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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反，对“文革”而就义的陆兰秀烈士
作者：丁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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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陆兰秀素不相识。我是“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被调到中共苏州市委工作时，才有机会从法院借来的七大卷所谓“罪证材料”中，看到她临刑前的照片上，那激愤的眼神，读到她多篇批判“文化大革命”，批判现代迷信的娟秀文字的。在“文化大革命”被吹捧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在现代迷信笼罩全国的恶劣环境下，被囚被斗，面临生死抉择的陆兰秀，竟能如此鲜明、如此深刻地批评党的最高领导人晚年所犯的严重错误，斥责“文化大革命”“使历史大幅度地开倒车，陷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其大智大勇，使我这个“文化大革命”的幸存者，不知为她流下了多少激动的泪水。尽管当时党中央还没有作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我还是冒着风险为她奔走呼吁，最后终于感动了中共江苏省委，使陆兰秀的沉冤得到平反昭雪。省委、省政府并作出决定，追认她为革命烈士。
下面介绍的，就是这位当代女杰的简要经历。
从娇小姐到革命家
陆兰秀1918年生于苏州一个大知识分子的家庭。父亲陆殿扬，是正中书局的高级编审，著作等身的编译家。陆家在南京莫干路10号建造的花园洋房，有车库、锅炉房，中式和西式会客厅，是一幢设施齐全、富丽堂皇的住宅。作为陆殿扬的掌上明珠，陆兰秀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过着优裕的生活。由于天资聪慧，她从上海启明女校，读到杭州高级中学，武汉大学，一直是出类拔萃的高才生。她原来的人生理想，是当一个居里夫人式的科学家。直到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三年——1939年，她的人生道路才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这一年，陆兰秀在内迁到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化学系读书，获得了理学院最高的奖学金。但由于肺结核急性发作，只好暂时休学，返回已迁到四川省江津县白沙镇的家中休养。
陆家的隔壁新开了一爿中国书店，出售《新华日报》和各种进步书籍。闲暇无事的陆兰秀常去捧书阅读，并且认识了同是苏州人的书店负责人陈建新，参加了书店组织的歌咏队、时事座谈会等抗日活动。不过当时陆兰秀还是天真地认为蒋介石是真正同共产党合作、坚持抗日的领袖。
8月的一天深夜，陆兰秀在睡梦中被一阵阵猛烈的敲门声、吆喝声惊醒了。推开楼窗一看，楼下的街道被火把照得通明。陈建新和书店的几个店员，被一群如虎似狼的国民党宪兵反剪着双手，从中国书店里推了出来。一个军官趾高气扬地向四周偷看的居民高声说：
“中国书店出售违禁书刊，我们是来捉汉奸的，请大家不要惊慌。”
被捆绑着的一个店员喊道：
“乡亲们!我们是好人，不是汉奸!我们还要回来的，回来同你们一起打日本鬼子……”
这位店员的话音未了，两个宪兵便抡起枪托，猛砸他的腰身。陆兰秀一阵心痛，赶紧捂住了自己的眼睛。
陆兰秀这时已经阅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也读过《鲁迅杂文集》，并且知道这爿书店是共产党办的。她简直不敢相信，在如此国难当头的形势之下，国民党还像当年对待柔石、胡也频那些青年作家一样对待这些一心抗日的热血青年。她越想越气，决心要以自己微薄的力量，来援救这些受难的人。
