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3期

王造时“反苏”真相

作者：周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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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了，他一直不曾知道。
　　解放后，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建交，两国友好关系有了新的发展与加强，使这封公开信的性质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当时中央统战部的一位副部长按照苏联《真理报》所定的调子解释说，苏日条约的签订，这是斯大林的“策略”，其目的是让日本侵略者的矛头向南不向北，免得苏联腹背受敌，让苏联集中力量在西线对付德国侵略者。也就是说，要以牺牲中国主权的代价来牵制日本，保护苏联。按照这个逻辑，“公开信”自然成了反对苏联，反对斯大林了。
　　当时的所谓“反苏”，实质上就意味着“反共”。有关方面负责人听到风就是雨，不作认真细微的调查研究，对王造时抓住不放。一位说，这封信是给斯大林的抗议信；另一位说，这是一个攻击斯大林的声明。甚至还有更离奇的说法：这封信是王造时事先起草好了的，是他强迫救国会负责人签字的。这些说法虽然绝对与事实不符，但却没有及时地负责任地澄清，使这位执笔人成了“反苏”的罪魁祸首。王造时感到极大的冤屈，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
　　
　　
　　
　　
　　
　　 五
　　
　　1957年2月，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作为全国政协常委的王造时特邀列席了这次会议。借此机会，他向有关方面提出了关于写“公开信”的问题，要求澄清事实，分清责任。组织上对此事很为重视，上海市统战部长刘述周会同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详细听取了王造时关于写“公开信”的经过，29日又找到在京的当事人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沙千里等人回顾了这件事的全过程。他们说当时写那封信，是我们召开座谈会后共同商量决定的，信的内容也是大家共同修改定稿的，即使写那封信是错误的，也应该由我们9个人共同负责，不应该由王造时先生一个人担当。
　　周恩来总理是中国知识分子和爱国民主人士的知音。他总是设身处地想到他人，关心他人的冷热痛痒。他对王造时的“包袱”早有所闻，但对整个过程又不完全清楚。他在日理万机之中，决定抽时间单独找王造时谈谈心。
　　3月27日下午，周恩来派秘书前往政协招待所接王造时进中南海，并与之一起进晚餐。周恩来一边与王造时碰杯喝酒，一边回顾着早年两人在重庆的小饭馆里吃阳春面、抗战时期在江西吉安夜晚约见的不少往事。周恩来谈笑自如，气氛融洽轻松。晚饭过后，周继续与王促膝长谈，仔细地倾听王陈述这不白之冤。周恩来一面问明某些过程，一面向王作些解释。周对这场误会表示完全理解，说历史问题大家说清楚了就好了，归咎了先生一个人负责那是不公平的。周恩来风趣地说：潘大逵先生说你是“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我看你并不憔悴，还长得很胖呢。希望从此放下思想包袱，大胆地工作，眼睛要朝前看。
　　交谈结束后，周恩来把王造时送到门口，他紧紧地握着王造时的手说，对于王先生为革命所做出的贡献以及其学识才华，应当妥善地安排工作。如果王先生愿意的话，待会议结束后，将考虑调到北京来。
　　对周总理的知遇之恩，使王造时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他觉得共产党了解他、信任他，非常高兴，从此卸下了背了多年的思想包袱，感到一身轻松，决心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要为国家和人民竭尽绵薄之力。
　　王造时一回到上海就给总理写信说：“是非问题，相与澄清，多年来私衷，的闷惑，为之豁然一爽。最感幸。的是你在万机待理之中还邀我作一恳谈。你那冲旷的襟怀，诚挚的态度，殷切的期待，尤其是那种为国家为人民多方谋虑的苦心，使我深深感动，永不能忘。你提出我来北京工作等问题，我定当从祖国的需要上慎重地加以考虑。”
　　不料王造时返回上海只有两个多月，一场政治运动如急风暴雨劈袭而来，王造时被点名打成了大右派。自然，那封《致斯大林大元帅的信》定为“历史上的反苏反共罪行”，成了他的灭顶之灾。6月22日，王造时再次给周总理写信，表明自己爱国爱党的心迹。也是求助的最后一线希望。然而，这封信不管周恩来收到没收到，在那种情势下，恐怕也是无能为力的。“文化大革命”中，当时的中苏关系已成敌对状态，可当权者为了整人的需要，再次抛出这颗“重磅炸弹”对王造时进行狂轰滥炸，并于1966年11月2日由上海市公检法以“反革命”罪将其逮捕入狱。王造时百口莫辩，有冤难申，只好背着那个沉重的“十安架”而含冤于九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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