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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成都市民的都市生活

作者：米晓燕　黄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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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初期，成都市人口约为四十万人；到抗战时期，由于外来人口的迁入，人口已达到七十万人。如此多的人口集中于一个城市，在科技不甚发达的当时，政府和市民是如何解决饮水卫生问题与公共厕所卫生问题的呢？
　　
　　一、成都市民饮水方式的变迁
　　
　　民国前期，成都是一个还未受现代化太多影响的内陆城市。它的子民们仍然保持着几千年来的饮水习惯——主要依靠井水与河水。成都的著名小吃“铜井巷凉面”，就是因为这个巷子的铜井水质好，用此水做出的凉面口感、味道甚佳，遂使名声远播。但是成都市水井中的水质大多含碱，味苦，不宜冲茶，所以大多数生活过得去的市民与茶馆、饭店的饮用水，都是雇挑夫从城外运回河水。市民一般是河水用来饮用，井水用来洗涤。茶馆则都挂有“河水香茶”的幌子，否则无人登问。
　　傅崇榘在他的《成都通览》中就介绍了挑水夫这种职业。他们大多由穷人特别是外地人担任，家当就是一根扁担，两只大水桶。在清末成都，上千个挑水夫每天从河里挑水，四百多个挑水夫从两千五百多口水井中取水，把饮用水送到人们家中。当时大多数挑水夫都不穿鞋，这是为什么呢？抗战时期寓居成都的何满子老前辈曾在文章中写道：“这里包含着一种职业道德。他们不在河边舀水，以避开岸边洗菜淘米浣洗衣服的地方；都要涉水走到离河岸有一定距离的水面，两只桶不离肩头，迎流俯身一舀，就是满满两桶水挑着上岸了。这是我亲闻之于一个挑水人，他说：‘我们卖的是河心水，没得一丝丝脏的。行有行规嘛，未必担桶水卖就可以不讲良心？’”[1] 这些挑水夫与他们长期服务的“客户”之间充满了认同感和信任感。一位居民写道，他认识的一个挑水夫负责华兴街一带几十个家庭，总计约百多人的用水。每挑来一桶水，他就在主人的大水缸上画一笔，五笔就是中文的“正”字，一个“正”字代表五桶水。到月底，每家的水费按“正”字的数量收缴。挑水夫和用户彼此信任，从来没有在支付问题上出现过混乱。[2]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备受列强凌辱的同时也开始学习资本主义的先进科学技术。饮用水安全为近代西方环境意识关切的重点，其提出洁净的自来水是解决公共饮水卫生的重要途径。19世纪中叶后，在租界的带动下，中国一些商埠城市开始使用安全洁净的自来水。1875年，上海建成中国第一个自来水厂。随后，天津、北京、广州、汉口也相继成立了自来水厂。重庆受长江下游商埠城市影响，也于1932年正式成立自来水公司开始售水。而成都自来水厂自民国33年（1944年）开始筹备，当值国难，财政拮据，其中几经波折，本定于第二年9月来水，但恰逢当年成都市霍乱大流行，又遭搁置，直至民国35年（1946年）5月1日才开放。“因停电故，无法使水压升，刻于二日电流开放，春熙路出售处，当日购者不踊，仅售出一百余挑，昨三日据售者称：‘该处出售时间，每日上午六时起至十二时止，午后一时半起，至八时止，购者踊跃，水泄不通，十个开水龙头，应接不暇，流三百余挑，观众奇观，小孩群聚，人言水清洁白，饮水方便。’”[3] 由此可见，自来水的接通给人民饮水带来了很大方便，市民很快就接受了这个新鲜事物并清楚地意识到它的好处。在老市民回忆老成都的文章中也提到自来水所受到的欢迎程度：“1946年，成都开始办起了自来水厂，这家茶厅（华华茶厅）首先启用，茶客趋之若鹜，生意格外兴隆”[4]。自来水的接通给市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也使一些人伤心，因为他们为此失去了工作。正如王笛在书中写道：“当西式自来水装置出现在成都市，许多挑水夫失去了他们的工作。尽管居民们对这些挑水夫深表同情，但他们没有理由拒绝使用如此方便的自来水。”[5]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便利的先进的东西势必会受到大多数人的钟爱。
　　
　　二、市民的公共厕所卫生中出现的新元素
　　
