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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文人印崛起的原因

作者：王书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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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从元代起，印章艺术就在文人的艺术审美理念中形成，是印章艺术觉醒的时代，那么，明代继元代文人开创之路，使流派篆刻艺术在万历时代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可以说，元明时期促成了文人印的崛起，原因何在？黄惇主编的《书法篆刻》指出：“其原因在于石质印材被广泛用于治印，以汉为主体集古印谱的刊行和普及以及印章理论的迅速发展。”[1] 回溯历史，元明文人印的崛起与石质、集古印谱及印章理论的确有很大的关系。
　　文人印的发展首先与元明统治者对文人政策有关。蒙古贵族入主中原后，对汉族文人及汉文化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其一，他们对汉族文人的态度，主要是利用，利用其才能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但是，他们又不信任汉族文人，致使汉族文人进退维谷。其二，他们对汉文化的态度，是学习汉文化。但由于蒙古特有的游牧民族文化在很多情况下与之存在分歧，甚至发生冲突，从而造成蒙古统治者对汉文化接受的障碍。元朝的科举制度遂因此一度废止；而恢复科举后，又将科举科目分为蒙古人、色目人和汉人、南人两类。无疑，这样的科举制度带有明显的歧视性，汉族文人的遭遇也可想而知了。假若一些汉族文人中举步入仕途，统治者则对之心存芥蒂和排斥，当然更谈不上重用了。正是这种情况，使文人们大多寄情书画等艺术来叙述内心的苦闷，以寻求心理平衡与精神寄托。由此可知，元代文人印是在汉族文人“寄人篱下”的境遇下崛起的。
　　当然，蒙古贵族入主中原后，一些蒙古人、色目人对包括诗、文、书、画在内的中原文化艺术也颇有兴趣，特别是对中原文化艺术的特色大为欣赏。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蒙古大汗设宴招待贵宾，席毕，总少不了杂戏和喜剧表演。统治者的喜好，通常会引领时尚，这也是元代各类艺术呈现出谐谑化特征的重要原因。印章也无例外。王冕曾在其画作《梅花屋》上题诗，并缀以跋文：“‘饭牛翁’即‘煮石道者’；‘闲散大夫’，新除也；……”这样的跋文题于画上，在元代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这种具有滑稽趣味的闲章迎合了元统治者的口味，从而得到长足的发展。
　　其次，石料的介入，则为元明文人印注入新的血液，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王冕开始，又一扇艺术大门被打开，篆刻日益成为与诗、书、画并驾齐驱的一门独立艺术。谈到采用石印材为谁首创时，往往把它挂在元末明初的画家王冕（号山农）名下。《书法知识千题》说：“这样看来即使刻制‘花乳石’存在着王冕首创的可能性，也不等于说，刻制所有的石质印章都是王冕首创的。”[2]
　　虽然所有的石印章都是王冕首创的可能性不大，不过，王冕采用花乳石刻印，则无疑倡导了文人自篆自刻的风气。在篆刻史上，不少学者认为王冕、文彭由石料代替金玉铜，并由此引起元明篆刻的崛起。印材以石料代金玉铜，解决了“篆”与“刻”的分离。元明以前使用的印材基本上是金玉铜，它们的特点是：硬度大，难镌刻，并且印章的制作一直是由书法家书篆，再由印工刻铸而成。“篆”与“刻”的分离，无疑妨碍了篆刻艺术的发展。而石料质地松软，易刻；但却易坏、易磨损，不宜久存。这也是历代较少采用石质作印材的重要原因。直到元明，由于篆刻家将雕刻与书写结合，自篆自制，又由于文人画的发展需要，使诗、书、画、印融为一体，加上鉴赏家的应用，文人印自然迅速发展起来。