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笳吹弦诵情弥切
作者：张尚元 许仲钧 陈为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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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战争及其以后那烽火连天的特殊岁月，我们这些来自四方的莘莘学子，能够顺利地在西南联大和清华完成大学学业，奠定人生的基础，是一种机遇，一种缘分，一种幸福，是终身难忘的美好回忆。而回忆似乎也是一种享受，一笔财富。下面就是我们仨的一些回忆记录，兹贡献出来与大家分享。
泱泱大系 名师荟萃
我们经济系是个大系，60年前毕业时，同级同学有50多人，为全校各系之冠。名师云集，教授都是从英美留学归来，有的早已闻名遐迩。
经济学界一代宗师陈岱孙先生是法学院长和经济系主任，无论学识、品德、言行方面都是我们推崇的楷模，最受尊敬。他治学严谨，办事认真，貌似严肃而平易和蔼，非常关心同学们的学习和生活，大家亲切地称他为“老板”。我们毕业前，系里曾举办过“庆祝陈岱孙先生执教20周年”大型晚会。陈先生讲授《经济学概论》、《财政学》和《经济思想史》等必修专业课，从容自如，逻辑严谨，话语铿锵，引人入胜，不说一句一字废话，笔记下来就是一本专著。他常说，经济科学涉及面广，关系国计民生，不仅要学好专业课程，更要博览群书，广泛涉猎，开阔视野，为将来发展着想。
陈为汉（以下简称陈）：我先后选修了吴景超先生的《美苏经济制度比较》、费孝通先生的《中国乡村经济结构》、潘光旦先生的《优生学》、甘介侯先生的《西洋外交史》；旁听了闻一多先生的《庄子》和《唐诗》、罗庸先生的《孟子》、郑天挺和吴晗先生的《明史》、《清史》、李广田先生的《小说》等。当时旁听名师讲课蔚然成风。听他们讲课，使我们的头脑像一间黑屋子忽然开了一扇窗户，一个绚丽多彩的花花世界立即呈现眼前。
许仲钧（以下简称许）：我是战区流亡学生，大二期间选了华盛顿大学奖学金。可惜当时物价一日几变。辗转领到奖学金时，约几个同学在金碧路冠生园吃一回广东早茶，就所剩无几了。
陈：徐毓栴先生讲授《西洋经济史》，见解独到，考试也特别：出四道题，宣布说，可以全答四道题，也可只答三道、两道甚至一道题。只要言之有理，一样给分。有次考试有道题是：“什么时候人们视黄金如粪土？”当然答案各有不同：有的说大同世界，有的说是共产主义社会，也有的说是生活非常富裕之时，各持一端，自由表述，俨然一场辩论。
许：在清华，我们系和北大经济系合办过一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辩论会。我负责计时。
戴世光先生讲授《统计学》和《高级统计学》，条理分明，言简意赅，深入浅出，易懂易记。至今我还保留了一本当时的课堂笔记。抗战胜利后，刘大中、陶洁卿、伍启元等一批年轻教授从海外归来，带来了最新的西方经济学理念和信息。刘大中先生讲授《经济分析》、《数理经济》，很受欢迎。我们专门去听了微积分，后才去听他讲的课。他人也豁达，毕业前夕请全班同学到家吃饭，几十人济济一堂。吃罢又进行余兴节目，他唱了一段京剧《空城计》。
母校师长们大都平易近人，和同学们关系融洽。查良钊教授当过训导长，蓄一口胡须，道貌岸然。同学们背后叫他查胡子。在一次晚会上，同学们要他出个节目。他讲了个故事，从前有一个人，一生没有长胡子，死了去问阎王爷为什么。阎王说，你脸皮厚呗！那人不服反问道，那我为什么又长眉毛？阎王说；眼睑（浅）皮薄呀！全场哈哈大笑。他在为自己辩白吗？显然知道自己的外号。
自由氛围 锻造通材
刚进母校时，首先感到的是自由气氛。学术思想自由，选课自由，上课不上课也自由，而学习风气浓郁。哲学系拥有冯友兰、金岳霖、贺麟、邓以蛰、沈有鼎诸大家，开了各种课程，各抒己见。我们选了贺麟先生的《哲学概论》。金岳霖、王宪钧、王逊先生各开一班《逻辑》，我们三人各在一班。贺麟先生上《哲学概论》，第一堂课一开场就说，科学分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大部分，而统率这两大部门的就是哲学（大意）。同学们立即感到哲学非同一般，被强烈吸引住了。
