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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倒了』罗斯福对华政策的赫尔利
作者：张家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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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果然不接受《五条协定草案》，赫尔利只能干着急。这时，赫尔利已是驻华大使。据当年美军观察组成员包瑞德回忆：“在我看来，从这天开始，他同共产党人谈判时就日益倾向于袒护国民政府。”赫尔利确实不了解中国，不清楚国共之间的恩怨是非，但是，他却始终把握一个原则，那就是扶持、保证蒋介石政府在中国的统治。
蒋介石告诉赫尔利，将拟定一个新的草案，请赫说服共产党接受。第二天，宋子文便送来新的草案，即3条反建议，其要点是：(一)国民政府允将中共军队加以改组，承认中共为合法政党。(二)中共应将一切军队移交国民政府军委会统辖，国民政府指派中共将领以委员资格参加军委会。(三)国民政府之目标为实现三民主义之国家。赫尔利看着这3条反建议，感到很为难，因为这与他和毛泽东签署的《五条协定草案》差距太大，毫无疑义是共产党难以接受的。
11月21日，赫尔利把“三条反建议”交与周恩来，立即遭到周恩来的质疑：“蒋介石对联合政府态度如何?”赫尔利回答：“啊，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他还说，蒋允许共产党参加政府，只是不愿写在建议上。周恩来指出，这里所说的参加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只是挂名，毫无实权，说明国民党无改变一党专政的诚意。周恩来问道：“中国的团结是否以联合政府为前提?联合政府是否合理、民主的?中共参加政府是否只能当观察者，而没有实权?”赫尔利心虚理亏，只得以他只是见证人、而不是当事人来回避，躲躲闪闪地回答：“联合政府当然是民主的，但是，《五条协定草案》也不是没有可改动之处。中共进入政府是等于无实权，但是，也事在人为，譬如我们议会的议员，有的还能够控制议会。”
显而易见，赫尔利已经背弃《五条协定草案》，中共参加谈判已经失却基础，所以周恩来通知赫尔利，将立刻返回延安。赫尔利慌了，极力挽留周恩来，说：“联合政府目前尚不可能。参加政府，参加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则已答应。我希望你们参加进来，然后一步一步改组。”“只要参加政府，就可获得承认，就可获得美国军官帮助训练和作战，就可获得物资的供应。你们拿到这些东西，就可以强大起来。为什么一定要改组政府呢?”周恩来当即回答：“联合政府本为毛主席在延安向赫尔利将军提出者，赫尔利将军亦认为合理。至于参加政府及军事委员会之举，即会做到，也不过是做客，毫无实权，无济于事。”
赫尔利没想到却在周恩来面前碰了一鼻子灰，只得“拜拜”作别。
1945年1月，毛泽东曾给“美国最高官员”写了一封信，寻求与美国政府直接对话的方法，可是，赫尔利却扣压了这封信。美国作家特里尔在《毛泽东传》中记述：“他(毛)的信件于1945年1月交给迪克西使团驻延安的办事处，希望他们转交给‘美国最高官员’。信中说，毛泽东或周恩来，或他们二人，已做好赴美的准备，如果罗斯福总统把他们当做中国主要政党发言人接待的话。……赫尔利扣压了这一信件。……毛始终没有得到答复。”
赫尔利知道，中共的军队不可能隶属于国民政府，并接受蒋介石的统率。于是，他想出一个“曲线统一”法，向周恩来提出了两条补充意见：(一)由美国、国民党、共产党各派一人组织军队整编委员会；(二)由美国派一将官任敌后中共军队的总司令，国民党、共产党各派一个为副总司令。赫尔利想以“仲裁国”的身份，帮助蒋介石实现其不费一枪一弹便全部收编共产党武装的愿望，当即受到周恩来的严词拒绝。
赫尔利“曲线统一”不成，干脆公然阻止给八路军的正常的美援。1月23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向魏德迈申请2000万美元贷款，以用作对日作战经费。赫尔利知道后，立即给美国国务卿发去电报说：“我坚定地认为，……批准朱德将军获得租借物资和财政援助的要求，都将破坏美国的既定政策。这个政策是防止国民政府崩溃，支持蒋介石为政府委员长和军队统帅。”
赫尔利在回国述职时，向罗斯福转达蒋介石的两条信息：(一)国民党不论共产党同意与否，将召开国民大会；(二)苏联现不会承认中共或接济中共，请罗斯福放心支持国民政府。
4月25日，联合国将召开成立大会，消息传来，周恩来立即给赫尔利致电说，国民党政府是独裁统治，不能代表解放区9000万人民，因此中共代表和民主同盟的代表应占三分之二，此意见请转达美国总统。可是赫尔利却一再拒绝，后只允许中共派董必武一人为代表。
抗战胜利后，赫尔利向蒋介石建言，邀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这样便可陷毛泽东于两难境地。如果拒绝来重庆，那么，将向国人昭示其无和平的诚意；倘若其真的来重庆谈判，那么，我们则以时间争取空间，拖上它一段时间，乘此将国军往华北、华中等地部署，到那时，谈成也罢，谈不成也罢，毛泽东和共产党便成为笼中之虎，惟有束手就擒。
