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爱国将领于学忠在华北

作者：于允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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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2年8月17日，南京国民政府明令将于学忠(1890～1964)所任的平津卫戍司令职务与王树常所任的河北省政府主席职务对调。在这个明令发表之前，天津地方的局势十分紧张。日本侵略者利用汉奸张璧、郝朋纠集地痞流氓四百余人，组织起便衣队。这伙民族败类借日租界为掩护，每天窜到街面上鸣枪恐吓、骚扰百姓。当时王树常为避免与日军引起冲突，不敢使用正式军队弹压；而当地警察和保安队力量微薄，不足以对抗这帮汉奸，更不能进入日本租界捕人，只能采取戒严的办法，消极防御。这又使得当地百姓谋生维艰，小商、小贩及三轮车夫行动受阻，严重影响生计。天津地方人士因此对王树常颇多指责。王树常对日外交软硬难施，应付困难，也很想卸职离去。
　　于学忠上任后，马上撤消戒严令，准许市民自由行动，并将东北军113师李振唐所部唐晋尧、周福成两团，改穿保安队服装调进天津市内，加强警戒。他断定：日军兵力有限，并不敢与中方正面冲突；他们唆使捣乱的汉奸便衣队也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中方只要下定决心，就可以把这伙社会渣滓彻底消灭。
　　果然，日本人欺软怕硬。他们指使的汉奸便衣队探知中方的决心后，即销声匿迹。
　　日本侵略者为窥察华北的军事戒备情况和于学忠的态度，由其国内的经济界、新闻界、军界组织所谓观光团，经常找借口来天津访问。日本的现役军官和特务机关长如田代义莪、高桥、根本、几谷、丰多、柴山、土肥原等人也频繁“拜访”于学忠。
　　1933年3月，张学良被蒋介石逼迫下野出国。当时东北军总计26万人。张学良临行时，将其中9万人三个军交由万福麟、王以哲、何柱国各率一军，其余17万人统交于学忠指军。于学忠实力扩大，致使日本侵略者更加忌惮与仇视。
　　在天津的亲日分子张志潭、齐燮元、王克敏、王揖唐、潘复、张廷谔在日本人授意下，频频找于学忠晤谈。从这些人的口吻中，于学忠觉察到日本侵略者对自己威胁不成而改行拉拢之意。对此，于学忠予以严词拒绝，回答说：“我身为国家封疆大吏，守土有责。”他让这些人转告日本人：“我于某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让我出卖祖宗——那是痴心妄想!”
　　日本人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们动用日金200万元，利用曾任吴佩孚政务厅厅长的白坚武和天津市政府外事秘书何庭流，组织了对于学忠的三次暗杀，但都被于学忠挫败。
　　第一次，收买河北省南官县人、保定军官学校出生的王玉珍为暗杀首领，组织暴徒13名，企图在于学忠由天津市河北二马路寓所赴省政府上班途中对其行刺。这伙汉奸探知，于学忠每日早8时到达省政府。他们便带手枪、手榴弹、小型炸弹，乘汽车沿着二马路去省政府的途中，分散埋伏，打算在于学忠乘汽车经过时动手。然而，于学忠已侦知敌人阴谋，在他们准备动手那天，提前半小时到达省政府，致使他们的计划落空。
　　第二次，日本人收买了于学忠的随从副官巫献廷和51军司号官傅鉴堂对于学忠进行暗杀。事前，于学忠的警卫排长唐朝卿已有所察觉并迅速向于学忠做了汇报，从而使他始终保持着高度戒备。一夜，巫献廷向于学忠汇报，宅中浴盆已安好，请于学忠入浴。于学忠进入浴室，感觉巫献廷神色有异，遂退出浴室。是夜10时于学忠刚刚入睡，唐朝卿即报告：“51军司号官傅鉴堂在大门外与巫献廷窃窃私语，鬼鬼祟祟，形迹可疑。”于学忠当即把巫献廷叫来，问道：“傅鉴堂找你做什么?你要说实话!”巫献廷神色立变，回答：“我惭愧得很，对不起主席，不过事情是错啦!我本意并不想做，只想骗日本人几个钱。日本人答应给我俩40万元，我们未敢要那些，只要8万元，事成再说。现在每人先拿3000元零用。我已给河南老家汇去，只余500元。”经搜查，在巫献廷裤兜里发现有两只手枪。于学忠赶到军部，逮捕了傅鉴堂。
　　第三次，日本人收买于学忠旧部曲子才(山东黄县人，曾任51军团长，因吸毒被撤职)在于学忠的食物中下毒。曲子才运动51军副官处勤务兵袁启明，交给袁启明白色毒药面两包，答应事成后给袁启明3万元。袁启明不敢下手，携毒药自首。暗杀阴谋又未得逞。
