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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穴中的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
作者：晓 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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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这一天——1949年4月24日，清晨7时，我第8兵团35军军部门口，哨兵们拦住了一个旗袍素装的中年妇女，她说马上要见到何克希政委。带哨的排长搞不清这位指名要见军政委的妇女为何等人物，只得速去通报。
不长的时间，军政委何克希小跑着赶过来，老远就惊喜地呼喊着：“修良，修良同志，我们终于胜利了!”“是呀，我们终于胜利了!”这时，他们完全忘记了中国男女之间只能握手、不能拥抱的习惯，情不自禁激动至极地拥抱在一起……
何克希将陈修良迎进“励志社”大楼。1个多小时以后，军部开出两辆吉普车，由警卫连长带一个班，护送陈修良前往寓所取东西。当吉普车停在华德电料公司的门口时，人们惊讶地获知：这个平日不善言词、总是爱和人们搓麻将的“张太太”，竟然是中共南京市委的书记!凡是认识“张太太”的人，无不喷喷称奇：共产党真厉害!这样的人竟然是市委书记，竟然安稳地藏了3年，把南京闹得天翻地覆!
虎穴藏身
春雨潇潇的1946年3月，时为中共华中分局城工部南京工作部部长的陈修良，被任命为中共南京市委书记。
中央的任命由华中分局副书记谭震林进行传达。谭在江苏淮安的一处农舍里约见陈修良。面对当时国民党蓄意破坏政协协议、全国内战一触即发的极为严重的局面，谭震林谈话的重点是地下市委如何站稳脚跟、保障安全，然后开展有效斗争这一问题上，并直言不讳地讲到了这方面的巨大困难。
作为华中分局城工部分管南京工作的部长，陈修良何尝不明了南京的敌方情况!那是名副其实的虎穴之地!地下党掌握的情况表明：国民党当局对“国都”的特务统治，到了空前绝后无以复加的程度。全市的96万余人口当中，国民党的党、政、军、宪、特的机关人员就占了11万多，其中专职特工有9700余人。不管白天黑夜，哪条街道上都找得出三五个化了装的军警特务。正是在这样一座用刺刀围箍而成的白色都市里，从1927年蒋介石“清党”以来，中共在南京的地下组织连续8次遭到敌人的毁灭性破坏，先后有8名市委书记献出了生命!在1937年11月日军攻陷南京城的一段时间里，全市找不出一两名地下党员。到目前为止，整个南京虽然有220名分布在各个方面的党员，但在这样一座到处是眈眈之眼的虎穴里，作为一名市委书记，任何一个小小的疏忽，都可能导致一场个人以及整个组织的灭顶之灾。
谭震林望着陷入思虑的陈修良，关切地问了一句：“你有什么意见，尽管提出来。”
陈修良抬起头，语气是那么平淡，恬静地回道：“分局要求我什么时候动身?”
虎口拔牙
如果说光是隐蔽身份而不活动、不展开谍工斗争，这 样的虎穴生涯就毫无意义。陈修良当然不是这样，她时 刻牢记自己的使命，与地下党的各个方面保持着密切的 联系，指挥市委各部门见缝插针地与敌人展开战斗。一 架由220多个“螺钉零件”组成的特殊机器，在她的运筹下 进行着运转。
地下市委最重要的战斗任务，就是千方百计地获取 敌方的军事情报，策动国民党军政人员举义投向人民。 为此，市委设有情报、策反两个专门委员会，前者由卢伯 明负责，后者以陈修良的小叔子沙文威为首。
一个偶然的机会，陈修良从中共诸暨县委的旧名册 上，看到了“组织部长汪维恒”的名字，不由地想起了最 近因祸得福而调任国民党军政部联勤总部技术委员会 的副署长，也叫汪维恒，这两个名字是不是同一个人?她 将这件事告诉沙文威，要沙核实清楚。不几天，沙文威回 告说：这两个名字同是一个人，他就是1929年“诸暨暴动” 失败后，奉命自找出路的县委组织部长汪维恒。汪后来 混进了国民党军队，而且当上了胡宗南部三十四集团军 的军需处长，最近又阴差阳错升迁为副署长。他与我党 失去联系已经12年了。更为凑巧的是，当年曾是宁波市 学联主席的沙文威，与汪维恒有一面之识。陈修良听后 大为振奋，指示沙文威亲自与汪会面，争取重新接上关 系。沙文威得知汪维恒经常到下关的一家餐馆就餐，便 和他在那儿“巧遇”上了。两人密谈了一个多小时，当沙 文威婉转地问起“汪先生还愿不愿为‘家里’做些事”时， 汪动情地回道：“愿意，怎么不愿意?”
