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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神奇而腐朽再至不朽的陈昌浩
作者：夏明星 吴宏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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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型史诗性巨片《长征》中，有毛泽东为粉碎张国焘分裂阴谋而斥退陈昌浩所派追兵的一场戏。看到这里，有心的观众或许会问：“陈昌浩是谁，”
陈昌浩是谁?此人来头甚大，他曾领导过我党、我军一大批叱吒风云的人物，如徐向前、李先念、徐海东、许世友、陈锡联、洪学智、秦基伟、张震、刘华清等。昔日，他们中有的人仅仅只是陈昌浩麾下的连长、排长而已。终其一生，诚如一位研究者所言，陈昌浩是“由神奇而腐朽、由腐朽而不朽。”
一、善战的骁将与极“左”的“肃反”
陈昌浩，曾用名苍木，1906年8月出生于武汉市汉阳县永安堡戴家庄(今武汉市蔡甸区)，早年入武昌大学学习过，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5月任共青团湖北省委宣传部干事。
大革命失败后，陈昌浩在武汉地区坚持过一段时间的地下斗争。1927年9月，经党组织选派，他离别已怀胎数月的妻子刘秀贞和长子陈柏生(陈祖泽)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动身前，陈昌浩为妻子腹中的孩子取名“洋生”(陈祖涛)，意为“父亲留洋之际出生”。到苏联后不久，陈昌浩便成为中共预备党员，与张闻天、秦邦宪等人同为中共在苏联的“二十八宿”之一。1930年10月，陈昌浩回到上海，12月转为中共正式党员，曾任共青团江苏省委常委、团中央委员等职。
1931年4月，受中共中央派遣，由周恩来亲自委托顾顺章安排，陈昌浩跟随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国焘化装成商人，从上海杨树浦码头乘船前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担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兼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共青团鄂豫皖中央分局(少共特委)书记。6月下旬，在河南新集召开的鄂豫皖苏区党员代表大会上，陈昌浩当选为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9月中旬，陈昌浩又被任命为红4军政委。
同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成立，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在“党指挥枪”的原则下，陈昌浩成为这支劲旅的直接指挥者，时年仅25岁。
虽然贵为一军统帅，陈昌浩常常亲历战阵，在黄安(今红安)之战中更是勇冠全军。12月22日上午，陈昌浩乘坐着我军第一架飞机“列宁号”(1930年2月，四川军阀刘湘的座机因燃料耗尽迫降在鄂豫皖苏区宜化店境内，为我所获，苏区军民命名为“列宁号”，是为我军第一架飞机)向黄安城内敌师部投下捆绑的迫击炮弹和大量宣传品，炸得敌人魂飞魄散，从心理上摧垮了敌人的防线，使红军很快就攻占了黄安城。之后，他又参与指挥了商潢、苏家埠、潢光等著名战役。
1932年10月，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利，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被迫率红四方面军进军秦岭、大巴山区。在连克川东北数座重镇后，他们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从此时起至1935年3月，陈昌浩直接指挥的红四方面军稳步地把川陕革命根据地创建成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苏区。
1933年6月，在成功地粉碎了四川军阀田颂尧部的“三路围攻”后，红四方面军在旺苍木门召开军事会议，将原有的4个师扩编为4个军，确定最高军事领导机关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张国焘任主席，陈昌浩、徐向前任副主席，红四方面军名将曾中生任参谋长。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设方面军总指挥部、总政委、总政治部，徐向前为总指挥，王树声为副总指挥，陈昌浩任总政委兼总政治部主任。此时，陈昌浩麾下的红四方面军已有5万之众。之后，他又参与指挥了反四川军阀刘湘部“六路围攻”作战及嘉陵江战役等重大战事。
但是，在陈昌浩的革命人生日益辉煌的同时，他的负面历史也已经开始，据徐向前元帅回忆：“在陈昌浩接任红四军政委后，即开始在部队中‘肃反’……陈昌浩抓起来的那些红军干部，都是跟我们一起打游击走过来的，作战勇敢，平时没有什么异常表现，一夜之间就成了‘改组派’、‘AB团’，使人不可理解。”在屡立战功的同时，他亲自批准捕杀了红四方面军名将许继慎、周维炯等人。1933年9月，他又批准逮捕了红四方面军名将曾中生。曾后被杀害。
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陈昌浩被增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并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同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瞎指挥，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主要是红一方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长征。1935年5月，由于敌情所迫，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也被迫率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进行长征。
二、长征路上的功过是非
在长征中，陈昌浩的功过是非一言难尽。
1935年6月16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要求其“北上”：“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战略方针是占领陕甘川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次日，张复电中央：应集中兵力西进，占领青海、新疆，如有困难就暂时“南下”。这样，中央和张国焘在“北上”还是“南下”、“适当时期”“西进”还是“应集中兵力西进”问题上产生分歧。
6月下旬，红一、四方面军在夹金山北麓的达维桥胜利会师。不久，为解决统一指挥问题，中央军委增选张国焘为军委副主席，陈昌浩、徐向前为军委委员。可是，7月18日，在张国焘授意下，陈昌浩却致电中央，建议让张国焘担任军委主席，朱德改任前敌总指挥，大有“逼宫”之势。为维护两军团结，稳住张国焘，中央军委任命张为红军总政委。同时，军委决定成立前敌总指挥部，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并为陈、徐二人颁发了金质红星奖章。
