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漫谈“移民乡井”之四川会馆

作者：王日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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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明清时期京师的会馆是以士绅试子会馆为主的话。那么清代成都乃至四川的会馆则应是以移民作为最初的驱动力的。
　　
　　四川是移民会馆的集中地
　　
　　清初的四川，因清兵入川及张献忠的农民战争，导致人烟稀少。康熙时采取优惠政策，动员从湖南、湖北、广东、江西、陕西、福建等省移民百万到四川。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四川经济得到迅速恢复。清人魏源在《古徽堂外集》说：“张献忠屠蜀民殆尽，楚次之，而江西人少受其害。事定之后，江西人入楚，楚人入蜀。”故当时有“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之谣。
　　无论如何，延续明末商业繁荣之绪，清初的移民多带有商业性。他们聚集于乡镇乃至都会，谋求商业利润。由于同乡较易沟通，往往居住得较近，经营的行业也类似。同乡间的集体利益也更容易形成，直至建立代表自己乡帮的会馆。
　　最初的乡人联谊并不拘形式，同乡聚集较多的省份率先建立起会馆，目的在于聚集同乡商议事务。在成都，陕西人捷足先登，早在康熙二年(1663年)就建立了会馆。随后有江南馆、贵州馆、湖广馆、山西馆、两湖公所分布于成都各区，成都周围的乡镇也建立了不少会馆。譬如洛带，就有广东会馆、湖广会馆、江西会馆。馆内的一副对联说道：“云水苍茫，异地久栖巴子国；乡关迢迢，归舟欲寻粤王台。”俗语说：“家贫不是贫，路贫贫煞人”；“在家千日好，出门时时难”，离开乡井的人们确实遭遇到不少磨难。
　　会馆作为旅外同乡集会的场所自然具有了向心力。在成都总府街，有福建人修建的福建会馆，湖南、湖北人修建的湖广会馆；在金玉街有浙江人修建的浙江会馆，山东人修建的山东会馆，广西人修建的广西会馆；在正通顺街，有云南人修建的云南会馆，山西人修建的山西会馆；棉花街则有江西人修建的江西会馆；西糠市街有广东人修建的广东会馆；在布后街还有河南会馆、贵州会馆和北川会馆。
　　
　　官商结合推动会馆扩建增宏
　　
　　单有财力而没有权力，往往不足以支撑起一所会馆，土著的阻挠往往成为会馆无法建成的首要障碍。光绪初年，陕西同乡会在成都没有固定的地址，“老陕”(当时成都人对陕西人的称呼)们打算在城内买段地皮修会馆。一些成都人排外欺生，不愿意卖地皮给老陕。陕西人通过在川做官的老乡，多方说情、打点，拖了几年，才用高价把一个多年蓄满污水的烂泥塘连同周围堆垃圾的荒地买来。明知这是刁难，“老陕”还是咬着牙接受了。要修会馆，得先用土石填平这发臭的烂泥塘。少数心胸狭隘的成都人又节外生枝，不许“老陕”在当地取土。坚强的“老陕”竟做出了惊人的决定：由同乡会发起，凡从陕西到成都的陕人，每人都必须至少携一麻袋本乡的泥土，以填入烂泥塘。两年以后，“老陕”居然用一袋袋三秦大地的黄土把这近一亩的烂泥塘填平；接着，筹资建起一座气势雄伟的陕西会馆。陕西商人在苏州也有悲惨的遭遇。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苏州织造李煦密奏说陕西商人“结党聚众，谋为不轨。”直至乾隆时三位陕西同乡官员到苏州任官，才解除了陕西商人的困境。
　　陕西会馆是旅川陕人祭奉先哲、议事会商、请亲宴友、会试借宿的地方。现存的陕西会馆，据大殿檩题记载，为光绪十一年(1885年)的陕西籍川省布政使程豫首倡，成都的庆益、益泰等33家陕人商号集资重建，体现了官绅与商人的相互合作。殿顶覆黛色筒瓦，歇山顶的屋翘檐，底楼石柱擎柱承梁皆为粗大石柱，四方石柱到顶；其余则以精良楠木与底楼石柱联接直上檩梁，共104根，立于砖石阶基之上。木质门窗雕刻精细，斗方云饰彩绘飘逸。门厅别致，走廊悠悠，无论内外布局、造型装饰都凝重端庄典雅古朴，体现了古代建筑的优秀传统。殿前的两株古银杏枝叶随风摇曳，与庭院中的小桥、亭榭、幽竹，遥相呼应。底楼石柱上的楹联工巧，相向而列，更使大殿生辉。会馆的二楼辟为“银杏画廊”，画廊匾额为当代著名书法家刘正成手书。近年来有众多名家至此举办书画展览，引得文人雅士云集。会馆成为当地建筑水平最高的建筑之一。
