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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西苏区的旷世冤案“肃社党”
作者：晓 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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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在蛟洋摘集体耕种的试验。特委认为这是破坏苏区的土地革命，并指责傅与共产党对抗。3月中旬，闽西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傅负气不参加，但他还是当选为政府执委、财政部长。傅柏翠因与特委意见不合，不愿就任。不久，特委派闽西苏维埃政府秘书长林一株，来到蚊洋找傅柏翠，要傅抽出一部分枪交特委使用，包括傅本人使用的勃朗宁手枪。“闽西王”勃然大怒，将林轰走，然后写信给特委反对“党霸”。12月初，在闽粤赣省党代会上，邓发与林一株指责傅柏翠“对抗党的路线、违反组织纪律”，开除了傅的党籍。为要削弱“闽西王”的势力，特委将上杭北四区的13个乡的党政组织及其党员干部，一概摒弃在党外。这样一来，党员、群众大有意见了，以至于特委派的干部进了北四区，群众愤怒喊打。特委遂说这些人随傅柏翠“反水”了。在这错综复杂的情形下，林一株等人驾空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毫无根据地宣布傅柏翠是闽西“社党首领”，并对卢肇西、曾牧春等人搞刑讯逼供，给傅戴定帽子。
以傅柏翠在闽西的实力和政治影响，第23号通告的宣布，让许多军民惊疑交加，大惑不解：“这是怎么一回事?”
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按耐不往心头的焦虑，拉上特委宣传部长郭滴人，来到肃委会找林一株：“这么大的事情，怎么能随随便便地宣布?”林一株傲然回道：“什么叫随便，不是经过了特委吗，”
张鼎丞、郭滴人向林一株要证据，林一株高声说：“证据，当然掌握了，要不然怎么会抓人?你说，谁能担保卢肇西不是‘社党’分子?”看见张、郭二人发愣，林一株不耐烦地说：“有问题你们找特委吧。我们肃委会的任务就是肃清一切反革命的改组派和社民党!”说完，竟撇下二人出门而去。
3月下旬，红12军101团及永定、上杭两县的赤卫大队共2500余人枪，由林一株指挥，兵分两路向蛟洋进发，讨伐傅柏翠及北四区的“叛逆分子”。“闽西王”获知军情后，紧急动员北四区的所有干部群众，加上所掌握的部队，组成3000多人枪的军力，严阵以待。林一株不敢贸然开进蛟洋，只在北四区边缘地方寻机作战。这两支原本同属于红军的武装力量，紧张地对峙了10余天，最后以林一株率队退走而告终。 闽西特委派兵剿击傅柏翠，将“闽西王”从革命阵营中推了出去。此后傅柏翠离开上杭来到福州，国民党省政府主席方声涛当面委任他为龙岩县县长，被傅拒绝。不久，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中统头子陈立夫，也想把“闽西王”拉到身边，傅柏翠亦不买账。后傅终于与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的蔡廷锴牵上了线，在其后发生的“福建事变”中，傅柏翠曾热心帮助共产党。
在红军长征以后，“闽西王”回到了闽西，利用他的力量和地位，对红军游击队帮助很大。1949年5月，他统领2400多国民党军政人员通电起义，投归人民，配合解放军进占闽西。1986年，90岁高龄的傅柏翠重新加入了共产党。傅曾一再地声明：“我不但不是什么‘社党总首领’，而且这个组织也是根本不存在的。”刘于这一点，邓发后来在延安也明确说过：“今天来看，闽西苏区根本没有什么‘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对傅柏翠和许多的同志，是冤枉了他们。”
这些都是后话。
三、中央4月4日的指示信，打开了滥抓滥杀的大门。在这场红色狂潮中，约有6350余名党政军干部死于非命
时间到了1931年春光明媚的4月。4月4日，王明把持下的中共中央，从上海发来了《中央给闽粤赣特委信——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根据特委刘肃“社党”的报告，作出了具体的指示：“闽西的社会民主党、江西的AB团及其他地方的改组派等，都是敌人积极地打入到党内和红军中来从事破坏活动。从蒋介石到傅柏翠都有整个的联系和计划的，必须予以最严厉的手段来镇压!”
