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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江西罗明路线”始末
作者：何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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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初，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中央苏 区的第四次反“围剿”取得了胜利。而就在这种十 分有利的形势之下，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 迁到中央苏区，却开始大张旗鼓地反对起所谓的 “罗明路线”来。这场斗争导致福建省委代理书记 罗明、福建省军区司令员谭震林、福建省苏维埃主 席张鼎丞等福建党政军主要领导人被撤职。此后， 临时中央又在江西开展更为猛烈的反“江西罗明 路线”斗争，不仅打击了所谓的“毛派”——“邓、 毛、谢、古”，而且江西省几乎所有的中心县委和县 委都被打成了“罗明路线”，县委书记几乎全被撤 换，极大地削弱了江西党的组织，造成了严重的后 果。 一、“罗明路线”缘起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凡是 冠以“XX路线”者，其代表人物必定 是党内的“大人物”，例如“立三路 线”、“王明路线”、“张国焘路线”等 等。然而令人费解的是，1933年初 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一来到中 央苏区，便大肆讨伐在中共党内根 本就不存在的“罗明路线”，一直斗 到1934年主力红军长征时才缓和 下来。
罗明是何许人，值得临时中央 大动干戈?其实罗明当时只是中共 福建省委代理书己，连中央候补委 员都不是。之所以被批斗，是因为他坚定地执行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引起了博古等人的不满。
毛泽东在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之后，被撤消了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离开了红军，到福建长汀福音医院休养。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当时正好也在这里养病，即将出院。毛泽东向罗明强调要在上杭、永定、龙岩等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以牵制和打击国民党军队的主力。罗明出院后，向福建省委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大家的赞同。
不久，博古等中共临时中央领导人经过上杭前往中央苏区，罗明前去迎接。博古责问罗明：“你是省委代理书记，不领导全省工作，来杭、永、岩干什么?”罗明回答说：“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并经过省委研究决定，宋这里开展游击战争的。”“毛泽东的指示?”博古一愣，脸上泛起不快的表情，接着问道：“你对中央的新指示有何意见?”“我还没有听到传达。”罗明答道。当罗明要接着回答时，“吃饭了，不谈了”，博古未听罗明说完，便不耐烦地走了。博古到长汀时，当有人提议去看一下正在疗养中的毛泽东时，博古不耐烦地说：“毛泽东又有什么可看的。”(《罗明回忆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1页)
1933年1月下旬，罗明根据他在长汀、连城和新泉等县的工作情况，向省委写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的报告。报告中，罗明认为党在岩、永、杭等边缘地区的条件比较困难，党的政策应当不同于根据地的巩固地区。罗明从实际出发提出边区斗争的建议是正确的，但对群众的恐慌情绪看得过分严重，而且一些说法不当，比如：“如果不抓紧我们最弱的一点，集中比较多的力量很好地配合起来，发展武装斗争，那就请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项主席、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或者到苏联去请斯大林同志或请列宁复活，一齐到上下溪南，或者到其他地方去，对群众大演说三天三夜，加强政治宣传，我想也不能彻底转变群众的情绪。”这就引起了博古和洛甫等人的不满，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对罗明的《意见书》严加指责。
最使博古觉得刺眼的便是“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一语，虽然罗明在此后还开列了“项(英)主席”等等。博古质问罗明，谁说毛泽东是“我们最好的领袖”?“怎么能把毛泽东跟斯大林甚至列宁相提并论!”博古还说，“不光是你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还有比你更高级的干部，也同样犯了错误!”很明显，博古所说的“比你更高级的干部”，指的是毛泽东。罗明晚年曾深有感触地说：“他们反对‘罗明路线’，实际上就是为了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为了‘杀鸡吓猴’，就在我身上大做文章。”
临时中央为了全面推行“进攻路线”，清除毛泽东积极防御路线在中央苏区的影响，首先开展了反“罗明路线”的斗争。1933年2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作出了《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明确宣布福建省委内“一小部分同志中，显然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2月26日，博古在工农红军学校第四期毕业生党团员及连级以上干部党团员大会上，专门作了题为《拥护党的布尔什维克的进攻路线》的政治报告，对“罗明路线”的“实质”，作了全面的“揭露”和“批判”，并在党中央的机关报《斗争》上连续发表了《什么是罗明同志的机会主义路线?》、《什么是进攻路线?》、《反对腐朽的自由主义》等文章，将反“罗明路线”的斗争推向了高潮。
闽西“罗明路线”的帽子满天飞，在前方不能坚决执行“进攻路线”的人被调回来，名之曰“罗明路线”；最后连贪污腐化、消极怠工的人也都被称做是“罗明路线”分子。反“罗明路线”的结果，闽西的干部被斗得晕头转向，在“肃反”之后剩下的一点老干部都遭到打击和排挤，一时间造成了人人自危，党群之间、上下之间、红军与人民群众之间严重的脱节现象。
二、江西的“罗明路线”
1933年3月，反“罗明路线”之风刮到了江西。“左”倾领导人又发明了一个“江西罗明路线”，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一场批判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按：一说“唯俊”，这里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纂出版的《毛泽东传》和《毛泽东年谱》中的“维”为准)、古(柏)以及江西省委的运动。
那么，邓、毛、谢、古是怎样成为博古等人的批判对象的呢?
