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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的“师道”观与教育理念
作者：王定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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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773-819）是中唐时期杰出的思想家和成就斐然的文学家。他的政治襟抱和人生理想是要通过自己的从政为官，改变唐代历时七年多而陷国家于灾难的“安史之乱”后的凋残与衰落。本文不对柳宗元作全面评析，仅就其教育思想和“师道”观作一探索。
一
柳宗元曾写过一篇关于教育和师道及交友的文章——《师友箴》并序：
今之世，为人师者众笑之，举世不师。故道益离。为人友者，不以道而以利。举世无友。故道益弃。呜呼，生于是病矣。歌以为箴，既以儆己，又以诫人。
不师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吾欲从师，可从者谁？借有可从，举世笑之。吾欲取友，谁可取者？借有可取，中道或舍。
仲尼不生，牙也久死。二人可作，惧吾不似。中焉可师，耻焉可友。谨是二物，用惕尔后。道苟在焉，慵丏为偶。道之反是，公侯以走。内考诸古，外考诸物。师乎！友乎！敬尔不忽。
柳宗元明确地道出其时流俗对于师友的轻贱和鄙薄的态度，为人师则被众人所耻笑，为人友者不以道合而以利往，这样的结果背弃道义而使世风日下。柳宗元在《师友箴》中还进一层阐明了从师交友对于人的一生安身立命的巨大意义。当时，不重教育，废弃师道决非个别现象，而是较为普遍的社会弊端。韩愈也曾对此现象专门写了《师说》。
柳宗元涉及教育和师道的作品不少，较为集中的主要有《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答严厚舆论师道书》、《答贡士萧纂求为师书》、《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等。此外，柳宗元在与他人论及为文、仕进以及论《春秋》、论《国语》、论史官等文章中，也涉及教育与师道。这些均是我们探索柳宗元教育思想与师道观的重要资料。
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柳宗元较为全面地展示其师道观与教育思想以及文学主张。首先，柳宗元对学问与师道予以高度的重视并充分肯定，对“不敢为人师”和“讪笑师道”的现象提出了批评；并且，对韩愈“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抗颜为师”的举措极表赞同。与此同时，柳宗元强调师生之间，教学相长，取长补短之重要：“假而以仆年先吾子，闻道著书之日不后，诚欲往来言所闻。则仆愿固悉陈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择之。取某事，去某事，则可矣。”指出师生平等相待，相互切磋之不可少。
在中国古代社会，教育的核心是传道授业和培养人才。自汉武帝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教育文本即以儒家经典为指归而忽视其余。因而，韩愈的“文以载道”也罢，柳宗元的“文者以明道”也罢，无不强调儒家经典的巨大意义。柳宗元自谓：“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章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彩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他在《柳浑行状》中也说：“凡为学……略章句之烦乱，采摭奥旨，以知道为宗。凡为文，去藻饰之华靡，汪洋自肆，以适己为用。”称赏独孤申叔之成就“其要咸归于道”（《独孤君墓碑》）。而在《答严厚舆论师道书》里，他同样表明自己对“明道”的重视：“言道讲古，穷文辞以为师，则固吾属事……若言道讲古穷文辞，有来问我者，吾岂尝瞋目闭口耶。”
柳宗元强调的“文以明道”之道，当然是儒家学说或言孔孟之道。他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作了具体阐释：
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穀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枝，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文也。