汪维恒的抽屉里、柜子里，到处有我党我军急需的各 种绝密情报。他向我党提供的第一份情报材料，是国民 党军各师以上的部队番号、长官姓名、实际兵员、武器配 备的综合表册。当这份厚厚的绝密材料由中共上海局派 人转送到延安，放在毛泽东、朱德的案头上时，两人看后 同声叫好，随即指示李克农发电报嘉奖地下南京市委。 其后，汪维恒将国民党军队的调动情况及其兵员数目、 司令部驻地、军需集中地等大量情报，陆续抄好后交给 沙文威，由沙转往中共上海局地下电台，发报给延安中 央军委和社会部。汪维恒提供的情报属于国民党的最高 军事机密，十分准确，与后来战场上的情况完全相同。在 国防部与参谋部的一次联席会议上，顾祝同大惑不解地 问陈诚：“怎么搞的?延安掌握我军的番号人数，为何比 我们还要翔实?”
作为地下市委的书记，陈修良特别重视策反委员会的工作，过问每项事情的进展。不过，行动干将还是沙文威。从1948年8月下旬开始，“策委”就把目光盯在那些有可能起义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身上。陈修良频频与沙文威接头，拿着花名册筛选策反对象。
首先把策反目标选定在国民党南京空军轰炸大队飞行员俞渤身上的，是年轻的地下党员林诚。他的公开身份是空军第四医院的航空医官，其职责是为南京大校机场提供医疗服务。中尉医官为人爽朗热忱，机场的飞行员们爱和他在一起。林诚带着观察对方内心世界的眼光与这些“空中骄子”相处，在频繁而又真诚的接触中打通了上尉飞行员俞渤的思想。俞渤对蒋介石不顾国计民生大打内战的政策感到厌恶，亦对国民党污浊腐败的政治风气灰心丧气。尤其人民解放军攻占锦州之后他认定国民党败局已定，不可逆转，痛心于以B24这样先进的空中打击武器残杀中国人。他在与林诚的多次交谈中表示愿意飞到“那边”去。林诚根据他的心态，进行了循序渐进的争取，让他下定了起义的决心，还把机组的4个伙伴争取过来了。不过，他向林诚提出要求，能够在驾机起义前加入中国共产党。林诚不禁犯难了，把问题反映到沙文威那里。沙不能决断，报告到市委。陈修良稍经思考，说道：“人家同意起义，就是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经受了考验，有什么不能入党的?”市委书记的一番话，让俞渤等人吃下了定心丸。陈修良又对沙文威指示说：“国民党空军驾机起义迄今没有过，这架轰炸机起义的政治价值，抵得上一两个师!一定要保证它的成功!”“大胆中不忘谨慎，周密中不乏灵活。”这是市委书记的指示。
俞渤等人的起义计划得到市委批准后，于1948年12月16日晚9时，与已是中共党员的同机组郝桂桥、周作舟等4人，从南京大校机场驾驶着当时最为先进的B24---514号轰炸机，绕到总统府的上空，一连投下3颗吨级巨型炸弹，然后向北疾飞。当晚11时，飞机在石家庄市我军机场降落。不到天亮，中央社会部副部长罗青长，按中央军委会指令赶到石家庄，慰问第一批驾机起义的俞渤等5人。罗在交谈中告诉俞渤他们：由于夜间难以判断，加上坐标误差，3颗巨型炸弹落在了南京的燕子矶，虽然没有炸中总统府，但把蒋介石、何应钦等人吓得不轻，蒋为此气得当场吐血，下令撤换了机场司令。
上午8时整，南京市委的地下电台收到了中央军委的嘉奖电，中央对首次策动国民党空军起义取得成功，表示祝贺。
陈修良没有为这次成功感到满足，她和沙文威等一批红色谍工，将下一步的策反目标，选在了国民党海军最为先进的军舰——巡洋舰重庆号上。
