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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与《丁玲年谱长编》

作者:秦矿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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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玲是20世纪中国作家中经历最丰富、命运最曲折的一位。她的一生折射出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潮流和政治风云。丁玲刚到陕北苏区时,就收到毛泽东亲笔题写的《临江仙》词1首。这种待遇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是绝无仅有的。毛泽东在词中,称赞丁玲乃“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当然,丁玲的转变并不是说就前后截然分明。实际上,丁玲一生都处于文学与政治、五四自由传统与革命传统的矛盾纠结中:而这也影响到她一生的生活状态和人生遭际。
  在五四思潮的激荡下,丁玲写出表现个性自由解放的《莎菲女士的日记》,蜚声文坛。后来,她在师友的影响下,逐渐走向革命。胡也频被杀害之后,丁玲急剧“左转”:编辑左联刊物《北斗》,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丁玲被中统特务绑架,幽囚南京长达三年之久。丁玲的这段经历。在延安的审干运动中。被作为历史问题受到审查。幸运的是,这时她还受到保护,连同此前不久因暴露解放区黑暗带来的危机,都是有惊无险地度过了。孰料新中国成立后,丁玲却先后被定为“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核心成员,划为“右派”,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1958年丁玲下放北大荒农场。“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北京秦城监狱被吴押了5年。1978年。丁玲被摘去右派帽子,回到北京:但彻底平反则在6年之后。
  丁玲复出之后,整个社会都在批判极左思潮,她却与左的思潮合流、共谋,因此被人看成“正统派”,是打人的“棍子”。在创作上。她既写出了控诉和反思极左路线的《“牛棚”小品》,又写出为了显示自己政治正确的《杜晚香》,并且明显看重后者。然而,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丁玲似乎顿悟出她命途多舛的一生,其实是由外在的环境造成的,显示出对这一环境厌倦和规避的心态。这似乎又回到了她的思想原点。
  2004年,在丁玲诞辰100周年之际,丁玲的最后一任秘书王增如在李向东的协助下。完成了《丁玲年谱长编》的编著。对比同一书系的《沈从文年谱》。我们可以发现,沈谱编选的资料有一种确凿无疑的同一性:而丁谱中则有不同的声音和看法,可谓多音齐鸣。如在处理丁玲幽囚南京之前的那段历史时,编著者既引述了沈从文《记丁玲》中的文字,又附上近半个世纪之后丁玲自己的批注:在丁、沈芥蒂的原因解释上,也提供了两个当事人相距几十年的不同说法。这样,在同一事件的不同历史文本之间。就出现了断裂和缝隙。这其实也是丁谱编著者的高明之处:对不同的说法兼收并存,不作肯定与否的判断,让时间去弥合它们的断裂和缝隙,进而去接近乃至还原历史的本真。
  当然,丁谱的编著者面对有关丁玲的一些资料还是有“鉴别和选取”的。这不排除是有意为尊者讳的可能。丁玲一生阅历十分丰富,年谱编著者偏重记述的是“文人间的朋友交往”,“与党政军界的许多高层人物”的“友谊”。实际上,丁玲除了与各界不少人士保持着友谊之外,自身还有着复杂的人生情怀和人事纠葛。在此提出这一点,是因为私人生活可以展现个人思想变迁的脉络,甚至可以透露出时代思潮的特征。正如日本学者丸山舁所说的:“当我们探讨中国现代思想、理论问题时,会发觉它往往并不单纯是思想、理论问题,而与具体的、浓郁的个人之间的问题相重叠。”此外,丁谱对于丁玲在特定历史情境下犯过的一些错误的处理上,远不如表现丁玲所受冤屈时那样浓墨重彩,很多时候只是记下最表面的现象。这些做法使得本应呈现的谱主的完整形象受到削弱。这也就迫使读者不得不调动更多的心力,才能读出那文字背后的惊涛骇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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