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大师为什么也会有失误
作者：邵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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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忽然兴会所至及于古代巴蜀，于是找了几本巴蜀史的名著来重读。因为这几本书从前都曾读过多次，这回重读，正如苏东坡说的：“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读一回有一回的收获，真是受益匪浅、启发良殷；同时，对其中一些感兴趣的问题也作了进一步的思考和探索，也可说是其乐融融。不过，此次探索中，笔者也遗憾地发现这几本书在某些地方存在着失误，而其致误之由也颇值得人们深思；因此不揣冒昧，把这些问题的发现和考索写出来和读者共同商讨。
我有一个习惯，在考虑历史问题时很重视史料的真实性、可靠性，特别对那些不常见的关键性史料，常常总是要进行核查。徐中舒先生《论巴蜀文化》第99页《巴蜀文化续论》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史记·楚世家》：公元前三七七年。“蜀伐楚。取兹方。于是楚为扦关以御之。”兹方今湖北松滋县；扦关，《太平寰宇记》说：“峡州很山县地即古扦关。楚肃王拒蜀处”。很山今为湖北长阳县．这是古代楚蜀交通的唯一要道。长江在古代是不容易渡越的。松滋在清江口之东。长阳在清江口西。这是当时楚、蜀必争之处。后来刘备伐吴．也是从这一条路用兵的。当巴族西迁时，这里必然已有通道。“巴蜀数战争”。也必然要从这里开始。《太平寰宇记》清江县下引《方舆胜览》说：“磨嵯山本在黔州界，极高，蛮依为巢穴。颇为边患。蜀王击之，屡获神助．故所在祀之。”此虽出自传说。但清江原为蜀地．则为不可否认的事实。据此言之．巴在夔巫以西的五都，在战国之前。必然都是蜀的旧壤。
大家知道，战国时的蜀都在今川西的成都平原(姑不论其具体所在)，兹方在今湖北中部，相距三千余里，中间还隔有一大片被称为巴的地方，故蜀和楚是不能直接相接的，而“蜀伐楚取兹方”的记载又极简略，所以这事历来就是一段难于说清原委的历史，而各家的理解也就很不相同。如蒙文通先生在《巴蜀史的问题》中只说了句：“楚肃王前后是楚西侵巴境的时期，巴蜀就必须联合起来对抗楚的侵略。”把这事看成是蜀帮巴抗楚的联合行动。而邓少琴先生则似认为蜀伐楚是不可能的，他在所作《蜀故新诠》中压根就没提这件事，而在《巴蜀史稿》中则明确说：“‘蜀伐楚’的蜀字似应为巴字，因为巴蜀世仇，绝不会许蜀人超越境域以取楚的兹方。”(《西南民族史地论集》上第202页)但徐老却找到了这一条由蜀至清江直通楚国的道路，看起来也还言之成理；而《方舆胜览》这条记载便成了这条蜀楚通道的关键性证据。这就引起了我对这条史料的核查，不过一开始便引起我的怀疑。因为《太平寰宇记》是乐史在北宋太宗时太平兴国年间(公元976～984年)的著作，而祝穆的《方舆胜览》则完成于南宋理宗嘉熙三年(公元1239年)，显然乐史著书是不可能引用祝穆作品的。为了核实，我还是找了部《寰宇记》来查，不巧的是清江县所在的施州恰恰是《寰宇记》的缺卷，徐老之说显然有误。但我想徐老不会有误，是不是原书引书有误，于是去找祝书来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方舆胜览》卷六十施州清江县载：
磨嵯神庙 在州治南百步。按磨嵯山属黔州界，山极高深，洛浦蛮依为巢穴，颇为边害，孟蜀王击破之。及祥符中归顺。故老云：洛浦蛮犯边。每以阴兵助官军击贼，灵迹显著，所在祀之。