要援救中国书店的青年，看来只能靠驻在重庆的中共代表团了。第二天清晨，陆兰秀没有禀告父母，便独自乘小火轮赶到重庆，先摸到了民生路的新华日报馆，经社长潘梓年介绍，到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找到了董必武，详细报告了中国书店事件的经过。在返回白沙的途中，她又想起了陈建新曾经说过，他们的工作是受江津被服厂工人岳健中领导的。她担心岳健中也会被牵连，中途又在江津舍舟登岸，去给岳健中通风报信。结果被守候在江津被服厂的特务诱捕了，被关进设在江津文庙里的国民党宪兵营。
不久，陆兰秀的母亲唐瀛寻踪找到江津宪兵营，以不放人便去找陆殿扬的顶头上司陈立夫交涉，才带回了陆兰秀。铁板着面孔的陆殿扬，命令女儿立即去乐山复学。
经过这一番波折，陆兰秀对国民党的统治，从根本上产生了怀疑。她一回到学校，便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为了研究中国社会，她决定不再读化学系三年级，而改读经济系一年级，并在学习法语和英语的基础上，开始自学德语，准备阅读原版《资本论》。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只有数理化成绩不好的学生，才去读社会科学；陆兰秀作为全校知名的理科高才生，作出如此反常的行动，当然会引起各方面的注意。恰巧，陆兰秀返校以后，与同样患有肺结核的武大中共地下党员王梦兰同居一室。王梦兰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了解，肯定了陆兰秀的转系，并非出于一时的感情冲动，而是确有觉悟的表现。在乌云翻滚、险象丛生的1940年春，陆兰秀经王梦兰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便被任命为武汉大学的女生支部书记。从此，她便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荆棘丛生的革命道路。
陆兰秀入党以后不久，不慎被冒充我地下党员的国民党特务套骗，暴露了共产党员的身份。以后又两次被国民党特务追捕，每次都坚贞不屈，拒绝填写敌人的自首书。她在失去组织关系后，埋名隐姓到申纺、裕华等工厂做工人工作。以后又辞去了父亲为她安排的国立礼乐馆副编审的职务，去协助著名的妇女活动家罗叔章办药品生产合作社，颠沛流离，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返回南京。
血染下关气如虹
陆兰秀回到作为国民党政府首都的南京，便积极参加了南京地下妇联的工作。
在地下妇联举行的一次时事报告会上，陆兰秀和刚从重庆飞抵南京与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团成员邓颖超见了面。
会议结束时，邓颖超特地请陆兰秀留下来，详细地询问了她的简历和近况，并且立即应陆的请求，将其弟弟陆仁寿介绍去解放区。
第二天，陆兰秀正在莫干路10号父亲家里为弟弟秘密准备行装，挚友罗叔章告诉她，上海各界代表为反对内战，要到南京来向国民党政府请愿，要求陆兰秀协助到下关车站去迎接上海代表。
1946年6月23日下午，陆兰秀陪着罗叔章和一些朋友提前赶到下关。只见车站附近岗哨林立；大厅内外，旅客稀少。空气显得异常的沉重、紧张。
陆兰秀按常规到行李房，想约请几个戴红帽子的搬运工人，帮助上海代表搬运行李。一个不三不四的人答复说：“工人都下班了!”
陆兰秀跑到车站附近的热河路，向车行雇汽车接送上海代表。车行的老板事先都受到了军警的警告，一个个摊开双手苦笑笑说：“家里没有车子。”
陆兰秀在夏日的骄阳下奔波，浅蓝条子旗袍的前胸和后背都给汗水泅透了。她想不到国民党政府为了对付几个手无寸铁的上海代表，竟这样大动干戈，做尽手脚。她跑回车站，气愤地对前来迎候代表的朋友们说：“我们自己动手，帮代表搬行李上小火车，看他们还有什么花招!”
下午6时半，上海各界请愿团乘坐的列车驶进下关车站。陆兰秀和同伴们逐一把代表接出月台，便赶到行李房夫领放行李。那个不三不四的人厉声呵斥着：“到候车室拿去!”
陆兰秀飞步赶上上海各界请愿团的队伍，正准备把代表领出站房，然后再去寻找行李，斜刺里蹿出十几个身着绸衫、脚穿皮鞋的人，吵吵嚷嚷地围住了代表团。陆兰秀发现这些人的腰间，都凸出一块东西，猜出他们就是化装成苏北难民的特务。果然，这些特务扬声骂开了：
“我们是苏北的难民，共产党在苏北杀人放火，我们要还乡啊!”