8月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沙窝会议，增选陈昌浩、徐向前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任命陈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会后，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组编为左、右路军：左路军由张国焘、朱德、刘伯承率领；右路军由陈昌浩、徐向前率领，中央机关和毛泽东等随右路军行动。8月20日，在左路军开拔后，中共中央在右路军驻地毛儿盖召开了会议，史称“毛儿盖会议”。据徐向前回忆，陈昌浩在会上表现是积极的：
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陈昌浩……会议首先由毛泽东发言。……陈昌浩的态度很坚决，主张快速北进，集结最大兵力，向东突击，以实现中央既定方针。毛泽东很高兴，还特地表扬了陈昌浩的发言。会议最后决定，以毛泽东的发言为基本内容，形成《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
8月底，右路军顺利通过草地，并以陈昌浩节制的红四方面军为主胜利地进行了包座战役，为左路军北上奠定了基础。
但是，张国焘却无意北上，多方找借口要求右路军南下川藏边。据记载：1935年9月9日，张国焘更密电陈昌浩，指示其劝毛泽东等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监视其行动。若坚持北进，则应开展党内斗争，彻底解决之”。由于叶剑英知道后及时密告中央，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得以脱身，这就是党史上著名的“密电事件”。
50多年后——1986年9月，徐向前在《红四方面军的英勇长征》一文中还对“密电事件”及其前后情况记忆犹新：
张国焘顽固坚持南下方针，拒不执行党中央的北进指示，九月八日电令我和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我们夹在中间，十分为难。陈昌浩和我商量，决定由他带上电报，如实向党中央汇报。当晚，中央领导同志召集我们在周恩来住地开会，针对张国焘的南下电令，以(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王)稼祥七人的名义，电告张国焘，陈说南下之弊与北进之利，着其执行北进方针。张国焘九日复电，仍坚持南下。陈昌浩这时改变了态度，同意执行张国焘的南下命令，我不愿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也同意南下。
十日凌晨，党中央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前面有的干部不明真象，打电话来问：中央红军单独走了，还设警戒哨，我们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我怎么办，我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过后，我们根据张国焘的命令，率四军、三十军及红军大学部分人员再次越草地，开始了南下的进军。
根据徐向前回忆来看，陈昌浩在“南下”、“北进”问题上本来是服从中央的，后来虽然“改变了态度”，但也没有根据张的命令武力阻截毛泽东等人，因而不能随意地给他加上“张国焘之流”的帽子。在徐帅回忆中，他使用了“张国焘九日复电”而不是“张国焘九日密电”的表述，似乎他认为不存在所谓“密电”。
9月15日，张国焘发布《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率左路军再次过草地南下。10月5日，张公开在四川卓木碉另立“中央”，妄贬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为“中共中央北方局”。这时，陈昌浩认同了张另立“中央”的反党行为，率右路军南下并接受了张的任职。由于路线、方针的根本性错误，红四方面军的“大举南进”很快失败，总兵力由8万锐减到4万。
1936年初，红四方面军被迫撤至四川甘孜地区，在这里陈昌浩和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张琴秋结为伉俪。不久，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共组中共中央西北局，陈昌浩当选为委员。在贺龙、任弼时、朱德、刘伯承深入细致的工作下，经历南下失败沉痛教训的陈昌浩改变了对张国焘的态度，决心压张国焘再次北上。6月6日，在共产国际代表张浩的努力下，加上陈昌浩等老部下的“倒戈”、“哗变”(张国焘语)，张国焘不得不取消伪“中央”。7月初，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8月到达甘肃南部。
8月12日，为实现西北大联合，打通与苏联交通后出兵绥远抗日，中央制定了宁夏战役计划，其要点是：一、当年10月或11月，3个方面军在甘肃北部会师，完成进攻宁夏准备；二、12月，以一个方面军拱卫陕甘宁根据地，另两个方面军和东北军合作，乘冰期西渡黄河，占领宁夏以打通与苏联的陆上交通；三、占领宁夏后，红军与东北军合组抗日联军，出兵绥远抗日。在这个宁夏战役计划中，红四方面军的任务是夺取岷县，进攻陇西等地，支援东北军占据兰州，控制河西走廊。随后，中央致电王明，将上述方案报请共产国际批准。9月，共产国际复电同意。
但是，已经北上的张国焘仍然心绪不宁，“南进”不成又重提“集中兵力西进”，建议占领青海、新疆。于是，9月16至18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岷县召开会议，陈昌浩和朱德坚决反对张国焘不利于三军会师的“西进”意见，主张立即北上甘肃静宁、会宁地区，会合红一方面军联合作战，并制定了《静会战役纲领》。最后，张的意见被否决。会后他对徐向前等人大发牢骚：“我这个主席干不了啦，让昌浩干吧!……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搞的。”19日，针对张国焘的“西进”苗头，中央又致电强调：夺取宁夏，打通苏联，不论在红军发展上，在全国统一战线上，在西北局面上，在作战上，都是决定的一环。
9月27日，经多方面争取，张国焘不得不和陈昌浩、朱德、徐向前等联名致电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林育英)及中央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表示尊重共产国际和中央指示，决不再改变。
三、兵困马乏的西路孤军
1936年10月22日，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西北，造成西北抗日大好局面，这使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如芒刺在背，于是调兵遣将急上西北，其战略意图是：一方面，调集30万大军和100架战机，对立足末稳的红军实施最后的“围剿”，将红军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