明代文彭对石印材的应用和推广起了重要作用。《印人传》说他先前所用的牙章多是亲自书篆请别人镌刻的。一日他过西虹桥，偶然购得灯光冻石四筐，遂制成石印，晶莹夺目，易于镌刻。从此自篆自制，冻石之美名即流传四方，为篆刻家广泛采用。石印材的应用，是元明清以来篆刻艺术特有的“刀石味”形成的重要基础，并为文人自篆自刻提供了理想物质条件，从根本上解决了“篆”与“刻”相分离的矛盾。石料的广泛应用，既推动了篆刻艺术的发展，又促进了元明篆刻艺术表现技巧的变革。石料的介入，无疑是篆刻艺术史上辉煌的一笔。文人的学识、修为、妙悟，由此通过技法而去追求“方寸之间，变化万千”的新境界、新视野。
　　第三，元明文人印的崛起，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书画款印是钤盖在法书名画上的，它在宋代就已有所发展。而元明的用印较为普遍，在存世书画作品上，甚者能达数十方印之多。在珍贵的艺术品上加盖印章，就要求印章自身兼具较高的艺术性。拙劣的印章盖在精美的书画作品之上，无疑是对艺术品的玷污。文人介入其中，使印章的艺术化更上一层。也正是元明文人的介入，使得印章在实用的基础上朝着艺术化的方向发展。由于文人印章用于书画之上，就促使人们从不同角度增加了对印章的注意，从而在印章中注入了更多审美成份；与此相应，道号印、备馆印、成语印等也相继出现。人们在书画上使用款印，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定式。文人的介入，促使印章从实用走向艺术。
　　
　　最后，回过头来再谈谈集古印谱和理论研究对印章的影响。历代篆刻家无一不是从古印中心摹手追吸取营养，然后创出自己的新面目来。在金石学的发展过程中，考古类等著作派生出一种专门收集古玺印的“集古印谱”。元末明初诸名家的集古印谱的宗汉审美观，使文人印章艺术走上了正确的轨道。受赵孟頫、吾丘衍审美观的影响，元代的集古印谱以大力提倡汉印为表征。迨入明代，印谱的汇辑进入蓬勃发展时期，《顾式集古印谱》的问世，在江南文人中引起极大反响。周俊杰《书法知识千题》介绍说：“这是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最早的一部古铜印谱，明代隆庆六年（1572年）由上海顾从德和罗王常二人合编，共收集玉印160方、铜印1600方之多，并分秦汉官印、私印两大类，按照四声顺序依次排序，仅钤拓二十部。万历三年（1575年）又雕成木板，才得以广为流传。”[3]后来，《顾式集古印谱》大量刊印发行，亦在文人中掀起了广泛的摹古热潮。集古印谱从考古类谱录中分离出来，逐步形成篆刻取法的对象。这就大大促进了篆刻艺术的发展，加速了印章艺术化的进程。
　　如果说集古印谱加速了印章艺术化的进程，那么，印学理论的形成则标志着印章艺术化的成熟。在印章向篆刻艺术的转化中离不开印学理论的支持。没有印学理论的产生与形成，印章永远不会发展成为篆刻艺术。据笔者所知，自元代前期吾丘衍编撰《学古编》起，直至元末，虽未满100年，却至少有十余种有关印章艺术的著作问世。它们几乎都介绍了历代印章制度、历代篆书法帖碑刻篆法、章法和学习篆刻的方法。明代朱简的印学著述颇富，有《印品》、《印图》、《印章要论》、《印经》、《集汉摹印字》（最早的篆刻用字）等。朱简对篆刻理论做出的杰出贡献，反映了明末印学研究的深入发展。而元明文人在理论上的著述甚丰，还说明当时文人印章具有较高的审美意趣，对印章的认识也已上升到质的解读层面。
　　总之，元明文人印的崛起并非只是元明统治者对文人实施的某一些策略的结果，它还是包括石料的介入、文人画对印章的需求以及印谱和理论等诸因素的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多种历史因素作用下产生的文化现象。
　　
　　注释：
　　［１］黄惇：《书法篆刻》，高等教育出版1990年版，第156页。
　　［２］［３］周俊杰：《书法知识千题》，河南美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820页，第822页。
　　作者：四川大学艺术学院
　　（成都）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