升为伯，有司按“伯”的级别建新居，是遵礼行事。召伯拒绝，充分表现了他不骄奢而节俭的崇高品德。2.据前引《史记》载，召伯巡行乡邑，在野梨树下处理政事、决断民事纠纷。《韩诗外传》也载，在田间地角解决民事纠纷，“暴处远野，庐于树下”。召伯身为高官，按西周制度，外出巡行，车马仪仗，声势煊赫，所到之处，也要清宫除道，张乐设宴。召伯却在树下搭个草棚，可见扈从不多，大概也省去了“伯”的车旗、仪仗，平交百姓，而不是威临下民，完全没有了高官的派头，足见其不骄奢，深受百姓爱戴。这与周公反对骄奢是一致的。周公之子伯禽到鲁国就任，周公告诫说：“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史记·鲁周公世家》）
西周初年，召伯、周公要求官员不能骄奢，牢记文王创业的艰难，吸取殷纣王由骄奢引起灭亡的教训，自己带头执行节俭。不骄奢的政策，对巩固政权，拉近与百姓的距离起了很大作用
三、深入下层，以民为天
这是召伯当官最可贵的精神。据前所述，之所以不让国家给他重建新房是不愿劳苦百姓。凡为人都有七情六欲，召伯也不例外。为个人的物质享受而劳苦百姓，花费朝廷钱财，召公不愿。这种精神既是节俭、不骄奢，又是爱民的具体体现。商纣王无限度地盘剥百姓，导致了商的灭亡。召伯、周公等一批西周大臣是有清醒认识的。为此，他们作了不懈努力：周公为寻治国贤才，常是“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反复告诫统治者要了解种田之艰难，农民之疾苦。召伯则直接深入民间，了解农民之疾苦，解决农民实际之困难。《韩诗外传》云，其“出而就蒸庶（百姓）于阡陌陇亩之间而听断焉”，意谓主动亲近农民，倾听他们诉说，对民间中的纠纷，一面疏通、劝解、开导；一面对民间中的是非曲直作出公正的裁判。“出而就”，比“招而来”更容易与农民拉近关系，更容易听到农民的真心话。同时，主动走到农民中间给他们解决实际困难，也不违农时，不伤农事，还为他手下的各级官员作出榜样。这就是“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故《史记》云，召伯作出了榜样，“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
最不容易办到的是召伯为了更多了解民间疾苦，“暴处远野，庐于树下”。野，乡村也。“远野”，指离城很远的偏僻乡村。“暴处”，餐风露宿，日晒雨淋之谓也。他在野梨树下，搭个简易草舍，作为办公休息之地，一则不扰民，二则便于亲近百姓，自然没有了一些高官外出前呼后拥，吆三喝四的派头。恰恰是这种简易、朴实、不骄奢的作风，这种真诚地为百姓办实事的崇高品质，赢得了广大百姓的拥戴：“百姓大说（悦），耕桑者倍力以劝。于是岁大稔，民给家足。”
三千多年前的召伯有这样崇高的精神境界，当令今人慨叹！官提升了，经济好转了，按“级别”给他建造新居，却不同意——怕劳苦百姓，可见其节俭、廉洁，不骄奢。爱民、利民，发出命令，要下面的官员照办就行，可他却要跑边远乡村，搭个草舍住下来，便于亲近百姓，了解民间疾苦。按今日某些人的眼光，召伯要么傻，要么是“作秀”。但综观召伯一生，同周公一起护卫武王灭商：“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史记·鲁周公世家》），何其威武雄壮！他同周公辅佐成王，位列三公，又忠心耿耿；周公死后作康王的顾命大臣，功勋卓著。召伯并不傻，也不是“作秀”：其一，召伯已为伯，位及人臣，德高望重，誉满朝廷内外，用不着再捞虚名；其二，大概当时“作秀”远不如今天发达。召伯告诫康王要“以笃信临之”，自己“作秀”，岂不一戳就穿！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召伯实实在在得到了老百姓的拥戴。
四、庶民瞻仰，流芳千年
老百姓心中有杆秤。谁爱民，谁不爱民，他们心中最清楚。后来，召伯死了，继位者没有保持这种爱民精神，老百姓奈何不了官家，便思念召伯。《韩诗外传》载：“继位者骄奢，不恤元元……于是诗人见召伯之所休息树下，美而歌之。”诗不长，收在《国风·召南》中，题为《甘棠》，一共九句：
蔽芾甘棠，
勿剪勿伐。
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
勿剪勿败。
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
勿剪勿拜。
召伯所说。
翻译成白话文是：
枝繁叶茂的野梨树，
莫剪它，莫伐它。
召伯草舍在树下。
枝繁叶茂的野梨树，
莫剪它，莫坏它。
召伯休息在树下。
枝繁叶茂的野梨树，
莫剪它，莫拔它。
召伯居处在树下。
孔颖达疏云：“召公行政于南土，决讼于小棠之下，其教著名于南国，爱结于民心，故作是诗以美之。”岂止西周百姓敬仰歌颂召伯，后来的政治家、历史学家、骚人墨客以及老百姓，或歌颂召伯的美政，或借此互相劝勉，或修庙祭扫。比如《汉书·王吉传》载，王吉作昌邑王中尉时，即以召公美政上谏昌邑王，说游乐不能无节。过去召伯为官，处理老百姓的事时，筑草舍于野梨树下，倾听老百姓述说，百姓思念他的功德仁恩，不砍伐甘棠树。愿大王以民事为本。历史学家司马迁赞曰：召公可谓仁矣！甘棠且思之，况其人乎！唐司马贞索引述赞云：“人惠其德，甘棠是思。”后来，“棠芾”、“棠阴”，成了清官惠政的典故。刘宋时谢庄《宋孝武帝哀策文》，颂宋孝武帝对百姓美政：“陕左清郊，棠阴虚馆。”唐刘长卿称赞韦应物，有《饯前苏州韦使君》诗：“幸容栖托分，犹念旧棠阴。”梁简文帝《罢丹阳郡往与吏民别诗》：“柳栽今尚在，棠阴君讵怜。”苏轼《沈谏议召游湖不赴诗》：“湖上棠阴手自栽，问公更得几回来。”历代老百姓更是怀念召伯，在他的封地建庙，祭祀不绝。据《史记》卷三十四张守节引《括地志》载：“召公庙在洛州寿安县西北五里……后人怀其德，因立庙。”其地当在今天的河南宜阳县。
作者：西华大学（成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