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漫谈孔子眼中的《关雎》
作者：子 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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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诗》三百的头一篇，便见《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鲁迅在《门外文谈》(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里揶揄说，因为《关雎》“是《诗经》里的头一篇，所以吓得我们只好磕头佩服，假如先前未曾有过这样的一篇诗，现在的新诗人用这意思做一首白话诗，到无论什么副刊上去投稿试试罢，我看十分之九是要被编辑者塞进字纸篓去的。‘漂亮的好小姐呀，是少爷的好一对儿!’什么话呢?”
明眼人一看，便会明白鲁迅并非在否定《关雎》，而是在盛赞《关雎》。至于“什么话呢”的话，是模拟封建卫道士们的口吻说出的。《门外文谈》作于1934年，距今已有74个年头了。可是即便在眼下，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成立已近一个甲子，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已进行30年的情况下，像“漂亮的好小姐呀，是少爷的好一对儿”一类的纯情话作品，也并不是人见人爱，个个叫好，受到普遍欢迎的。(不信请翻翻当代人所编选的诸如《当代诗选》一类的集子，大致是没有将“漂亮的好小姐”一类的纯情诗置于卷首位置的，就像《诗》三百将《关雎》列为开篇之作那样。)因此，也就难怪在鲁迅的时代(那是一个“风雨如磐暗故园”的时代)，它们会遭到众多道貌岸然的、不食人间烟火的“正人君子”的群起而攻之了。在那种环境里，鲁迅匹马单枪的挑战在表现出这位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先驱者的英勇无畏之外，所显出的也实在是几分无奈。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对中国传统儒学的开山祖师孔圣人竞容忍将《关雎》作为《诗经》开篇之作(研究者均认为，孔夫子至少是《诗经》的参编者之一。旧时甚或倾向于《诗经》系孔夫子所编写；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也可以说是孔子亲手将《关雎》送上《诗》三百的榜首地位)；而他之后的儒家信徒、理学先生们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虽然向“漂亮的好小姐”一类的文字大举挞伐，却也在这一类文字的老祖宗《关雎》之前，吓得“只好磕头佩服”的怪事，觉得有趣，需要来一番刨根问底。
一、孔子说：要像好色那样去好德
为着更好地让读者明了孔子以及孔子以来的儒生们对《关雎》内涵的不同认识，这里特照录《周南·关雎》原诗并试译如下：
关关雎鸠， 对对雎鸠关关叫。
在河之洲， 双栖又息小河洲。
窈窕淑女， 窈窕贤淑美少女。
君子好逑， 君子心中好配偶。
参差荇菜。 摇曳多姿荇菜绿，
左右流之。 左看右选忙不住。
窈窕淑女。 窈窕贤淑美少女。
寤寐求之。 君子梦里巧媳妇。
求之不得。 相思连连愁肠苦，
寤寐思服。 眼开眼合总想求。
悠哉悠哉。 漫漫黑夜何其长。
辗转反侧。 翻来覆去难入宿。
参差荇莱。 摇曳多姿荇菜飘。
左右采之。 左摘右采忙不住。
窈窕淑女， 窈窕贤淑美少女，
琴瑟友之。 琴瑟和谐胜友朋。
参差荇莱。 摇曳多姿荇菜香，
左右笔之。 左挑右拣忙不住。
窈窕淑女。 窈窕贤淑美少女。
钟鼓乐之。 钟鼓合欢到白头。
平心静气地说，这是一首朴素得近乎大白话似的诗(在描摹的丰腴逼真与语言的纤巧秀丽上，并不及《卫风·硕人》之“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也不及《陈风·月出》的“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但同时也是一首直抒胸臆，敢讲真话的诗。它讲的真话，直面于作为人的一个基本需求——色(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情欲或性欲)而侃侃道出，不假掩饰，毫无羞涩，更无造作。而孔夫子之所以欣赏它与推重它，也正在乎此。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
第一，孔子认为人都有“色”或“色欲”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他在《论语·季氏》里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意思是说，青少年时代正是长身体长知识的时候，不要将过多的精力花在性爱上。其言外之意也有两层：一是青少年时代可以有适度的性爱；二是进入壮年期后，就可以去大胆性爱了(当然仍需有—个合理的度)。总之，孔夫子是承认情欲或性欲这个人的基本欲望的。否则，他不会在《论语》之《子罕》与《卫灵公》里两次叹道：“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我没有看见过喜爱道德能像喜爱女色那样的人啊!)在孔夫子眼里，当时的人们竟没有一个将“好德”置于与“好色”同等地位的。这在将“仁”视为人生修养头等大事并为之辛苦奔波了一生的孔子来说，颇感寒心。虽然如此，孔子终归是将“好色”当作人的本性之一来看待。所以他要求人们像“好色”一样“好德”。不过，孔子也知道他给人们订出的标准太高，在实践中确实难于把握，难以操作，所以只好摇头叹息，并未摆出一副痛心疾首、气急败坏的样儿来。
过了一两百年后，孔子学说的继承人“亚圣”孟子便借告子之口，将祖师爷未及点明的话直说了出来：“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就是说，人最基本的欲望——除了吃饭填饱肚子外，就是对异性的追求。
到了西汉戴圣编纂《礼记·礼运》，则把孟子的语气提到高八度：“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其语气固然是重了些，不过说的是事实，而且完全是循着孔子的恩路发挥的。因此，倘要认可孔、孟之论，那么对《礼记·礼运》之说，也当予以认可才是。
总之，以孔夫子为代表的先前的儒家们(主要指先秦儒家以及汉代儒家)，是坦然面对性欲或性爱的，认为属于人之常情，并不视为洪水猛兽；而人们重视它、享受它、讴歌它，将它看成是人生一大乐事、美事是没有错的。所以，孔夫子对敢于直言性爱和追求性爱的《关雎》予以特别青睐，亦当是顺乎情理的事。
第二，孔夫子十分讲究“中庸”，凡事除了首先断其是非曲直外，还以“中庸”之道作为准绳参与评判。孔子在《论语·雍也》里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呼!民鲜久矣。”(中庸作为“仁”德，是最高的了!可惜人们长久地疏远了它。)那么，什么叫“中庸”呢?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说：“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这就是说，“中庸”乃不偏不倚，无过也无不及。这是儒家处理事情的通常立场，评判事情对与错的理想标准。但是在春秋时期礼崩乐坏、“仁”德殆失的背景下，孔子很难看见人们按“中庸”之道去规范行为的事情。所以他极向往三代之际的美好时代，说：“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论语·泰伯》)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而《诗》三百无疑堪称周代文章典籍的代表，他用“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在他看来，《诗经》所讲，大体上都是真话，不虚假。诚如郑浩《论语集注述要》所揭示的：“盖言《诗》三百篇，无论孝子、忠臣、怨男、愁女皆出于至情流溢，直写衷曲，毫无伪托虚徐之意。”孔子还高兴地发现，在这样的《诗》三百之中，尤以《关雎》对“无邪”的度把握得最好，最合他力主的“中庸”之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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