　　民国时期，居住在成都的广大市民依然保持着几千年来的优良传统，把粪便收集起来，由郊区的农民把它们运出城去，最终施肥到田地里，发挥它们的作用。这种“供需关系”正好满足了双方的需要，既使市民的生活空间保持了清洁，又使农民得到了实惠。但是收集粪便就要用马桶，就要建厕所、粪炕。这样的处所建多了，到夏季就滋生大量苍蝇蚊子。这也会危及城市的环境卫生与市民的生活饮食卫生。当时成都的农民就自嘲这个城市有“三多”：闲人多，茶馆多，厕所多。据成都市政府卫生事务所民国32年（1943年）1月至6月的调查可知，当时成都公共厕所为531所；[6] 而且大多数的厕所条件简陋，卫生条件极差，苍蝇蚊子乱飞。旧成都以茶馆多闻名，遍布街头巷尾。几道盖碗茶喝畅了，就得找渠道疏通，形成有茶馆处必有厕所，“要解手，茶馆走”的格局。在紧邻炉灶或茶社近处的暗僻角落，或半截破砖墙，或两堵漏风泥壁，隔一隔，遮一遮，再挖一小方池，搁上几条木板，面积不过三二平米，就解决了每日成百上千茶客用户乃至过往行人的水火急事。更撇脱的，只竹笆草席尿桶而已。
　　当时这些街头厕所还多是男厕，女厕极少，这是为什么呢？旧成都，三五十万人口，闭塞落后，各行各业女性介入公共社会生活极有限，加之封建观念作祟，人们关注这类问题，似不必要，也有猥亵之嫌。于是“半边天”只能于自家屋檐下去解决。严格意义的私厕，只公馆、独院里的小姐太太拥有。而绝大多数市民，临街铺面的掌柜娘也罢，十家院坝的幺妹子也罢，都是自备马桶供用。马桶容量有限，一日两日积满了就得消除。距“官茅厕”近的，好办，早晚无人，张婆婆、李大娘们双手捧着马桶，颤巍巍自走向粪坑倾倒；远的，那劳作就艰难了。
　　那时化肥尚未问世，城郊农田菜地全靠人畜自然肥支撑。于是，供需互求，应运而生。蓉城晨昏的陋街小巷，不时传来“粪挑喂”的吆喝声。只见一农民汉子挑着两只空空大粪桶，走走停停，一路唤来。应声而出的是这家婆婆那家大嫂，端着各自的马桶，朝门前那粪桶倾去。如此巡回一遭，装满了便闪悠悠地出城去了。有那失去机会的，也不抱怨，因为早晚都要来的，决不至有“尿淹金山寺”的尴尬。这些简陋的厕所，无论是私厕还是公厕都有固定的收粪工前来收粪，并供给出粪人家一定的报酬。
　　抗战爆发后，成都作为后方大都市，各种城市管理职能日趋健全，其中城市的公共卫生事业得到了一定的重视和发展。民国30年（1941年），鉴于“成都市为后方重镇，四川省省会，各项卫生行政应为全省各县之模范”[7]，四川省卫生实验处同成都市政府、省会警察局协商，决定由三方共同组织，设置成都市卫生事务所（后更名成都市政府卫生事务所，以下简称市卫所），掌理全市卫生行政技术事宜。市卫所成立后，确定的中心任务就有整顿公共厕所卫生一项。市卫所对全市所有公厕进行了调查，再加以编号、备案并发统一卫生执照，对其统一管理；还派卫生稽查员不定期地进行检查。市卫所要求公厕主制作一个木牌，写上编号、厕主姓名、管理人姓名，置于厕所墙外，以便检查监督。市卫所还规定水井、水源地方圆五十尺内不得建厕所、粪坑，不得倾倒垃圾等。如有违反，厕主应立即填埋清理，可在原地改建门房；如是“官办”公厕，则由市卫所雇人填埋清理。市卫所又制定了《成都市厕所管理规则》，对厕所的卫生、消毒作了详细规定，并不时派卫生稽查员进行检查，对不符合规定的公厕限期整改，严重者并处以罚款或罚缴石灰五至十斤。另外，市卫所还取消无备案公厕，令厕主改建、改善公厕，并在中山公园（今文化宫）内建模范公厕。
　　民国时期的公共厕所卫生不能与今日之冲水公厕同日而语，但是经过市卫所的一些监督整饬，其卫生条件还是有一定的改观。
　　尤其是1945年霍乱发生后，政府与市卫所全力进行应对补救，给全市水井、较大的取水码头和厕所进行消毒，并免费给市民打霍乱预防针，特别是对贫苦市民挨家挨户上门强迫注射；还大力开展卫生宣传，开展卫生清洁运动。最终在多方的努力下，霍乱给遏制住了，但是付出的生命代价也是惨重的。这次霍乱给当局敲响了警钟，即应大力改善饮水安全卫生与公共厕所环境卫生，加大公共卫生行政的力度，以保障市民的生命安全。
　　
　　注释：
　　［１］何满子：《蓉城忆往》。曾智中、尤德彦编《文化人视野中的老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58-259页。
　　［2］参见吴晓飞：《卖水人与机器水》，《龙门阵》1994年第3期。
　　［3］《新新新闻》，1946年6月4日，第十版。
　　［4]海粟：《茶铺众生相》。冯至诚编《市民记忆中的老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页。
　　［5］王笛著，李德英、谢继华、邓丽译《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6］《成都市公私水井暨公共厕所数目统计表》，成都市档案馆第34全宗《民国时期成都市卫生事务所》，第133册。
　　［7］成都市档案馆第34全宗《民国时期成都市卫生事务所》，第1册。
　　米晓燕：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成都）研究生
　　黄飞：河南省滑县第六高级中学历史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