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我看当前的读经热

作者：谢桃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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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十余年来国学热潮渐渐兴起，它与当代新儒学之成为国际性的文化思潮似乎存在一种联系，以致往往将国学等同于儒学，并赋予它以改变世道人心的重任。为了普及此种国学，随之而提倡读经，因读经非常因难，遂有一些学者以通俗的方式讲解儒家经典；于是“一场国学热、经典热席卷中华大地”。在我们现代的文化生活中各种热潮不断涌现，以此填补大众文化的某些空虚，造成大众文化的“繁荣”。如果我们冷静地进行历史的反思，不难见到现在提倡“读经”是多么的不适宜，甚至是颇为荒谬的。
　　
　　一、儒家经典的形成
　　是一个“层累”的过程
　　
　　儒家的基本经典《诗经》、《尚书》、《周易》、《周礼》和《春秋》是中国古代典籍，儒家圣人孔子读过它们。后世的文献里记述孔子著《春秋》，删订《诗》、《书》，赞《易》；今文经学家们竟认定“六经”是孔子作的。[1] 西汉时期独尊儒术，“五经”被认为是儒家经典，儒学自此成为中国两千余年的统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唐代科举考试明经科规定《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周易》、《尚书》、《诗经》为必习的“九经”。唐代中期朝廷刻石经增加了《孝经》、《论语》和《尔雅》三经，至宋代又增入《孟子》，于是成为“十三经”。北宋理学家程颐是真正认识儒学的。他为便于普及儒学，引导“初学入德之门”，特从《礼记》选取了《大学》和《中庸》两篇，将它们与《论语》和《孟子》并行。南宋理学大师朱熹将它们定名为《四书》并为集注，广为流传。大致儒家的基本经典是《五经》，全面研究儒学则应穷治《十三经》，普通初学者读《四书》即可。儒经包括各种传注与论述在内，据《四库全书总目》所录共有一千七百余部，此外《四库全书》未收录者尚多，可谓浩如烟海。
　　孔子（图一）在春秋时代是新学说的创立者，主张以积极的人生态度入世，提出“为政以德”的德治理论，以礼制严格区别贵贱尊卑的社会等级；以“克己复礼”的“仁”和以礼为行为准则的“义”为其学说的特点，而核心是礼教，由此构成其政治伦理的基本体系。在汉武帝时代，中国统治阶级已经试用过刑名家、纵横家、法家和道家等学说作为治国理论，而儒家的学说经过董仲舒附会神秘主义的阐释之后非常适合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汉代统治者从政治上考虑而见到儒家礼教有利于巩固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其“仁”与“义”作为社会伦理原则有极大的欺骗性并易为民众所接受，因而决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东汉建初四年（公元79年）章帝诏令“褒显儒术，建立五经……使诸儒共正经义”（《后汉书·章帝纪》），召集儒臣于白虎观讨论经义，统一对儒家经典涉及的制度、礼教、伦理等重大问题的认识。史学家班固根据议论的总结著成《白虎通德论》四卷。这次议论为儒家政治理论作出“天人合一”的神学阐释，将儒经染上宗教性的神圣色彩，确立了帝王的至尊；尤其在社会伦理道德方面正式建立了“三纲六纪”的规范。“三纲”指君臣、父子、夫妇的主从关系，“六纪”指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间相处的关系。它们服从于礼教所规定的原则。这样使从天子到庶民能各安于自己在礼法中的秩序，以期整个社会的安定稳固。此后中国虽历经改朝换代，儒学作为社会统治思想却是不变的。理学家们又以“兴天理，灭人欲”发展和巩固了这种统治思想。它们是中国人民的重重的精神枷锁，使人民没有个性，失去自由，只有繁重的义务和被奴役的命运。
　　
　　二、儒学不能救中国
　　
　　中国有识的学者曾经激烈地抨击过儒家的仁义道德，深刻地揭露过礼教的罪恶，然而均属死水微澜。一直到中国新文化运动，才以猛烈的力量打倒“孔家店”，人民争得了思想的解放。儒学既然不再是统治思想，其典籍已无神圣的宗教的“经”的意义，它仅是中国文献的一部分，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对象之一，因此我们阅读它时不能称之为“读经”。然而近百年以来却又不断有些政客或学者总是寻求机会鼓吹“读经”。
　　