邓发、林一株等人阅过此信，精神格外振奋。在这之前，他们对于处决林梅汀等17名“社党”分子、出兵讨伐傅柏翠，心里有些不安。现在，得到中央的首肯，说明他们是干得对的!林一株尤其激动，在其后的传达中央指示的会议上，林一株喊出了“抓尽一切社党分子，杀尽一切社党头于”的口号。
会议结束的当晚，林一株指挥抽调来的一个营，将与卢肇西一道被捕的红12军的40多个排以上干部，每人用长绳捆住一只手，在火把光的照耀下，由全副武装的战士押着“移牢”。当经过一处僻静的山坡时，突然停下来，宣布对这些人处以死刑。为要节省子弹，没有开枪，一律用马刀砍，用梭镖刺，然后挖大坑集体掩埋。临近午夜子时，林一株亲自指挥一个排，一鼓作气地处决了曾牧春、谢宪球等15名“社党”分子。
肃委会夜以继日地在行动，不停地抓人杀人。各县的肃委会也不甘落后，掀起了清肃“社党”的高潮。有的地方层层加码，以示斗争的坚决。改组后的永定县委作出规定：“如有各级党部及机关不坚决地执行肃反方针，宜当彻底改造。”“应把反‘社党’工作中表现犹豫的坚决清除出党。”而在实际做法上，只要有人被认为肃反行动不力，或表现出思想上的犹豫，就会被戴上“社党”分子的帽子，抓起来予以刑讯。这使得干部人人自危，被迫表现出积极投入斗争的姿态，以求自保。一时间，肃“社党”成了党政军机关、民众团体一切工作的重心。
运动铺开，各地抓捕的“社党”分子越来越多。按照休一株在虎岗审判大会上宣布的三条惩办原则，起初的半个月，各机关、单位和部队无论抓捕犯人还是处决犯人，都得上报肃反委员会，取得批准。后来要抓要杀的人越来越多，肃委会来不及作出批复，：卜脆下发了一个文件《闽西苏维埃政府第25号通告》，作出了新的规定：“如有迫不及待要先处决的，可以先执行，再补报到本政府追认。”
第25号通告的新规定，打开了滥抓滥杀的总闸门。狂潮起处，人头纷纷落地。被处决的“社党”分子，十有八九是各级党组织、苏维埃政权中的中坚分子，相当部分是闽西各地红色区早期的创始人。不少地方一次又一次地宣布破获“社党”机关，出现的名称由“社党”支部，上升到总部，直至各级“特委”。闽西苏区的最高红色政权——闽西苏维埃政府，35名执委与候补执委，半数以上的人受到牵连。有的正在主持会议，就被突然而至的保卫干部，用一根绳子反捆两臂，锁住喉结，在人们的目瞪口呆中押走。中共龙岩县委，曾三次宣布破获“社党”地下县委；就是一些区乡的少年先锋队，也发现了“社党”组织。
之所以那么多的党员、干部被打成“社党”分子，主要是根据口供抓来的，抓来就审，以刑逼供，然后按口供再抓，越抓人越多。判定“社党”分子没有明确的界限，按照特委的文件规定，一些平时工作上犯有错误，或者消极落后的干部，一概可以视做“社党”分子。正如特委在“特字一六二号”文件中规定的那样：“这些分子，虽然不是社党成员，但实际上是社党的表现，是社党发展的对象。”左倾到了极点的肃反路线，有如一张疏而不漏的天网，只是需要，什么人都可以收捕其中。
中共永定县委，是处决曾牧春后改组的，由原县委常委、秘书长张觉先代理书记。张主持县委工作正好25天，就被县肃反委员会主席在全县的党团联席会议上宣布是暗藏的“社党”，就被逮捕起来。同时被捕的还有县委常委、组织部长郑世明等13名干部。这些被破获的“社党永定县党部”成员们，只在临时牢房里关押了一夜，每个人“过堂”一次，翌日上午一处山野荒地就成了他们的归宿。一个代理县委书记，竟由一个县委属下的肃委会主席主宰了命运，在“肃反中心”论指导下，当时政权混乱情形，由此可见一斑。
中共杭武县第五区的区委书记伍超然，没有及时按照县肃委发来的名单抓捕“社党”分子，第二天下午就被赶来的特派员下令逮捕，被抓的还有区委的主要干部12人。第三天上午，第五区举行公审大会，集体处决这个升格为“社党杭武特委”的成员们。根据杭武县肃委会1931年6月1日编的《革命法庭》记载，这12个干部都是20岁左右的青年，最小的才16岁。