把国民党海军中影响力最大的“重庆号”争取过来，不单是南京市委想到了的事，中共南方局、上海局大场区委等，也都不约而同地打上了“重庆号”的主意。差不多与此同时，有我党6个方面的地下组织，像尖刀一样插上了该舰。作为其中的第二大策反力量的南京市委，掌握着以蒋树德、王继挺为首的“起义秘密小组”，这个小组已经联络好赞成起义的官兵21人。
最早敏锐发现并立即紧紧掌握蒋树德、王继挺这条线索的，是陈修良。辽东战役结束后，“重庆号”舰上的蒋树德、王继挺等人，时常私下商议起义投向人民一边。蒋树德从他的朋友、已被“伏波号”舰开除军籍的少尉军官王淇那里得知，他有个兄弟很可能是共产党。蒋便拜托他找一下这个兄弟。王淇在与兄弟见了面后，吐露了蒋树德等人的有关情况。这个果然是地下党员的王兄弟，便向陈修良作了汇报。市委书记立时敏锐地意识到内中的重要性，要他抓住王淇这条线索不可放松。之后，陈修良两次秘密约见了王淇，进一步坚定了他的起义决心。在这种情状下，陈修良叫来沙文威与王淇见面，将其移交给“策委”。王淇受命后即去上海活动，与蒋树德、王继挺接上了头，“重庆号”上的“起义秘密小组”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1949年2月25日，这个小组与中共上海局策动的起义力量“士兵解放委员会”联合行动，扣押了舰上的反动军官，把舰长邓兆祥争取过来。原来就有起义思想基础的邓兆祥，指挥军舰改变航向，摆脱青岛美军海军基地的控制。军舰经过9天的艰险航行，于3月4日抵达葫芦岛，受到在此等待的巾共东北局代表伍修权和辽西军区副司令员朱军，以及数千军民的热烈欢迎。
同年3月14日，国民党空军对?白在葫芦岛海面的“重庆号”进行轮番轰炸。邓兆祥与“秘密小组”、“七委会”经过商议，决定撤出人员后放水沉舰。
国民党最大的军舰沉没了，但中共谍工们法力无边的策反活动，使得国民党的军政要员每每想起便心惊肉跳。他们决然没有想到，南京华德电料行那个沉静寡言、只爱搓麻将的“张太太”就是这些红色谍工们的幕后指挥者。
当“重庆号”巡洋舰鸣着汽笛驶向解放区以后不久，陈修良和沙文威等，又把“铁钳”伸向蒋介石的又一颗“虎牙”上——策反南京首都警卫师师长王宴清。
选定王宴清这样在军界很有影响力的中将师长为策反对象，无疑是石破天惊的大胆举动，这是地下党员、《大刚报》记者陆平(又名李益之)锁定的目标。陆平向“策委”汇报说：他有个湖南同乡邓吴明先生，是王宴清的母舅。邓昊明系农工民主党的重要成员，年轻时参加过五四运动，一贯同情、支持我党。他的大儿子早已到延安去了，女儿也是思想进步的青年教师，与陆平是初中同学。因为这层关系，陆平随她多次去过王宴清家。陆平谈到：经过他们观察了解，王宴清为人豪爽，胸怀正义，对国民党的政治腐败甚为不满，痛恨地方上的污吏。在国民党败局已定的形势下，只要攻心得当，策动这支御林军的倒戈不是没有可能的。
根据陆平的汇报，陈修良与刘峰、沙文威等人，对王宴清的情况作过3次认真研究，最后统一了思想。认为策反王宴清虽然存在着很大风险，但成功后的影响是重大的，这个险值得一冒，决定由陆平先动员邓昊明先生出面试，然后视情况再定。陆平做通邓昊明的思想后，由邓带着他，以湖南同乡的名义经常出入王宴清家，渐渐地与王妻李君素熟悉了。两个月后，王宴清已经意识到陆平是共产党派来“统战”自己的，这时候国民党已经在淮海、平津战场上惨败的时局，让这个御林军头领不得不对起义之事有所考虑。而他始终无法下定决心，认为蒋介石对自己有知遇之恩，不忍心背叛。
陈修良在了解到这种情况后，对沙文威指示，加紧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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