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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与华北座谈会
作者：散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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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彭德怀受到了批评
1945年2月至7月之间，中共“七大”召开之前 和之后，在延安同时召开了一次前后有43天的“华 北座谈会”，亦即2月1日至7月25日的“华北地方与 军队工作同志的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 彭德怀、林彪等，大会推选薄一波为主席。
华北座谈会本来安排的议题是总结华北敌后 抗战的工作，“是因为在华北主要是在晋冀鲁豫区 的工作中，地方干部及一部分军队干部对彭德怀 同志有某些意见，长期未得到解决”(薄一波语)， 所以利用七大开会前的时机来解决一下这个问 题，这也是由薄一波向彭德怀建议召开的。彭德怀 当时也说：“我早有这个想法。我这个人是‘高山上 倒马桶，臭气出了名的’，让大家批评批评很好 嘛。”
彭德怀在座谈会上检讨了在工作中的缺点和 失误。他在2月1日的报告中，如对众说纷纭的“百 团大战”，认为其“弱点是暴露了力量，警惕了敌人 注意自己。敌人1941年、1942年严重搞我们，但是 否由百团大战引起，这还不能过早结论。不管怎 样，敌人是要搞我们的”。除军事之外，彭德怀还检 讨了1940年黎城会议(即中共北方局召开的太行、 太岳、冀南等根据地高干会议)“有正确与错误的 两个方面”、抗战初期“对国民党提‘互相帮助，互 相发展’，未分析具体对象”以及整军运动中“未解 决群众路线问题”等；“百团大战”之后“对敌人的自首政策在原则问题上的严肃性与具体问题上的灵活性未结合”、“对敌人的‘治安强化运动’新阴谋，半年未研究，造成被动”以及“对皖南事变不冷静”等；1943年彭德怀在太行高干会讲话的错误，等等。
但是，后来这个座谈会却发展为对彭德怀的过火批评，这主要是康生参加会议后所导致的。“康生首先打了一炮”，从此把座谈会变成了批判会，讨论、批评的内容变成对彭德怀历史问题的“清算”。康生气势汹汹地对彭德怀说：你在抗战开始时执行的是王明路线。你不懂根据地建设的规律，不发动群众。你组织的百团大战过早地暴露了我军力量，把日军力量大部吸引过来，帮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忙。”等等(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
其实，除了康生这个因素，对彭德怀的不公正的批评还受到当时中共整风中出现的左倾影响，以及由于彭德怀在党内树敌过多等所导致。于是，就出现了令人寒心的一幕：几乎全场一致集中火力批判百团大战，“一些同志在发言中说彭总领导的百团大战是大错误，一是暴露了自己的力量，二是帮助了国民党顽固派”。对彭德怀有积怨的罗瑞卿当着彭德怀的面说：“主席要我们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而你却总是坚持错误，修正真理。”只有少数人主持公道为彭德怀缓颊，如萧克的发言“也批评了彭的错误”，但说“百团大战在军事上打得不错，扫除了敌伪许多军事设施，恢复了根据地不少面积”等等。但马上有人说他思想落后跟不上形势(《萧克回忆录》)。薄一波回顾说：“我和杨尚昆、安子文同志都是参加了并且完全赞同百团大战的，可是在这种气氛下，未能起来据理反驳，内心深感不安和惭愧。”二、所谓“经验主义”和王明的“教条主义”
华北座谈会上对彭德怀的批评，与延安整风这一背景有关。当时作为整风的主要对象，除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外，还有就是所谓经验主义，涉及到周恩来和彭德怀等人。当时苏联驻延安的代表、共产国际联络员弗拉基米洛夫在电报中称：“毛泽东把刘伯承、彭德怀、叶剑英、周恩来、聂荣臻都看成是经验主义者。”
所谓经验主义，就是指它与王明的教条主义虽然有区别，不是从书本出发，但是却从狭隘的经验出发，且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条，其实与教条主义无异，尤其是对全局性的重大问题缺乏独立的、明确的、完整的意见，因此往往与教条主义合伙，成为其助手和附庸。这是指抗战初期的中共长江局(周)和华北军分会(彭)等，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受王明路线的影响的。
王明从苏联回国后召开了“十二月会议”，在山西前线领导华北敌后抗战的周恩来、彭德怀以及北方局的刘少奇，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的项英都参加了。会议宣称“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的路线是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于是也就通过了王明的报告和宣言，这标志着王明右倾(此后称为“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实际形成。
彭德怀在“十二月会议”上“认真听了毛主席和王明的讲话”，他后来承认当时“没有真正地认识到毛泽东同志路线的正确性，而是受了王明路线的影响，在这些原则问题上模糊不清”，“在会上并没有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也没有拥护或反对王明的错误路线，是采取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彭德怀自述》)。但是他“对保持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是明确的”，他在华北会议上说“华北党是否受了王明路线的影响?受了，但未执行”；“十二月会议”后的半年多时间中，在华北，“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作用有些降低，党的政治工作也有些削弱，从而发生了个别军官逃跑和国民党勾引八路军中的官兵叛变的现象”，此后“直到1938年秋六届六中全会时，我才明确表示反对王明路线”。
