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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师表》解读诸葛亮
作者：李君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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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的《出师表》（这里指的是载于《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正文的《出师表》，即“前出师表”）千载流传。此文通篇凝聚着诸葛亮忠贞体国、励精图治、自强不息的精神，展现了他北定中原、谋求统一的坚定信念，言出肺腑，情真意切，发人深省，感人至深。所以，该文受到历代的百般推崇。笔者并不对历代有关《出师表》的传统评价持异议，而是认为，金无足金，人无完人，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流露出的一些东西还是颇令人玩味的。
一、诸葛亮推荐了些什么人？
在《出师表》中，诸葛亮举荐了一系列他认为可以担当重任的“贤臣”：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禆补阙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陈和睦，优劣得所。[1]
这里所提出的郭攸之、费祎、董允、向宠等四人，皆为蜀汉立国后官职并非高位的后起之秀。诸葛亮要求后主刘禅重用这些人，尤其是在他去北伐远离成都后，更要大小事均听听他们的意见，按他们提出的办法办理，这样蜀汉就可以兴盛。不用说，这是诸葛亮在安排他走后能继续按他的思路、方针处理各种事务的班子。
不能说诸葛亮就不能提出这些人选，也不能说这些人选就不优秀。问题是：
众所周知，蜀汉在益州建国，是三个集团——刘备的荆州集团、刘璋的东州集团以及原有的益州集团——既斗争又妥协的结果。作为蜀汉的奠基者，刘备深知三个集团团结合作的重要性，所以他任命的首批官员，虽然是以自己所属荆州集团的诸葛亮为军师将军总理军国重事，但在诸葛亮之上，却又置东州集团的许靖为太傅、益州集团的法正为尚书令。直到刘备去世，他始终十分注意三个集团的团结问题。
而现在诸葛亮提出的四个人：郭攸之在《三国志》中无传，裴松之在《董允传》中注引郭攸之是“南阳人”[2]；费祎是“江夏(黾阝)人”[3]；董允《三国志》本传未载籍贯，却说系“掌军中郎将（董）和之子也”，而董和是“南郡枝江人”[4；向宠《三国志》本传未载籍贯，但明说向宠为“（向）朗兄子”，而向朗是“襄阳宜城人”[5]。这就可以肯定，此四人均属荆州集团。这虽然并不足以认定诸葛亮就是以地域划定干部，只重用荆州集团的人才，但多少是有些不妥的，是不利于团结的。联想到他在此后不久的第一次北伐，“违众”提拔“襄阳宜城”的马谡为“先锋”[6]，导致大败，说明诸葛亮在处理三个集团的团结，公正使用干部的问题上，还是有所欠缺的。
诸葛亮为提拔所中意的四个人，甚至还打出了刘备的旗号，说郭攸之、费祎、董允三人“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说向宠“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似乎是不重用这些人，就是不忠于“先帝”。这些话，或许有些说过头了吧？《出师表》两次提到“亲贤臣，远小人”，难道只有诸葛亮举荐的才是“贤臣”；那些经刘备安排，早在朝中位列九卿的官员，难道都不是“贤臣”，不能重用了吗？
二、李严哪里去了？
读《出师表》，总有这么一个疑问：诸葛亮在大力举荐荆州集团的人才、安排自己北伐期间后方的军国大事时，为什么始终不提李严的名字，好像根本没有这个人似的？
李严，作为蜀汉三个集团中的东州集团的佼佼者，在刘备去世时是托以了重任的。
《三国志·蜀书·李严传》记载得很清楚：“章武二年，先主征（李）严诣永安宫，拜尚书令。三年，先主疾病，（李）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以（李）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
