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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第尸次走出：国门的台前幕后

作者：邢和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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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第一次走出国门是访问苏联。迄今为止，有关这次出访的回忆录、著作已不在少数，但对访问经过，甚至对某些重大事件的描述还存在着许多出入，而且一些细节问题至今仍鲜为人知。本文择其二三，以飨读者。
　　
　　
　　
　　一、毛泽东的出访颇有几分神秘色彩
　　
　　
　　 1949年12月6日，正值隆冬季节。北京西直门火车站，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徐徐开出车站。在访问苏联的要求被斯大林再三拒绝后，毛泽东终于如愿以偿，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莫斯科之行。
　　斯大林的全权代表柯瓦廖夫负责陪同毛泽东访苏，根据柯氏的建议，毛泽东的访问必须秘密进行。这就使得一些具体情况至今仍鲜为人知，或众说纷纭。
　　为确保安全起见，到达莫斯科之前，毛泽东的整个行程都十分秘密。从北京到满洲里几千公里的铁路沿线上，戒备森严。人民解放军动用3个军的兵力为毛泽东护行，在专列的前后，各有一列载着50名士兵的警卫车。铁路两旁岗哨林立，差不多是每一根电线杆下都站着一名荷枪实弹的卫兵。列车沿途停靠时，只允许当地两名主要军政领导上车看望毛泽东。随行人员在中国境内不得下车，也不准向地方要东西。
　　经过3天的日夜兼程，12月9日，专列抵达中国边境城市满洲里。对毛泽东来说，这也许是一个难忘的日子。就在这一天，毛泽东第一次走出了国门。在满洲里，毛泽东换乘苏联派来的宽轨道火车，这是苏联领导人的专列。车内设有浴室、餐车等，相当豪华。此外，苏方还特地为毛泽东选配了餐饮大夫。火车进入苏联境内的第一站是奥特堡尔，在那里，迎接毛泽东的有苏联外交部副部长拉夫伦捷夫一行。在车站举行了简短的欢迎仪式，毛泽东检阅了仪仗队。此后，毛泽东每到一处，都受到苏方高级官员的热情迎接。当列车奔驰在西伯利亚的漫天雪地上，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打电话给毛泽东，询问他的健康状况并致以良好祝愿，
　　专列驰进斯维尔德洛夫车站，毛泽东走下火车到站台散步。因天气太冷，仅几分钟工夫，毛泽东就忽然感到头晕目眩，额头上大汗淋漓。师哲连忙将毛泽东扶上列车，用冷毛巾敷头。数小时后，毛泽东逐渐恢复了正常。此后，毛泽东再也没有下过火车，直到莫斯科。
　　当毛泽东抵达雅罗斯拉夫时，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早已在那里等候，并一路陪同毛泽东。12月16日中午，毛泽东的专列开进莫斯科北站。这时，车站的大钟正好打了12下。师哲说，这是苏方有意安排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布尔加宁元帅，外贸部长缅什科夫(有的译为孟希科夫)，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等前来迎接。毛泽东邀请莫洛托夫一行上车就座，要他们品尝中国特产，但莫洛托夫和布尔加宁以不符合礼仪而谢绝了。鉴于毛泽东在途中身患感冒以及天气严寒等原因，苏方只安排了一个十分简洁的欢迎仪式。由仪仗队举行迎接礼，毛泽东也只绕场一周。
　　斯大林没有出席欢迎仪式，尽管这符合苏联方面的惯例，但还是引起了中国国内部分人士的不满，主要是工商界和文化界。据中共中央新闻局通报，有人说，斯大林在二战初期亲自迎接过日本外交部长，却没有迎接毛泽东；有人抱怨，斯大林是导师，不会亲自迎接毛泽东；有人还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说毛泽东访问苏联，斯大林不去车站迎接，毛泽东就好像是被召到莫斯科。
　　对于这样的欢迎仪式，毛泽东本人显然也感到有些失望和委屈。人们从苏联《真理报》刊登的照片上不难看出，毛泽东在检阅仪仗队时表情冷漠。
　　毛泽东作了书面发言。他说：“我这次有机会访问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首都，是生平很愉快的事。”“在差不多30年的时间内，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又曾几次援助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国人民在患难中得到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这种兄弟般的友谊，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毛泽东最后高呼：“中苏友谊与合作万岁!”