　　辛亥革命以后，康有为从维新主义者沦为封建制度的保卫者，他首先提倡尊孔读经。1912年即民国元年，康有为的弟子陈焕章及张勋、麦孟华、沈曾植、朱祖谋、梁鼎芬等建立“孔教会”。他们为了“挽救人心，维持国教”，以“宗祀孔子以配上帝，诵读经传以学圣人”为宗旨。康有为作的《孔教会序》云：“中国立国数千年，礼义纲纪，云为得失，皆奉孔子之经，若一弃之，则人皆无主，是非不知所定，进退不知所守，身无以为身，家无以为家，是大乱之道也。”[2] 次年袁世凯发布“学校祀孔”的命令。国学大师廖平著有《孔经哲学发微》予以响应，宣称“经为孔子所立空言，垂法万世”[3] 。国学大师章太炎发表《论读经有利而无弊》，以为若求处社会、理国家、立民族、正风气之道，“舍读经末由”[4] 。国民政府重建共和后，教育部曾通令各学校废止读经，但民国15年（1926年）江苏教育厅于8月8日发出省立各学校“特重读经”的训令，认为“读经一项，包括修齐治平诸大端，有陶冶善良风俗作用，似应由各校于公民科或国文内择要选授，藉资诵习”。[5] 这表示国民政府教育部门为兼顾国粹势力而采取的折衷态度，在学校的公民课和国文课里适当选讲儒家经典。可见即使旧的科举制度废除了，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被推翻了，中国封建残余与国粹主义纠结起来仍然有顽强的潜在势力。每次读经尊孔的浪潮掀起时，都曾遭到学术界的抵制与反对。当孔教会大肆活动时，《新青年》（图二）杂志陆续发表了陈独秀的《复辟与尊孔》、《再论孔教问题》和吴虞的《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给予严厉的批评。胡适、鲁迅以及远在成都的刘咸炘等众多学者皆纷纷发表文章，反对读经。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是周予同、傅斯年和郭沫若的意见。周予同是经学史家，对儒学经典深有研究。他于1926年写了一篇激烈的长文《僵尸的出祟——异哉的所谓学校读经问题》，从经的定义、经的领域、经与孔子的关系等方面，说明如果没有弄清这些经学史上的学术问题则没有资格来提倡读经。他以为儒家经典可以让少数学者去研究，如医学家检查粪便一样，但绝不可让大多数民众，尤其是青年学生去崇拜。他最后警告说：“如果你们顽强的盲目的来提倡读经，我敢作一个预言家大声的说：经不是神灵，不是拯救苦难的神灵！只是一个僵尸，穿戴着古衣冠的僵尸！它将伸出可怖的手爪给你们或你们的子弟以不测的祸患。”[6] 史学家傅斯年于1935年关于学校读经问题发表了三点意见：一、中国历史上的伟大朝代创业都不靠经学，在国力衰弱时才提倡经学的；二、经学在古代社会里仅有装点门面之用，并无修齐治平的功效；三、我们今日要想根据“五经”来改造时代思想是办不到了。[7] 郭沫若于1943年发表《论读经》，认为要读懂儒经是很困难的，这些困难并不易克服；儒经是研究古代社会的重要资料，是值得读的，但不希望青年去读，“特别希望那些提倡读经的先生们认真的读”。他最后带着嘲讽的意味表示：“我并不反对读经，而且我也提倡读经。”[8] 这些意见是从中国历史经验里总结出来的，代表了现代新文化观点对中国传统文化所采取的态度。现在读经问题再度出现时，它们仍然对我们有着启发的意义。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廷已废除旧的教育体制，普遍设立各级学堂，但《教务纲要》规定中小学堂仍要读经，以为：“学堂不读经，则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无论学生将来所执何业，即由小学改业者，必须曾诵 经书之要言，略闻圣教之要义，以定其心性，正其本源。”[9] 这正体现了“中学为体”的理念。清王朝在濒于危亡之际仍然幻想以儒家之道立国，但这并不能挽救其必然覆亡的命运。中国自近代以来，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已经发现儒家的政治伦理学说救不了中国，他们才努力向西方寻求真理。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与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相适应的。当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以儒学为代表的旧的意识形态，不仅与现代社会不相适应，甚至成为阻碍社会前进的力量。历史的巨大变革对国粹主义者来说是痛苦的，他们抱残守缺地试图守卫旧的伦理道德，慨叹人心不古，这都是徒劳无益的。西方社会的中世纪对人性的禁锢大大甚于中国，其黑暗残酷程度亦甚于中国，然而自文艺复兴之后迅速地以新的政治伦理思想取代了旧的东西，促进了文明的进程。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来得太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来得太迟了，但古老的中华民族却从传统文化中吸取了理性主义、变革精神和开放态度，以博大的胸怀向西方求得真理，因而使民族复兴。这些均非传统的儒学、新儒学或国粹思想所能为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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