即是说，法正去世后，刘备将尚书令这一重要职务是交于李严的，并将“托孤”重任交于李严和作为“丞相录尚书事”的诸葛亮共同担任的，由诸葛亮主政事、李严主军事。
刘备做出这样的安排，显然是基于多方面的考虑：后主才17岁，能力亦有限，必须有人辅佐；荆州集团的诸葛亮长于主政，可任丞相处理政务；东州集团的李严长于军事，安排为诸葛亮的副手，“统内外军事”，既可达到几个集团之间的平衡，又可防止诸葛亮擅权。
可是，刘备去世后，诸葛亮立即“开府治事”，自此后，“政事无巨细，咸决于（诸葛）亮”[7]。而李严，则被安排在远离成都这个蜀汉国家统治中心的永安或江州，未能发挥出他同样承担的“托孤”之责。
《出师表》讨论的是蜀汉国家未来的重要军国大事。如此大事，作为“统内外军事”的李严竟未能参加；在诸葛亮走后的人事安排中，亦未见李严的名字。不用说，此时的李严已被排挤出了蜀汉国家的权力中心。
排挤李严，不可能是后主刘禅的作为。刘禅虽继刘备为皇帝，能力却是无法与其父相比的，何况当时还不过是一个十几岁的小皇帝。排挤李严的，只能是已经“开府治事”并且“政事无巨细，咸决”之的诸葛亮。而且从已经成功排挤李严，李严却无甚作为的情况看，诸葛亮当时已经牢牢地掌控了蜀汉国的权力，连后主刘禅对他亦不能有所制约。
《出师表》通篇不提李严的名字，对刘备之后的蜀汉国而言，并非是一种正常的状况。
三、刘禅与诸葛亮是什么关系？
说诸葛亮上《出师表》时，已经牢牢地控制着蜀汉国的权力，连后主刘禅对他亦不能有所制约，这可以从《出师表》中找到证明。
在《出师表》中，诸葛亮先说了一番当前是“危急存亡之秋”，形势严峻，然后话锋一转：
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
这其中的“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之说，就把刘禅的“宫中”与他的“府中”归成了“俱为一体”，将皇帝的宫中等同于他的丞相府。紧接着他说：“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这就进一步地明确要求刘禅把宫中的事体也要交给他“开府”后的幕府来管，不用宫中的管理机构来处理了。
而如若刘禅不答应的话，那就是“内外异法”了，那么“陛下”你就有不“开张圣听”，不“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偏私”并且不“平明”的嫌疑了。
可以想像，此时已经过了22岁，早该“亲政”但是却没有实权的皇帝刘禅在看见大权在握的丞相诸葛亮罗列了这么多倘若不答应就会产生的“罪状”之后，大约是不敢不答应的。诸葛亮的这些话，更像是一个上司在教训属下，哪里是一个臣子对皇帝说的话？
有人说，刘备早就诏敕后主：“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 。”[8]因此诸葛亮与刘禅的关系就犹如父子；诸葛亮的那些话，体现出的就是这种关系。
其实，在封建时代的君主“托孤”时，往往都有诸如刘备般的表演。远的不说，在刘备之前的三国早期，东吴尊基人孙策在临终时就已经有这样的先例。《三国志·吴书》记载：“（孙）策谓（张）昭曰：‘若仲谋（孙权）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正复不克捷，缓步西归，亦无所虑。”[9]而张昭的处理方式却是“上表汉室，下移属城，中外将校，各令奉职。（孙）权悲感未视事，昭……乃身自扶（孙）权上马，陈兵而出，然后众心知有所归。”[10]
比较张昭、诸葛亮二人辅佐幼主的方式，不能不认为张昭的方式更能合之于时代。何况孙策死的时候，正值各路军阀混战，孙策军队虽东征西讨，政权却并未得到巩固。比之刘备死时蜀汉政权早已扎稳根基，张昭应当更有擅权的可能。
封建时代，君臣就是君臣，不可能有超越时代的资产阶级的民主平等思想。诸葛亮之所以在《出师表》中敢于蔑视刘禅的君权，说到底，只能是诸葛亮的“臣权”已经大过了刘禅的“君权”。而在封建时代，这当然是极不正常的现象。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