这里，柳宗元十分明确地肯定了他欲以文而明之“道”的具体内涵，他所视为道之极则者即《书》、《诗》、《礼》、《春秋》、《易》等儒家之经典文本。在柳宗元看来，《五经》之所以意义巨大，价值空前，乃关涉那个时代读书人要实现人生价值，施展才智抱负所必须具备的学养。汉代以降所设的经学博士传授的内容，实为封建时代知识分子安身立命，从政为官的学业基础。而隋唐以来，无不以儒家《五经》作为开科取士的必修学业。知识分子要施展政治抱负与人生价值，只有从政为官才会有所凭借。儒家思想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追求的出发点即“修身”，学业根柢是其基础。
在柳宗元看来，《书》质朴无华，行文简约；《诗》陶冶性情，文学魅力恒久；《礼》规范伦理行为与礼仪而稳定社会；《春秋》明辨是非功过，褒贬适当；《易》探索事物的发展变化及其规律。这些都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必修课，是安身立命，从政为官的根本所系。
二
柳宗元视野开阔，思路活跃。他虽然重视儒家学说和经典文本，却并不僵化守旧，主张广泛钻研，博采众长。他在充分肯定“取道之原”之后，又将目光向学术领域延伸。柳宗元认为，《穀梁传》之优长在于其气势，借助于彼可历练气势。而《孟子》和《荀子》，尽管没有被列入儒家的《五经》，但二者思想之活泼和行文的畅述都是很可师法的。至于曾为孔子师法过的老子，哲学思维之深湛，辩证相对的理念是做学问者必须汲取的营养；《庄子》的恢宏奇诡与恣肆奔放，实为人间奇文，不可不读。尽管柳宗元曾对《国语》的历史观和神学论有所批判，但是，在广泛学习，博采众长时仍然将它列为学习的内容，对它的奇趣壮采做了肯定。他还认为，《离骚》的幽深奇谲，《史记》的简洁生动都是不可忽视的精神财富。
柳宗元不仅以“取道之原”为核心而向诸子百家、文史著作展衍教导问学之人，而且自己也这样进行学业研究和学术撰著。他在《与杨京兆凭书》中说：“自贬官以来无事，读百家书，上下驰骋，乃少得知文章利弊。”此外，柳宗元虽然执著于儒道，但在突出主干的同时，也不排斥诸家学术精华而兼收并取。他在《辩列子》中指出：“虽不概于孔子道，然其虚泊寥阔，居乱世远于利，祸不得逮于身，而其心不穷。《易》之遁世无闷者，其近是欤？予故取焉。其文辞类庄子而尤质厚，少为作，好文章可废耶？其杨朱力命，疑其杨子书，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后，不可信然……”
像《列子》这样驳杂的著作，虽然不全然符合孔子之道，但柳宗元却并不简单拒斥，而是分辨其精华与驳杂不纯，采用“慎取”的谨严态度：“观（《列子》）其辞，亦足通知古之多异术也。读焉者慎取之而已。”（《列子辩》）
以这样对待传统文化的方法，教导求学者，是柳宗元的理性抉择。他在《辩文子》、《辩鬼谷子》、《辩晏子春秋》等文里，无不坚持以理性的分析眼光，慎取其合理的部分。在《辩亢仓子》中，对于那些向壁虚造，“空言无事实”的著作，并有好事者为之传注以教于世的作法予以抨击，认为是淆乱学界的行径。
这里，显然将慎择慎取的教授原则提上了议题。柳宗元对后学者问道求学，在关切爱护其学习热情与积极性的同时，还开列除儒家经典文本以外的典籍以增广视野和识见，避免坐井观天，抱残守缺。柳宗元不以个人兴趣好恶为指归，而是实事求是地评介其推荐书目的优劣。在这方面，柳宗元对待在传统文化中据有一定地位和影响的《国语》，可视为显例。他一方面批评《国语》的怪诞荒谬和难以置信的天命观以及妖妄迷信邪说；另一方面却肯定它“博其趣”，“其文深闳杰异”，“《越》之下篇尤奇峻”（《非国语》）。他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所开出的极为有限的书目里保留《国语》，显示出其对待传统典籍慎择慎取的理性眼光。
柳宗元十分重视“明道”和“道”的传授。他在向陈秀才拜师问道时说：“在先诚其中，其外者当先读《六经》，次《论语》、孟轲书皆经言。左氏《国语》、庄周、屈原之辞，稍采取之。穀梁子、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余书俟文成，异日讨也，其指归不出孔子……”常“患道之不立”（《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仆尝学圣人之道，身虽穷，志求之不已。”（《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这是他一以贯之的思维脉络，也是其传道教学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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