其实，不独彭德怀一人对王明路线认识不清。 毛泽东后来在提到“十二月会议”时说道：“十二月 会议我是孤立的，我只对持久战、游击战为主，统 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是坚持到底的”；“洛川会 议我提出抗战后主要危险是右倾，大家都没有了 解”(1943年1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主要是在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的问题上与毛泽东所代表的党内正确思 想有分歧。王明在中共中央1941年9月召开的政治 局扩大全会上，仍然认为中央自抗战以来的方针 政策太“左”，并建议中央发表声明不实行新民主 主义而与国民党妥协。他还认为“农民的游击战争 不能最后的解决问题，国际常告诉我们要注意城 市工作、工人运动与军事工业。即此，现恐怕国共 两党合作的形式还要进一步”(见《李富春传》)。后 来王明的右倾错误在整风中得到清算时，周恩来 等也作了检讨，比如“在战争上强调运动战，轻视 游击战”等，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彭德怀身上。
还在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 路军后开赴抗日前线，为保证共产党对其的绝对 领导，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前方分会，这就是后来被 称为的“华北军分会”，它由朱德任书记，彭德怀任 副书记。华北军分会于平型关大捷后下发了《目前 华北战争形势与我军任务的指示》，说如果国民党 改善在山西的军事领导，动员群众，加上八路军的 积极影响和配合，“取得晋北战役的胜利”，争取 “战略上的反攻”，就可以“改变华北战局”，并提出 八路军“必须依据独立自主的运动游击战机动果 敢的作战原则”。实际上“这个指示有轻敌速胜观 点”，“没有充分估计到日本侵华各方面的准备(政 治上、经济上，尤其是军事力量上)，同时也过高估 计了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及其进步性。这样就容易 放松以我为主，自力更生，发动群众组织游击战争 和做长期艰苦斗争的精神准备工作。”(《彭德怀自 述》)
彭德怀当时不在总部，但对这一指示看后并 没有反对，他承认当时对于“‘运动战’和‘游击战’ 这两个概念主次是模糊的”，“当时军分会的同志， 都没有把敌后游击战争提到战略上来认识，对于 毛泽东同志在洛川提出的‘以游击战为主，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个方针，认识也是模糊的”。
对于华北军分会的这一指示，10月17日毛泽东和张闻天迅即发电给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告周恩来：“军分会十月八日指示文件，有原则错误，望停止传达。”但一直到事后22年的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还对华北军分会下发的小册子不能释怀，说它“不同意中央在洛川会议定的游击战为主的战略方针”，并说“这个小册子曾为王明所利用”。
华北军分会成立时也正是洛川会议确立了红军在抗战中的基本任务和战略方针不久，当彭德怀开赴山西抗战前线之后，毛泽东多次有电报向他阐述八路军应实施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和基本原则”，“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红军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等(后来庐山会议时林彪说平型关战役是任弼时头脑发热所作的决定；毛泽东也认为当时“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但彭德怀在抗战初期急于正面与日军交战，甚至还反感保存实力的从长计议，这又让人将之与王明路线有所联想，于是成了彭德怀在华北座谈会检讨的主要内容之一了。三、彭德怀的其他“错误”
在华北会议上彭德怀予人以口实的还有：
一、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上，彭德怀曾在华北军分会传达了“十二月会议”的精神。这个传达造成了一定影响，如陈赓在1938年1月3日日记中记述：“读德怀同志传达中央政治局会议之一部，深感过去对统一战线的认识确有模糊之处，以致在运用上发生缺点，而且引起了友党政府发生不必要摩擦，……抗战是每个中国人的共同要求，目前是抗日高于一切，统战是抗日的基本要素(特别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战)，因此一切服从统战的利益，过去对国民党的转变确是估计不足……”然而这并不能归咎于彭德怀，因为那是作为党的决议贯彻和传达的，即使不妥也应归咎于王明的右倾错误。当年朱德就有这样的文字：“全国一切抗日军队，就应当更加巩固自己的团结，只有全国军队坚强地团结在蒋委员长的领导之下，团结在抗战的大纛之下，我们才能克服空前的投降危险，克服空前的严重困难，取得最后胜利。”(《巩固全国抗日军的团结，争取最后胜利》)
二、在《新华日报》(华北版)发表“关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谈话。这是彭德怀1943年4月7日在太行分局高干会议上的关于民主教育的一次谈话内容，其主要内容是，“民主教育在今天中国．来说，就是反对封建的教育”；“民主革命的共同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制度，以保障自由、平等、博爱成为合法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民主制度”。毛泽东6月6日为此致信彭德怀说“不妥”，即“例如谈话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的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又如不强调民主是为着抗日的，而强调为着反封建”等等。显然，对“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理解，彭德怀和毛泽东的理解不是在一个层面上。彭德怀的理解和看法是针对广大人民包括中共的，毛泽东却是将之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相联系，因而两人就出现了认识上的分歧。受了毛泽东的批评之后，彭德怀在华北会议上检讨说：“我在太行高干会讲话基本是错误的。”
三、对同志们提出的关于敌后根据地建设的规律问题表现出了粗暴的态度。1942年太岳区整风时薄一波提出“抗战初期缺少对根据地建设规律的认识的看法，不料触怒了彭德怀同志，他声色俱厉地批评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我们各区党委都感到不能接受他这个指责。”(《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彭德怀是一个性格有些粗暴和简单的人，甚至他在毛泽东面前也常常是率性而为，口无遮拦，因此也颇得许多人的诧异甚至是冷眼，也就格外容易得罪人，这也是他后来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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