　　对于毛泽东的这个讲话，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发表的，目前看法不一。有人说在站台上，有人说不是，只刊登在《真理报》上，没有当场发表讲话。师哲在他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苏方向毛泽东解释说，本来在车站上安排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但因天气太冷，一切从简。如愿意发表谈话，可以把发言稿交给报社发表就行了。师哲在《自述》中说：毛泽东在匆匆检阅了仪仗队后，把书面讲话交给他们，就上车去住处。看来，作为当事人的师哲所言，给人的感觉是毛泽东没有在站台上发表讲话。而12月18日《人民日报》给人的印象似乎是毛泽东在站台上发表了这个讲话。对此，俄罗斯学者认为，这可能是出于不了解真实过程，抑或是为了保全面子。目前出版的一些书，还认为毛泽东在站台上发表了演讲。但不管怎么说，苏联报纸在次日发表了毛泽东的讲话。而且，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还把毛泽东的到来作为一件大事加以祝贺，相关报道占据了头版的一半。尽管毛泽东对欢迎场面有所不悦，但对苏联媒体的所作所为则表示满意。
　　欢迎仪式结束后，毛泽东究竟去了何处，又有不同的说法。据莫洛托夫说，毛泽东下榻在布利茨尼亚别墅，这是斯大林离开克里姆林宫时经常居住的——栋别墅。它坐落在沃林茨科耶，不在莫斯科城区内，距克里姆林宫约15至20分钟的车程。但是，汪东兴和师哲说，是在莫斯科西南郊27公里处，一个叫“姐妹河”的别墅，有三层，是斯大林的第二别墅。它有——个很大的地下室，苏联卫国战争期间，斯大林曾在这里指挥作战。毛泽东、叶子龙和师哲住一层，陈伯达、汪东兴住二层。而科瓦廖夫却说这个别墅在乌索沃，它也在莫斯科西南部，与姐妹河别墅之间的直线距离约25公里。毛泽东当时还邀请科瓦廖夫也住在这里，但柯氏没有接受。
　　人们到现在可能还弄不明白，毛泽东这次莫斯科之行，毕竟是要解决有关新中国的一些重大问题，但他为什么没有带政府高级官员，甚至连少量的工作人员也不带。陪同毛泽东的随行人员有陈伯达、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叶子龙、负责安全工作的汪东兴，还有师哲(俄文名叫卡尔斯基)，其名义是顾问。此外，与毛泽东同行的苏方人员有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中文翻译费德林，以及负责中长铁路修复工作的柯瓦廖夫，此人又是斯大林的全权代表。中方的随行人员，只有陈伯达在当时还小有名气。抗日战争时期，陈就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是中共著名的“笔杆子”之一，其头衔是教授，担任中宣部副部长、马列主义学院副院长。毛泽东一行到达莫斯科后，苏联报刊上所提到的毛泽东随从人员也只有陈伯达一人。当时，中共中央有12位政治局委员，却没有一个跟毛泽东到莫斯科来；相反，苏共中央有3名政治局委员参与了同毛泽东的会谈。
　　柯瓦廖夫猜测，毛泽东之所以带少数几个人来莫斯科，是因为毛泽东在会见斯大林时，不希望有其他中国人在场。两年来，毛泽东曾多次要求访问苏联，都被斯大林以种种托词拒绝了。因此，毛泽东不知道他同斯大林见面时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柯瓦廖夫由此认为，毛泽东担心他的威信可能受到损害，不愿让中国同志看到这样的场面。
　　毛泽东在委托周恩来同罗申谈话时则说，由于组建新政府的任务繁重，毛泽东和周恩来一同去莫斯科有些困难，请苏方考虑，周恩来能否不与毛泽东同行，晚些时候再去。
　　正因为毛泽东带的人少，因此毛泽东的这次莫斯科之行在一些细节问题上也就鲜为人知了。长期以来，人们只是根据少数几个当事人的回忆来了解毛泽东的访问情况，而这往往又带有不确定的因素，一些回忆甚至不准确。 二、毛泽东同斯大林首次会谈真相 关于毛泽东此次访苏，值得一提的莫过于毛泽东同斯大林的第一次会谈。当事人的回忆录和有关书籍对此已作了不少描述，但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只是对会谈气氛作了过多的描绘，有的则注重领导人的轶事。近年来，随着前苏联档案解密，其中一些问题就变得明朗了。