滥抓滥杀的红色狂潮，冲击着闽西苏区的每一个角落，引起党内外干部、群众的极大恐慌，不少的干部被迫避居山林，有的村庄的农民也集体逃离；至于红军部队当中，有的战士害怕突然间灾祸临头，相邀开小差逃走；还有些地方的干部在忍无可忍的情形下，被迫进行武装对抗。
杭武县第三区，因为没有在讨伐傅柏翠时跟着去打北四区，从区委书记何登南、县赤卫大队直属的三大队政委陈锦玉，到一些乡苏维埃干部、赤卫队战士，共有200多人被指控为“社党”分子，拘押于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白砂镇。暂时没有被抓的大队长李真、副政委张纯铭、副大队长邱子庭等人，眼看着这么多的同志、战友，将要背上“社党”分子的黑锅做死鬼，大家又气又急，就扣押了专门检查肃反工作的肃反委员会副主席罗寿春，强硬地逼迫他手写了释放关押在白砂镇的200多名“社党”分子。拿到条子之后，李真指挥第三大队围住了几处临时牢房，迫使守卫人员放出了这些人。
中共闽西特委在获知这一消息后，认定是一场“社党”发动的反革命暴动，立即调集红12军一个团开赴杭武第三区，消灭第三大队。5月29日，被包围的第三大队除少数人突击逃走，大部分被缴械拘捕，前几天被救出来的人也多数重新被捕。6月1日，特委召开紧急会议，作出决定：“对于已经归捕的‘社党’分子，应多方设法审讯，以破获其整个组织，同时要很快地处决!”(见于《中共闽粤赣临时省委关于杭武第三区事变的决议)
巨大的灾难降临了。路边的许多群众心房在颤抖，在痛苦地流血。他们闭上双眼，不愿意目睹那悲惨的一幕：李真、张纯铭等第三大队的干部，包括许多战上，被武装押送到村埂外的山脚下，从那儿传来了一阵阵枪声……
红色狂潮的猛烈荡涤，使得闽西苏区元气大伤，损失极其惨重，究竟有多少党政干部和红军官兵蒙冤而死，历史档案没有留下确切的记载，只是在上世纪80年代，经过各级组织和民政部门的调查核实，才大体有了一个数字，即能够统计到的有姓名的受害者、牺牲者，计有6352人(见于1986年5期《党史通讯》中《闽西“肃社会民主党历史冤案已平反昭雪》!
从保留下来的历史材料中，可以看到当年“印记”。中共苏区中央局于1932年2月19日，在给闽粤赣省委的信中讲道‘：“这一非常事件，给闽西党的创伤是严重的，党员人数由原来的8000人减为5000人不到。”闽西团特委1931年7月12日在给苏区团中央的报告中，也讲到团组织陷于瘫痪的情状：“全区30个区委中，只有1个区委能勉强维持工作。团的组织生活及中心工作任务，发生极大的困难。尤其是新干部幼稚，一切工作秩序都错杂无绪。” 、 比各级党政组织解体、涣散更为严重的是，在面临国民党军队第三次“围剿”的严重敌情下，大批红军指战员在清肃运动中无辜受害，致使战斗力严重削弱。中共闽粤赣特委于1931年5月1，日给永定县委的信中，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红12军在这次清肃之后，内部的确万分成问题，战斗兵的减少，指挥员的缺乏，以及士气勇气的减低，这决不是东拖一下西拉一下可以解决的。”由于红军力量的削弱，国民党军队加紧了对闽西的进攻，苏区的红色政权由原来的48个区，锐减到22个。
四、闽西的“肃反”受到严厉批评，“灾星”林一株受到严惩。周恩来抵闽西后，全力纠正肃“社党”的错误
7月中旬的闽西，正值盛夏炎热，中共闽粤赣特委的人事有所变更。7月8日，特委书记邓发奉调瑞金，其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