　　
　　走向融合
　　
　　在会馆集中之区，会馆间的相互交流也成必然趋势。在四川中江，其地先民“多由闽粤楚赣而来，先至者或恣睢自雄。今则靡相龃龉，互通婚姻，欢洽大和，无复南人来土之患也”(民国《中江县志》卷二《风俗》)。在大足县，“清初移民实川，来者各从其俗，举凡婚丧时祭诸事，卒视原籍通行者而自为风气。厥后客居日久，婚媾互通，乃有楚人遵用粤俗，粤人遵用楚俗之变例”(民国《大足县志》卷二《风俗》)。在安县，“前清时县属民皆由各省客民占籍，声音多从其本俗，有所谓广东腔者，有所谓陕西腔、湖广宝庆腔、永州腔者，声音多浊。近数十年来交通便利，声音皆入于清”(民国《安县志》卷五十六《杂记》)。方言的交融是彼此分隔到相互融合的基础。
　　以风俗而言，互相迁染而形成的风俗亦比比然。在清代，四川灯会颇盛，灯会上演唱笙歌亦颇盛，其中最有名的《采茶歌》有这样的歌词：“二月采茶茶叶青，茶树脚下等鸳鸯。三月采茶茶花开，借部情依几何来。”考诸《岭南杂记》，潮州灯节时亦以唱《采茶歌》为盛，其中有这样的歌词：“二月采茶茶发青，姐妹双双去采茶，大姐采多妹采少，不论多少早还家。三月采茶是清明，娘在房中绣手巾，两头绣出茶花朵，中间绣出采茶人。”(民国《新修合川县志》卷三十五《风俗》)显然，四川的灯会茶歌与闽粤的灯会茶歌有源流关系。
　　各地会馆竞相在节日期间演戏以装点娱乐气氛，也吸引了大批的土客前来观摩。在四川，“各庙每年各有会期，临期各有首事安排庆祝”(民国《万源县志》卷五《礼俗》)。每年六祖和天后的祭日是闽粤人演戏欢娱的重要节日。史载：“八月初三日为六祖会，粤省人演剧庆祝，十月初一日为牛王神诞期，农民演剧庆祝”(嘉庆《彭山县志》卷三《风俗》)。天全州“三月二十三日天上圣母会，演戏，各神祠祈禳春福”(咸丰《天全州志》卷二《祠庙》)。在有些地方，每至会馆的会期，“演戏多至半月，各街骑街搭台演唱秋报之戏，自八月起至十月下旬止，城外大小两河各街亦于十一月起至腊月底止，凡唱演秋报戏文，每日必有酒席，衣冠文物，共乐太平，美酒言欢”(民国《：新修合川县志》卷三十五《风俗》)。在金堂县，“清以来各寺庙会馆，赛神必演戏，任人观览”(民国《金堂县续志》卷四《礼俗》)。各个会馆几乎都以上演本乡籍的地方戏来显示自己的特色，于是在四川的戏剧舞台上，秦腔、潮戏、闽剧、粤剧等与梆子并驾齐驱，争奇斗艳，呈现出一派生机盎然的气象。徽州的地方戏也因徽商而流布各地。在移民会馆集中的四川农村，外籍的农业技术、生产经验和作物品种等也在推广传布。如闽粤的种蔗种烟技术的传播便开辟了四川南溪、云阳等地新的致富之源。
　　从清初到民国的二三百年间，多个各认“乡土”的移民群自相联合，兼容并包，并在这一过程中与四川本土居民逐渐融合，从而形成今天的四川人。如大竹县原有楚、湘、粤、赣、闽五籍之人，起初他们各建会馆，互不统属；到光绪五年(1879年)则设立起五馆公所的联合机构。公所职员由五馆推举充当，管理地方公务。(民国《大竹县志》卷二《建置》)。在犍为县，“道咸时各场承力、地方公务，有五省客长之目，治城所属场镇亦多建有各省会馆，顾省籍虽异，而无种界上之分歧，用能各安于无事，以生以息，相助相友，县境遂成东土彬彬然”(民国《犍为县志》卷四《居民志》)。在灌县，旧有秦晋馆、湖广馆、广东馆、四川馆、贵州馆、江西馆、福建馆，到后来总称为“七省会馆”。“所谓七省会馆，是旧以客长轮总之，享荐各有其时焉……其在场集之会馆大率类是”(民国《灌县志》卷十六《礼俗志》)。客长轮总成为彼此走向联合的先声。而重庆的八省会馆则包括了广东、浙江、福建、湖广、江西、江南、山西、陕西等会馆。八省会馆的功能，几乎取代了官府的全部“市政”管理权。
　　在历史上，四川的客民会馆多以乡土神(如广东人祀南华六祖，福建人祀天后，山西人祀关羽，江西人祀许真君，湖广人祀禹王，浙江人祀准提、安徽人祀朱熹等)的设置来确立自己的特色，从而区别于一般士绅试子会馆与其他工商城市的会馆。正由于移民们主要把经济利益放在首位，故他们更加务实，更加注重自我管理与彼此利益的协调，因而显得更加有序更加安定，从而为四川本土社会所接受。这类会馆因为少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地方观念才得以日显消融。这也与京师及省府城市会馆地方主义观念日见浓厚形成鲜明的对照。
　　
　　作者：厦门大学历史系历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