　　12月16日，即毛泽东到达莫斯科的当天下午6时整(莫斯科时间)，斯大林在他的克里姆林宫办公室的小会议厅里会见毛泽东，并进行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谈话。参加这次会谈的有苏共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书记处书记)和布尔加宁，外交部长维辛斯基，毛泽东的翻译师哲，斯大林的翻译费德林。
　　关于参加这次会谈的苏共领导人有哪几位，当事人的回忆有3种说法：一是苏共全体政治局委员都参加了；二是除了上述提到的3位政治局委员外，还有贝利亚和卡岗诺维奇；三是只有斯大林一人，没有其他苏共领导人参加。但是，有人在查阅俄罗斯档案后认为这3种说法都有误。实际上，出席这次会谈的苏方领导人除斯大林外，就是上述提到的3位政治局委员。
　　据师哲回忆，毛泽东在见到斯大林后说：“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斯大林说：“胜利者是不受审的，不能谴责胜利者。”双方的会谈似乎就从此开始了。可是，作为当事人之一的费德林在其记录里没有提到斯大林说过这样的话。究竟是费德林慑于斯大林的威严而不敢记录，还是斯大林真的没有说这句话，不得而知。不过，有人查证，俄罗斯档案里也找不到斯大林这句话，包括斯大林的所谓道歉。
　　事实上，会谈从战争问题开始。俄罗斯档案作了这样的记载：毛泽东对斯大林说，“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保障和平问题。中国需要3年至5年的喘息时间，可利用这段时间把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使全国形势稳定下来。解决中国最重要的问题取决于和平的前景。因此，中共中央委托我向您——斯大林同志问明一个问题：怎样保障国际和平，保障程度如何?”对此，斯大林回答道：目前并不存在对中国的直接威胁，日本尚未从战争中恢复过来，不想打仗。美国虽然大肆叫嚣要发动战争，但它害怕战争，欧洲人又被战争吓破了胆，实际上没有人同中国打仗。他还开玩笑说，难道金日成会进攻中国吗?斯大林信心十足地保证：如果中苏两国齐心协力，和平不仅可以保障5年至10年，甚至10年至20年，还可能更长一点时间。后来，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认为，斯大林的估汁同我们一样，仗很难打起来。可惜，双方的估计都过于乐观了。就在这次会谈后6个月，朝鲜战争爆发了，结果中国又打了3年仗。
　　关于中苏条约问题。据师哲回忆，斯大林对毛泽东说：“你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咱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毛泽东回答说：“这个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经师哲翻译并解释后，苏联人仍然不知道那是何物，目瞪口呆，而毛泽东又不旨明说。这样一来，条约问题似乎与会谈擦肩而过。可是，师哲在他的《自述》里除保留了斯大林和毛泽东上述对话外，又明确地肯定双方谈到了条约问题，这就自相矛盾了。有些书还煞有介事地认为，毛泽东留下了一个“谜”，此后，斯大林一直想弄清这个“谜底”。总之，把会谈渲染得扑朔迷离，仿佛神秘面纱覆盖其上。实际上，毛泽东在会谈时向斯大林提出了条约问题，并说这是他来莫斯科的主要目的。1956年3月31日，毛泽东在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时还提到此事。
　　1945年8月14日，苏联政府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承认了雅尔塔会议强加给中国的协议。关于这个条约，1949年2月，米高扬在西柏坡向毛泽东等人说过，苏联认为该条约是“不平等条约”。米氏还说，苏联政府已经决定，——旦同日本签订和约，以及美国从日本撤军，苏联就“废除这个不平等条约”。同年7月，刘少奇访问莫斯科时就条约问题提出3种解决方案：1．不加任何修改；2．签订新条约；3．暂时维持原有条约，在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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