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关于大众文化时代史学传播的思考

作者：刘　珍

字体： 【大 中 小】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的深入促使社会的政治经济格局发生变迁，曾经充当“显学”的史学逐渐式微。在历史学界，甚至出现了“史学危机”的唏嘘。学界尚且对史学传播前景惶惶，何况大众乎?然而，随着大众文化时代的来临，史学传播似乎又得以重拾信心。“传媒、市场、科技，当代世界三大强势元素纠合于一体，交叉覆盖，在人类头顶笼罩了一层传播文化网膜，造成了一种比实态真实还要强大的拟态真实。”电视、网络由“易中天现象”打头，各种与历史沾边的图书接踵而至，“戏说”、“歪说”、“解秘”、“探幽”铺天盖地，历史影视剧占据“黄金时段”……这些似乎与史学传播无关但又丝丝相扣。
　　
　　一、灾学传播观念的转换
　　
　　不可否认，中国具有最为繁富和悠久的史学传统。邸永君先生认为：“传统史学之分野大致有二：一是以古鉴今之庙堂史学，讲求宏观，旨在探索规律，冀以教化苍生，以《春秋》、《史记》等为其典范：一是求真求是之民间史学，讲求微观，旨在搞清史实，冀以考据自遣，以乾嘉学派集其大成。”历代中国无论庙堂史学还是民间史学都被认为是在教化的氛围中浸淫，庙堂史学直接效力于政治权威；民间史学作为庙堂史学的工具则间接地效力于政治权威。汪荣祖先生还将传统史学之精神归纳为：“一曰显忠臣，二曰诛逆子，三曰树风声”。长期以来，史学的教化功能被无限夸大，所谓“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即此。史学的功能似乎上可揽天，下可罗地，大得不着边际。由此引发出的担心是，史学若只为少数人掌控，很容易被任随打扮或捏塑成“器”。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大众文化的迅猛崛起，史学传播的接受者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数；史学传播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被纳入传播学和哲学的大视野中。这不仅有利于历史学的学科建设，也可以帮助历史研究者跳出狭窄而含混的历史观，有助于史学传播打破感性的自得而建立理性的自信。
　　
　　二、史学传播的实践
　　
　　姜华先生在《大众文化理论的后现代转向》一书中将后现代大众文化的本质特征归纳为“英雄神话与偶像崇拜”、“感情的沉沦与欲望的泛化”、“影像的拼贴与能指的碎片”、“历史的断裂与当下的孤独”翻。大众传播载体和运作方式彰显了工具理性逐渐转化成功能主体，两种角色相互交叠，塑造着现实的生活，从而产生出多姿多彩的大众文化现象。工具理性逐渐演化成功能主体，成为大众的精神所倚；而广大史学工作者也能直面这种文化趋势而及时做出回应。笔者曾经有两项职位名称均为“文史编辑”的工作经历。一项工作是在一间图书工作室，负责甄选文史类的畅销图书；一项工作是在一间网络公司，为大学教授的学术讲座视频配校同步文字。这两项工作正好可以对应当前史学传播的两种方式。其一是史学学者作品的出版流传，例如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易中天的《帝国的终结一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批判》。这些作品不仅是学者们的学术研究，同时因为新的研究范式与新的叙事方式成为通俗的历史读本。另外一种是史学学者将自己研究成果直接面对大众讲授，诸如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上的讲授。乐观者认为，以上两种方式至少可以说明：一方面知识分子保持着理性、执着的思考才能，使精英文化保持坚挺，从而在驳杂易变的大众文化面前得以保持从容不迫：另一方面，学者讲史类的“百家讲坛”则具有文化展示作用，不仅为大众提供了更多的文化选择，也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大众文化的审美能力，协助大众在驳杂的大众文化中去学会选择“真”、“善”、“美”，远离“假”、“恶”、“丑”。
　　
　　三、史学传播效果的控制
　　
　　当然，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的中国大众文化自具有其特殊性。它并非仅仅是促使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予以接触。普及历史知识的工作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做，但这些作为还没有形成史学传播的常态。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副教授段鹏说：“大众传媒是可以在传播史学知识中发挥很大作用的，但由于传媒自身面临的商业压力以及史学大众化本身的难度等因素，目前来讲，媒体和大众化史学传播之间的互动还不够成熟，需要正确而明朗的导向。”诸如读者和电视观众年龄的限制，生活和教育背景差异、作者和读者、节目创作人员和电视观众的互动和沟通不够等等问题都有待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又怎能保证大众就会去正确地选择“真”、“善”、“美”而远离“假”、“恶”、“丑”呢?一些人是否只是将图书和讲坛当作一种消遣娱乐或过眼云烟呢?史学传播应该是一个系统工作。真正健康的文化格局，其参与者应该是自觉的，起码带有自觉的成分。史学传播的效果也需要探讨如何促使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接触走向一种深层次的自觉、积极的轨道。这就需要史学工作者跳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圈子，借力于党和政府所主导的主流文化的引领。这就意味着史学工作者必须高举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科学发展观的旗帜，坚持以弘扬爱国主义，增强民族凝聚力为职责。另外，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史学传播工程不仅需要民族的情怀，而且还需要拥有全球化的视野，需要借助国际化的眼光从整体上反省中国历史研究与普及，在更广阔的语境中进行多学科的交叉研究与普及，这就是所谓大历史观。
　　
　　结语
　　
　　大众化使史学传播生生不息，是史学传播的动力与归宿。史学回归民间是大势所趋，即便是纯学术的历史研究，其眼光最终仍然应当投向大众，从而促使史学理论体系和史学实践体系的互渗互融与完善、提高。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史学传播的长效机制。当然，史学传播的自觉以及史学回归民间，必然会遇到种种问题。其中一些问题并不是史学和史学工作者能够独自面对的，还需要全社会、全体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全体传媒工作者全方位的通力合作，不断进行新的探索，经历新的砺炼。我们相信，中国史学的传播必定会与时俱进，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再创辉煌作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西南民族大学(成都)历史文献学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