这个记载与徐老的引文大不相同，其事虽大致相合，但其中能表示时间的词语如“洛浦”(始见于《通典》、《元和郡县志》、《旧唐书》)、“孟蜀”(指五代十国之孟知祥后蜀)、“祥符”(为宋真宗大中祥符年号)等等都被删去，遂致宋代记载的唐宋时事便被误会为先秦时的蜀国事，孟蜀攻打清江洛浦蛮的道路便被误解为“蜀伐楚取兹方”的道路，时间差了一千几百年，这当然就大大的错误了。但是，我确信徐老的引文肯定不是徐老删节的，而是另有根据。开始我怀疑是不是把明代的《寰宇通志》误写成《寰宇记》，但《寰宇通志》根本没载施州；于是又找《读史方舆纪要》和《清一统志》，看看有没有关于磨嵯神庙的记载。果然在《清一统志》找到了，在第二百七十四卷施南府清江县下引了《方舆胜览》，其文字与徐老的引文完全一样。但问题又出来了，既是出自《清一统志》，徐老怎么会说是出自《寰宇记》?而现存《寰宇记》又确确实实缺佚了施州卷。问题究竟在哪里呢?于是我又回头去找有没有与《寰宇记》名称相近的书。首先找来张国淦先生著的《中国古方志考》，这是一部写得很好的工具书，不仅有现存的方志，而且包括已亡佚的方志；不仅有考证，而且有评论。我翻查过多次，这又一次不负有心人。该书在考论《太平寰宇记》时，节录了清陈兰森《太平寰宇记补阙》的《自序》，节文中说：“大要以《大清一统志》为宗，而参之《元和》、《九域》诸志，中有引《寰宇记》者，一字必存，以无忘所本。他如山川人物，或史或传，悉原旧载，无取烦言。《寰宇记》数百年之书，于是完然大备。”不幸的是，我没有找到这部《补阙》，无法继续核查下去。但这书既名“补阙”，则除搜辑佚文而外，则必又要补以他书。陈氏在《自序》已予说明，且更明揭“大要以《大清—统志》为宗”，则《清一统志》所引《方舆胜览》清江县“磨嵯神庙”条必然囊括其中。徐老很可能是用了这书而脱漏“补阙”二字，遂写为《太平寰宇记》了。这样就成问题了。但这个问题还不很大，更大的问题是没有去找《方舆胜览》来核对而使用了被删节后的误文，其据此而得出的推论，问题就更大了。这书在当时的成都很不好找，据我所知，狮子山的四川师范学院图书馆是有一部，而且是宋本，应当是准确无误的。当然，我们也不应忘记，徐老写《巴蜀文化续论》是在1960年，正处在经济生活困难时期，到狮子山很不方便；且徐老年事已高，又没助手，没能前去核查，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前十来年，有人在写四川史时，照用了徐老的这段文字，竟然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对史料也没进行核对(这时不仅已有影印的四库全书，而且好像还有影印的宋本《胜览》)，而且在分析论述上则走得更远，这就难以解说了。
在读蒙文通先生《巴蜀史论述》第29页《巴蜀史的问题》一文时，文中的一句话引发了我的兴趣：
《路史·国名记》和《御览》都说：“昔蜀王栾君王巴蜀，见廪君兵强，结好饮宴，以税氏五十遗廪君。”
因为古文献中说到廪君的很少，所以关于廪君的时代，学者间的意见相差很大，有人说是在夏初，有人说是在战国晚期，但都没有有力的证据。而这条史料正好可供考论廪君时代的参考。于是我又开始核查，先查《路史》，在《国名记》中载有：“蜀王以税氏五十遗廪君者，盛《荆州记》云：建平信陵今有税氏。”文字显与上揭不同，蒙老当然不会是引自《路史》。文中另提到《御览》，但没有卷数，又无所引书名，很不好查。记得三十多年前曾将《御览》翻过一通，似乎没有这条材料。《路史》文字虽不同，但它提到《荆州记》，提醒我们可以从盛弘之的《荆州记》去查。盛书虽然早已亡佚，但清代有王谟、陈运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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