陈：母校特别重视教育，大一时都选派资深教授担任基础课教学。《大一国文》分几个组，分别由朱自清、闻一多、罗庸、罗常培、沈从文等教授主讲，又各配备教员一人当助手。我们选的是沈从文教授主讲的一组。沈先生主讲现代文学和教写作。教员周定一先生按联大自编的《大一国文读本》讲课。
也不是每篇文章都讲。记得林徽因先生的《窗子以外》就没讲。周先生说，白话文就自己阅读了。
沈先生操湖南口音，说话轻言细语，有时几乎是低着头喃喃自语。他教写作没有教材讲义，根据我们的作文讲解探讨，极有耐心，有问必答，还时常抱一叠书来借给大家阅读参考。
许：皮远举教授有句名言：“不学中国通史，不知道中国的伟大；不学西洋通史，不知道中国的落后。”《中国通史》是大一必修课，由吴晗先生和孙毓棠先生各开一班。我们选修的是孙毓棠教授的一班。
孙先生仪表堂堂，京腔京韵，大有“看今日天气晴和，不免郊外走走”的京戏小生之态。他上课，侃侃而谈，把繁复的中华五千年文明梳理得条理分明；脉络清楚，娓娓动听，深受同学们爱戴。
《西洋通史》是蔡维藩教授上课，蔡先生要求我们务必弄清史实来龙去脉，切忌罗列无甚关联的一二三四，死啃。
陈：我们在茶馆集体复习时，仲钧兄学蔡先生讲“卖咸（鲜）花的不能卖知（纸）花”，像极了（指欧洲行会的严格性）。
许：蔡先生是我江苏同乡长者，是他书面证明我同等学历学籍，我才入联大的。
大一时，学校规定文法科学生必须选修一门理科基本课程；理工科学生必须选修一门法科基本课程。我选的是李继侗教授的《普通生物学》。中学时我就喜欢生物课，而李先生讲课，从变形虫等低等生物讲到高等生物，再讲到人，人又是由细胞讲到组织再到器官再到躯干四肢，自成体系，使人耳目一新，仿佛自然界有秩序有规律地呈现眼前。
课外活动 各色各样
抗战时期，物资匮乏，昆明物价特高，学生公费难以维持用度。于是不少同学出外兼差，遍及许多行业、各个角落。据说昆明五华山上“放午炮”报时的也是联大同学。
许：我在联大一直在兼差，作过店员、家教、会计、保管；还在歌舞团任过前台服务。时间较长一次是在绥靖路一家皮鞋店打工，每月薪水合一只中等价皮鞋钱。周末、节日打烊晚了，就睡在柜台边。后来店被盗丢了几双皮鞋，老板叫赔。几个月不给工资，只管吃饭。
抗战开始我就失学。好不容易上了大学，十分珍惜，脑际一直萦回着“今天是桃李芬芳”的《毕业歌》的歌声和联大校歌：“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需人杰……”。那时一心想多选修学分，以便学而有成，报效祖国。
陈：那时是学分制，学分没读满不能毕业。
许：当然，当时我和同学们一样，也听张奚若先生讲时事，听冯友兰先生论风流，听老师们讲革命道理，参加学运、罢课、游行，还和同学们一起泡茶馆、打桥牌、看电影，时间安排紧凑，生活充实愉快。
陈：昆明有两家很好的电影院：南屏和大光明。我们在那里看过好些欧美影坛精典作品。如音乐传记片：写萧邦的《一曲难忘》、写舒伯特的《葡萄春满》、写小施特劳斯的《翠堤春晓》，世界文学名著改编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奥赛罗》、《哈姆雷特》、《威尼斯商人》、《傲慢与偏见》、《红与黑》、《简·爱》、《蝴蝶梦》、《呼啸山庄》等等。
许：还有二战片《战地钟声》、《魂断蓝桥》、《卡萨布兰卡》
陈：《卡萨布兰卡》主题歌我还会唱：“You must remember this,A kiss is just a kiss, A sigh……”。
那时进口片都是英文原声放映，再用字幕配以简短中文说明，据说都是联大师生翻译的。许多片名还是吴宓教授亲自译定，很有文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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