“弥天大勇诚能格”，毛泽东慨然应邀前来和谈，在重庆与蒋介石多次会谈，并且广泛接触各党派、各阶层人士，尽显中国共产党真心热爱和平的坦荡胸怀，更纠正了国民党妖魔化毛泽东、共产党的政治偏见，毛泽东诗人政治家、政治家诗人的形象，深受国统区人民的认知和喜爱；相反，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暴露无遗。赫尔利于无意中竟给毛泽东、共产党作了一次大张旗鼓的宣传，而给蒋介石帮了倒忙。
声名狼藉的“讨厌鬼”
1944年七、八月间，根据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指示，中缅印战区向延安派驻美军观察组，组长为戴维·包瑞德上校，成员9人。他们依据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是不可低估的战斗力量，应该向他们提供武器，应该与他们联合对日作战。他们称赞中共领导人，“有着伟大的作为领导者的能力和品质”，中共领导的根据地“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他们多次向美国政府建议，“不能无限期地担保一个政治上破产的政权”，应推动国共两党向着联合政府的方向发展。
赫尔利到任后，却对这些正确的论断置若罔闻。这个胸襟狭小的人，将包瑞德等视为史迪威的人，必欲扫地出门而后快。在使馆的训话会上，他严厉警告，凡是没有得到蒋介石的明确同意，都不得帮助重庆政府以外的个人或团体。为了加重威胁，他还歇斯底里地说：“有人犯的错误比这轻，都被我枪毙了。”
赫尔利认为美国国内的批评舆论，都是由包瑞德透露的消息，所以他想方设法地寻机报复，先给包瑞德的晋升设置障碍，使包瑞德失却惟一的一次晋升将军的机会，然后再无端地撤包瑞德的职，随之将其调离中国。赫尔利的障碍被清除了，美军观察组也清一色地“扶蒋反共”，自然也就“很快被中共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
对于赫尔利的高压手段，美国财政部派往中国的代表所罗门·爱德东不吃这一套，从1月16日至2月4日，爱德东连续给白宫写了4封信，信中说：赫尔利完全不了解中国的现实，是个自命不凡、冒充大人物的讨厌鬼。赫尔利已使中共疏远美国，并可能导致中国发生内战，使中国成为美苏冲突的焦点。华盛顿应当给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施加压力。2月25日，爱德东又给白宫写了第五封信，提醒说：“美国在中国的前途，不应该让赫尔利这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去决定。”
虽然这些信件如泥牛人海般地杳无音信，但是，美驻华使馆中批评赫尔利的声音却大了起来。赫尔利回国述职期间，使馆内文武官员聚集一处，检讨赫尔利对华政策，认为事情的发展极为严峻，应该给国务院写一封急信。这封信由美驻华武官、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起草。信中批评说，赫尔利使华以来造成的局势，“使得蒋介石方面不愿作任何妥协”，而“在共产党方面，他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是我们确定仅去支持蒋介石”。这样，中国便隐伏着深刻的内战危机。建议“总统以明确的语言告诉委员长，军事上的需要，要求我们向共产党人及其他援助对日作战的适当集团，提供补给并与之合作，我们将为此采取直接的步骤……我们相信，这将在中国产生深远的有利的政治影响”。
罗斯福总统逝世后，赫尔利更是为虎作伥，公开声言将全力支持蒋介石，而不支持“武装的政党和军阀”，中国共产党已入他的黑名单。他还无所顾忌地追究使馆内的“不同意见者”，谢伟思被强加“偷窃文件”、其目的是亲毛反蒋的间谍罪，与其他5人被逮捕。
谢伟思等人被捕，使蒋介石兴高采烈，他在日记中写道：“此六人逮捕以后，美国对华政策乃可渐次明朗，其阻碍亦可逐渐扫除乎?而其对俄政策之坚强，亦可于此窥见矣。”
1945年4月5日，《新华日报》针对赫尔利在美国的胡言乱语，发表时评《我们的坚定而明确的态度——评赫尔利将军谈话》，文章指出，赫尔利的谈话“有助于中国分裂与内战的危险，有拖延抗战胜利的危险。”毛泽东读过时评后，写下批语：“重庆此件很好。延安暂取不理态度。”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闭幕词中，再次批评说：“赫尔利已经公开宣言不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到我们解放区去乱跑呢?”7月10日和12日，毛泽东连续为新华社撰写两篇评论，严厉批评赫尔利扶蒋反共的行径。毛泽东说：“这个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危险性，就在于它助长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
不久，毛泽东在延安接见美国民主同盟两位代表时，对赫尔利的批评已带有明显的义愤色彩，他说：“我这几条烂枪，既可同日本人打，也就可以同美国人打，第一步我要把赫尔利赶走了再说!”同时，中国共产党公开表示，坚决反对赫尔利再任驻华大使。美国国内对赫尔利的非议也越来越多，指责其“颠倒了”罗斯福的对华政策。在这种背景下，美国不得不纠正赫尔利所造成的偏差，改公开扶蒋反共为扶蒋容共，企图通过所谓“调处”国共关系不战而控制中国。
1945年11月26日，声名狼藉的赫尔利不情愿地向杜鲁门递交了辞职信，自此，便再也无颜踏上中国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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