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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翰笙与鲁迅
作者：徐志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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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的大型政治运动，有不少是选文艺界作突破口的。在“文革”发动前的1964年，毛泽东先后对文艺界作过两次批示，把当时的全国文联和各协会及文化领导机构定调为“竟跌到了修正主义边缘”，是“死人领导”。康生、江青、张春桥等随即炮制出“文艺黑线专制论”，不惜用死人整活人，甚至用毛泽东肯定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方向”的鲁迅作“鞭子”抽打当年的“论敌”。“文革”初，批判“四条汉子”的文章铺天盖地，就是引用1936年8月鲁迅病重托冯雪峰起草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的论说。该文称：“……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指夏衍）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周扬），还有另外两个人（即夏衍、阳翰笙等），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特来通知我，胡风乃内奸，官方派来的。我问凭据，则说是得自转向的穆木天（‘左联’成员，1934年7月被捕入狱）口中。转向者的言谈，到‘左联’便奉为圣旨，这真使我目瞪口呆。再经几度问答之后，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就这样，“四条汉子”在“文革”中成了阶级敌人，被抓、被抄家、被关进秦城监狱。“四条汉子”被立专案，叫“周扬一案”。它像利刃一样割开了文艺界大批斗的口子。
如果单就“汉子”之称就定人罪名，那自然是低级荒谬，不免贻笑大方。因为“汉子”者，男人、丈夫之谓也。民间俚语称好男人叫“是条汉子”，有褒意在；《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大部分是英雄的代名词。四人帮用鲁迅的话作“鞭子”，自然是把“四条汉子”作为鲁迅的对立面而加挞伐，是由表及里：借鲁迅文中的愤怒谴责做罪证整人。当然他们也是理直气壮“忠”于毛泽东思想的。根据是1957年毛泽东在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说：“他（鲁迅）是书香门第出身，人家说他是封建余孽，说不行，我们同乡成仿吾他们，对他就不好。国民党压他，我们上海的共产党（指周扬、田汉等）也整他，两面夹攻，但鲁迅还是写。”（《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关于这段历史旧案的来龙去脉，还得从头说起。
一、在“革命文学”论争中
1927年“四一二”血腥大屠杀，使鲁迅从震惊中醒悟。他带着初期的唯物论、阶级论和尚未完全消退的进化论，步入中国左翼文学阵营。步入之前，他遭遇到太阳社、后期创造社关于提倡革命文学的大批判；步入后（指加入“左联”，成为盟主后），他被迫“横站着”进行创作和斗争；最后为了“左翼作家联盟”的存废、左翼文学的发展及对国防文学的看法再次遭到大批判，即周扬、夏衍、田汉等人对他的批判。阳翰笙一贯尊重鲁迅，从未写过专文批鲁迅；但因与上面三位一起先后任过“左联”党团书记、“文总”书记，而被鲁迅看成是文运领导，是“奴隶总管”、是“元帅”（鲁迅主要针对周扬等说的）而一并加以嘲讽。阳翰笙显然是随同受过了。其实，他为化解太阳社、后期创造社与鲁迅的矛盾至而联合起来成立“左联”，曾起到积极作用。1927年底先后成立的太阳社、创造社成员来自方方面面：有从日本回国，受过苏共、日共文学思潮影响的激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冯乃超、成仿吾、李初梨等）；有从上海地上爬起来，擦干身上血迹准备再战的中国共产党的青年党员（如阿英、胡也频、蒋光慈、夏衍等）；有从南昌起义战场转移到上海的党内知识分子（阳翰笙、李一氓等）。