　　日本人暗杀失败，继续捣乱。他们利用汉奸石友三、刘桂堂收编土匪扰乱地方，并酝酿建立伪华北国。1931年7月，石友三叛变张学良，被于学忠击溃。石友三仇视于学忠，不惜认贼作父，投靠日本，组织伪军到处骚扰，致使冀东北一带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1934年，日军在天津海光寺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周围桥梁下埋设地雷，并敷设铁丝网、麻袋等工事。北宁铁路附近，日军也加紧了备战活动。同时，日军不断造谣，诬蔑中国军队将向日军开战。《辛丑条约》规定，日本在天津的驻屯军不得超过200人。日本人却用换防名义来增加兵力，还经常举行示威性的军事演习。一次，日军的行军演习经过河北省政府门口，架枪休息十分钟，以向中方示威。日军又在天津中原公司楼上安装一门小炮，炮口正对着省政府。于学忠针对日军的挑衅，迅速在天津附近集结了三个师，随时准备与日军作战。
　　1934年5月14日，日本人小岛助一到河北省韩家寺日本人本静次郎开设的三东洋行访友。时值三名中国人袭击该行，遂将小岛助一掳去，次日将其杀掉。日方就此事由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向河北省政府提出五项要求：由河北省政府向日本驻屯军司令正式道歉；惩办唐山公安局局长及县长；赔偿1万元；缉凶；保证今后不得再有类似事件发生。于学忠经过调查，确认这次事件的真实情形是日本人首先向中国人挑衅(日本浪人在该地毒打中国农民)，惹起公愤，这才发生袭击洋行事件。根据中日条约规定，日本人到中国来，如有正当理由，必须先行通知中方，经中方许可后始负保护责任。小岛助一访友，事先并未通知中方，故中方不能就他的丧命一事向日方道歉。至于其他要求，均不能应允。日方见与于学忠交涉无效，乃向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
　　当时蒋介石幻想以外交手段解决东北问题，仰赖“国联”，收复东北；同时又企图借对日外交纠纷打压东北军。1935年春，国民政府军委会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邀于学忠谈话，以省府设在天津常与日方冲突为由，要求将省府迁到保定。于学忠很生气，回答说：“天津是中国的地方，不能因日寇的威胁，省府南迁。如果迁到保定后，日寇再行威胁，我们还能迁到河北省以外的地方吗?这关系到中国的主权问题，我不能南迁。”
　　1935年7月，出卖华北大部主权的《何梅协定》出笼，其中两项关键条款是按日方指定：罢免于学忠河北省主席之职，东北军51军撤离华北。《何梅协定》签字后，在某天的一个小时之内，何应钦与于学忠连通电话两次；何又命其办公厅主任鲍文樾与于学忠通电话一次，威逼于学忠辞职，遭到断然拒绝。
　　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遂强令省府迁至保定；不久，命令于学忠率领51军开赴西安，所遗河北省主席职务，由民政厅厅长张厚琬代理。以后51军进驻甘肃天水；又经过一段时期，才免去于学忠的河北省主席职务。
　　在免去于学忠河北省主席职务的命令发表前，蒋介石曾在成都向张学良去电，谓“接行政院长汪精卫电，因对日外交关系，拟免去于学忠河北省主席职务，吾兄有何意见，速即电示。”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昌行营主任的张学良立复一电，痛陈“中国的封疆大吏，不应以外人的意见为转移，如此例一开，国将不国。此事所关孝侯(于学忠字)的事小，而对于国家主权攸关的事大。”电报发出去十多天，未见蒋介石回电；倒是蒋介石的秘书长杨永泰又来一电相问：“委座前为孝侯兄免去河北省主席职务一事，电询吾兄意见，为何迄今未复?”其实，杨永泰这封电报发给张学良之时，南京政府已经发表了免去于学忠河北省主席职务的命令。张学良当然明白蒋介石耍的这一通阴谋。稍后张学良为研商关于流亡关内东北人士的安排一事而飞赴成都面见蒋介石。张学良就于学忠事当面质问蒋介石。孰料蒋介石竟以电报线路出了故障，未收到张学良的电报为由，来搪塞张学良。
　　于学忠在天水驻军半年后，即被任命为甘肃省政府主席。此时华北局势益危，就连亲日分子何应钦也不能在华北立足，而改由宋哲元出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去与日本侵略者进行艰难周旋。
　　
　　本文作者系于学忠将军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