“他妈的，什么民众代表，是共产党！”
随着这十几个特务谩骂的升级，原先就埋伏在四下里的两百多个所谓的“苏北难民”，便一齐围拢上来，连推带搡地把请愿团的成员一步一步地逼向候车室。陆兰秀为维护上海代表，身上早挨了几拳。
进了候车室，陆兰秀发现附近的国民党宪兵在纷纷撤离现场。她意识到这是国民党企图逃避舆论的谴责，准备放手让特务大打出手了。
果然，上海来的十位代表，很快被分割包围，处在雨点似的拳打脚踢之中。瘦弱的马叙伦教授端坐在一张木椅上，闭着双眼任特务们凌辱；雷洁琼女士面部鲜血淋漓，晕倒在水泥地上；同陆兰秀一起来迎接上海代表的叶笃义老先生，被打得吐血不止。陆兰秀怒不可遏，大声叫喊起来：
“不许特务打人！”
“强烈抗议国民党特务的法西斯暴行尸
特务们的目标很快转移到陆兰秀身上。他们狂叫着拥了过来：
“打死这个臭女人!”
“她就是罗叔章，把她的皮剥下来!”
陆兰秀的眼镜被打碎了，脸上流血了，上腭的一排牙齿也被打掉了。特务们开始撕她的衣衫：旗袍被当胸撕开、撕碎了，内衣、内裤也被撕光了。一丝不挂、满身血迹的陆兰秀，昂首挺胸而立，眼睛里喷射出一股可以销毁一切邪恶的怒火，大骂“可耻的特务”，“不要脸的流氓……”
当夜2时，周恩来和邓颖超赶到中央医院慰问受伤代表的时候，尽管陆兰秀裹着一身铁路工人服装，脸孔也因牙齿脱落而变了形，邓颖超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邓大姐紧紧握住陆兰秀冰凉的双手，颤着声音慰问说：“你受苦了!”挨在邓颖超身边的罗叔章随即汇报说：“兰秀这次表现得最英勇，受伤也最重。特务是把她当成我罗叔章，对她往死里打的。她这次是替我受苦了。”
邓颖超发现中央医院里有宪兵在监视，认为陆兰秀留在这里不安全。她征得周恩来的同意，立即用中共代表团的吉普车，将陆兰秀连夜转移到民主同盟负责人周新民家里养伤。以后又派李晨送去4万元法币，给陆兰秀治伤、装牙。陆兰秀装好假牙，又用节省下来的钱买了一只手表。这两件东西，陆兰秀一直视若珍宝。
中共代表团撤离南京以后，陆兰秀和她结婚不久的丈夫朱传钧，利用打人国民党国防部、工兵署的关系，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情报处的工作，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军事情报，为解放南京做出了贡献。南京解放后，由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署名介绍到北京工作。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功之臣”，她应邀出席了开国大典以后，便要求为祖国的经济建设多做一些具体工作，先后被分配在中央煤炭工业部任财务科长、理论教员。1958年调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任科普图书馆副馆长。由于工作的需要，她在这期间又自学了俄语，通读了马恩全集和中国的二十四史，成为懂得4国语言、有较深马克思主义和文史知识修养的专家。但是，由于她有一段被特务诱捕的经历，虽经组织调查并作出了没有向敌人自首的结论，但-很长时间内没有解决恢复党籍或重新人党的问题。
面对谬误不低头
1966年，中国大地上刮起了一场昏天黑地的风暴。转瞬之间，许多熠熠发光的革命徽号，都化为灰暗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标记；大批从枪林弹雨里走过来的革命干部，都成了张着血盆大口的吃人魔鬼；而一切敢闹、敢打、敢砸、敢抢的分子，不管其过去有无肮脏的历史，都一律戴上“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造反派”的桂冠，成为红极一时的风云人物。
年方半百、已满鬓霜花的陆兰秀，刚从首都调回“园林甲江南”的苏州，就碰上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作为一个新来乍到的苏州图书馆副馆长，这场大革命开始并没有触及她的皮肉。但是，陆兰秀并不是一个囿于个人利害得失的人。祖国在狂风恶浪中动荡，她的心怎能得到安宁?
起初，她虽然还没有从根本上反对“文革”，但很不赞成“造反有理”的口号和“打倒一切”的做法，认为这些都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她认为对这些错误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