他们会聚一起，闻着上海的血腥味，义愤填膺，在李立三（以后有王明）左倾盲动路线的引领下，急忙上阵，倡导“革命文学”，把文学当成机关枪、迫击炮、传声筒。甚至连郭沫若也放弃了与鲁迅“联合战斗”的计划，按何大白说法是“当革命文学的旗帜一揭起来，鲁迅却成了我们的敌人”（《文坛的五月》）。郭沫若、成仿吾、冯乃超、李初梨等认为要立革命文学，首先就是要大破，破权威偶像，破旧文学。他们把鲁迅当成了中国小资产阶级“最消极最无为的方面……是消极的乃至反动的”，批鲁迅代表的“倾向”。他们唯我独“革”，拉山头，搞宗派，头脑发热，好走极端，拿鲁迅祭旗，把以鲁迅为首的五四新文学著名作家茅盾、叶圣陶等也一杆子扫倒。被郭沫若称赞为当时文坛“黑旋风”的成仿吾以“浅薄”、“庸俗”字眼评价鲁迅小说，挖苦讽刺说：“这位胡子先生倒是我们中国的堂吉诃德——堂鲁迅”，说鲁迅“害了神经错乱与夸大妄想诸症，不仅见了风车要疑为神鬼，而且同时自己跌坐在虚构的神殿之上……”面对来势汹汹的大批判，鲁迅（图一）头脑清醒，冷静对待。他深知自己没把文学与政治等同，这就惹恼了革命派。鲁迅反击时先指出革命文学提法的“含混”，然后予以讽刺、挖苦、揶揄，但其观点是正确的。且看他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总结说：“尤其是成仿吾先生，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像是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都得死，令人只抱着恐怖。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这场论争使鲁迅学习了马列主义。但鲁迅没有想到，时隔30年后，别人却用他的话作鞭子抽人。比如在“文革”中，作为山东大学校长的成仿吾，尽管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却仍被当做“反鲁迅的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揪了出来，吃尽了苦头。（这当中，毛泽东在1957年对他的评价也起了作用。）鲁迅当年称成仿吾为“流氓才子”，此语在“文革”中作为大字报标题满天飞，以致1979年成仿吾平反复出后，还耿耿于怀，写诗道：“可怜酒鬼多仙去，‘才子流氓’今独存。”
论争从1928年初开始至1930年2月结束，整整两年时间，直到中共中央参与调解才告一段落。这段时间，太阳社、后期创造社的党员合成一个文化支部，书记分别由潘汉年以及从南昌起义战场转到上海弃武从文的阳翰笙担任。作为后期创造社成员，作为党的支部书记，阳翰笙当然是“革命文学”的积极提倡者。他不仅提倡，还在这段时间写了几十万字的中、短篇革命化浪漫蒂克小说，被时人指责为“革命标语口号的样板”。
但阳翰笙在所领导的党员对鲁迅的论争中，其本人却持消极态度，除在理论文章中有时对鲁迅、茅盾略有微词外，并没有专门写过批判文章。这是两社党员中仅有的一位。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其一，他从小读鲁迅作品，对《祝福》、《阿Q正传》等写农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主题很推崇。他不止一次对人讲，他的四川老家农村就有这样的人，童年司空见惯。鲁迅把他们描写出来很有代表性。
其二，他弃武从文才几月，对文学虽自小喜爱，但造诣不深，特别是文艺理论未系统学过，要参与论争，自觉肤浅，要写专论批评他崇敬的鲁迅，他既做不到，也不想做。至于论争中激进得可怕的李初梨、成仿吾等，尽管是他介绍发展的党员，但无力管束。他不敢管，也管不了。
其三，最重要的是他平和型的性格不让他这样做。明远、赵青在谈“四条汉子”的性格时分析说，田汉性格外倾、乐天、健谈、好动，天生好自我表现，性格开放，口无遮拦。30年代“左联”每次会餐完毕，他准自告奋勇来一段京戏，鲁迅先生在旁很不满意。夏衍是求全型的性格，内倾，多思考，追求完美，举动好挑剔，批评人失之尖刻。周扬性格呈魄力型，外倾，重行动，意志顽强，不讲调和，爱走极端，不顾情面，有时翻脸不认人。阳翰笙则遇事泰然自若，调和折衷，不走极端，善于适应各种环境变化；虽对事充满正义感，但不敢公开站出来说话；向往真理，但回避理性的争论和现实的交锋。（参见《中外文摘》2000年第3期）回顾几十年的文坛论争，阳翰笙没有跟浪潮写过一篇专文批斗彼时挨整的对象，难怪被人说成是“和事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