早在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时，当时在上海的邓小平就对四中全会表示了不满，对四中全会后的中央表示不信任。为此，一些人指责邓“散布对于四中全会后中央领导的不信任，实际就是在反对共产国际和四中全会”。10个月后在赣南会议上，邓、谢、古大力支持毛泽东，为后来遭受“左”倾领导人的打击埋下了伏笔。当年11月1日到5日，中共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史称“赣南会议”)在江西瑞金叶坪村召开。临时中央派出的中央代表团主持了这次会议。毛泽东以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身份出席会议。会上，毛泽东坚持认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从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路线和方针是正确的，符合根据地实际情况的。但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对此予以否定，并排挤毛泽东的领导。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等几位中心县委书记举出大量事实来支持毛泽东的看法，公开同中央代表团争论，不同意对毛泽东的批评，由此被认为是反对中共苏区中央局。赣南会议鉴于毛泽东对“中央指示”的反对态度，决定撤消毛泽东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剥夺了他对苏区党的事务的领导权。
在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职，被执行“左”倾路线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撤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33年1月，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在上海无法立足，不得不迁入中央苏区。此后，针对“左”倾中央领导人讽刺毛泽东的“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做法，邓小平等人指出：“大城市中产生了立三路线，我们苏区的山上，却全是马克思主义。”他们把上海来的“左”倾中央领导人，称为“洋房子先生”，意思是他们是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者。邓小平等人所起的“洋房子先生”的“雅号”，令博古等人十分恼火。
赣南会议之后，邓小平与苏区中央局秘书长毛泽覃、赣东特委书记谢维俊、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古柏等对中共临时中央的“左”倾政策进行了公开抵制，例如，在经济政策上，主张平均分配土地，“给富农以经济出路”；在作战方针上，主张诱敌深入，反对军事冒险；在扩红原则上，主张由群众武装逐级发展为主力红军，等等。这些思想，可以说是受了毛泽东的影响，也是若干年来苏区的革命斗争反复验证的成功经验。在当时苏区党、红军和苏维埃政权的中高级干部中，持有或支持类似观点的人不在少数。这在1931年以后王明“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恰如一股潜行的地火在积蓄、汇集，形成了维护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坚强力量。
这些正确的主张，被博古等人称为“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逃跑路线”，就是所谓的“江西罗明路线”。
三、反“江西罗明路线”的序幕
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由于地方红军一部被编人中央红军，红军独立3师也被调往北部，兵力空虚的寻乌县被广东军阀陈济棠占领。这就是所谓的“寻乌事件”。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及时地组织了退却，避免了更大的损失。但“左”倾中央领导人却抓住这一点，指责邓小平“执行了纯粹的防御路线”，是“可耻的右倾逃跑主义”，“把寻乌整个送给敌人”，是“会寻安的罗明路线”者。
这件事情成了反“江西罗明路线”的导火索。所谓反“江西罗明路线”，是指对抵制“左”倾错误的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等人和江西省委进行的打击运动，而邓、毛、谢、古是江西苏区支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代表人物。邓小平当时是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毛泽覃是永(丰)吉(安)泰(和)中心县委书记(1933年2月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谢维俊是江西军区二分区司令员兼独立第5师师长，古柏先后担任寻乌县委书记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秘书长，他们4人被称为“毛派”（《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11页关于“毛派”的注释：“是当时中共临时中央‘左’倾领导人强加给邓小平等人的”)。
1933年，苏区中央局代表在检查江西南部地区会昌、寻乌、安远等苏区边县的工作时，认为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的做法与罗明是相一致的，县委执行了一条同党的进攻的路线完全相反的所谓纯粹的防御路线。2月20日出版的《斗争》杂志第3期，发表了任弼时的《什么是进攻路线》的文章，点名批评了会、寻、安“长期站在纯粹防御路线泥坑中”。但任弼时在这篇文章中，还提出要“纠正过去一些同志对进攻路线的错误解释”，说不应把“进攻路线”看成是单纯的军事进攻，“在军事上，有时在某一方面是要采取防御甚至暂时的退却，为着在主要方面去消灭敌人的”。这是公开发表的和博古等调门不合拍的惟一一篇文章。正因为如此，博古认为任“不合手”，两个月后，把任调离中央苏区到湘赣省去了。
3月下旬，中共苏区中央局绕开中共江西省委，直接召开了会、寻、安3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张闻天以中央局代表身份主持了会议并作了报告。在3月31日通过的决议中指出，“会、寻、安三县过去在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中心县委的领导之下，执行了纯粹的防御路线，这一路线在敌人大举进攻面前表示悲观失望，对于群众的与党员同志的力量没有丝毫信心，以致一闻敌人进攻苏区的消息，立刻表示张惶失措，退却逃跑”，甚至将整个寻乌县完全放弃交给广东军阀。会议决定改组会、寻、安中心县委，召开3县各级代表会议，以开展“反机会主义路线”，“最坚决的打击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的领导”。会议还对江西省委作了严厉的指责，“这一反纯粹防御路线的斗争的不深入，省委也应负一部分重大的责任”。这次会议，揭开了反“江西罗明路线”的序幕。
四、邓小平等4人的际遇
4月15日，《斗争》上发表了张闻天的《罗明路线在江西》的文章，认为“罗明路线不但在福建的杭永岩，而且也在江西”；“纯粹防御路线的问题，不但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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