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5期

“最大的共谍”郭汝瑰

作者:丁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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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采写《第二条战线人物传奇》历程过半的时候,有同志告诉我:原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中将作战厅长郭汝瑰,这位常在蒋介石身边参与指挥作战的高级将领,在国共两党的大决战中,为我党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军事情报;最后在中共地下组织的指引下,以国民党二十二兵团司令兼七十二军军长的身份,率部在四川起义,被退踞台湾的国民党称为“最大的共谍”。
  一个出身于黄埔军校,很受蒋介石器重,属于蒋军嫡系的高级将领,怎么会成为“最大的共谍”呢?请允许我根据多方采访、参证所得,细细道来。
  在大革命的高潮投身黄埔
  郭汝瑰1907年出生于四川省铜梁县一个家道中落的书香之家。曾祖郭和熙,与名噪一时的蜀中才子、清代著名戏曲理论家、文学家李调元,是同榜举人。父亲郭朗溪,在清朝末年的科举考试中,曾名列重庆府长案榜首,秀才的功名已经在握,并有希望中举;旋因废除科举制度,好梦成空。
  郭汝瑰原名汝桂,因为生于农历八月初九恰是清朝考举人入场应试的日子,仍然醉心于“蟾宫折桂”的父亲,就给长子取名“汝桂”。可能是因为壮志未酬,郭朗溪好议论时政,经常抨击北洋军阀政治腐败,社会黑暗。郭汝瑰自小耳濡目染,深受影响。
  1919年,郭汝瑰即随父亲前往成都,进入成都高等师范附小和成都联合中学读书。时值五四运动爆发以后,各种社会思潮汹涌澎湃,郭汝瑰受到教师胡子霖的影响,对社会主义产生了朦胧的好感。1924年,郭作为联合中学的学生代表,参加了反对校长张铮推行封建教育的学潮,并结识了一些进步同学。
  1925年底,郭汝瑰从成都联合中学高中结业。父亲要郭汝瑰投考上海同济大学学医,而郭汝瑰受科学救国思想的影响,一心学工。这时,已升任川军师长的堂兄郭汝栋,为投靠广东革命政府,决定选派一些青年军官去黄埔军校学习,建议刚满18岁的郭汝瑰一道前往。郭在学工、学医、从军的三叉路口犹豫不定。到了上海,便去请教已考入同济大学的老同学陈廷栋。陈廷栋沉思良久,回答:“汝瑰兄,现在政治不上轨道,科学救国、实业救国都是空的。我看,你不如去广东干革命的好!”
  陈廷栋的一番话,加上一路同行的中共秘密党员袁镜铭的劝说,郭汝瑰从此将“如桂”改成了“汝瑰”,与袁镜铭、傅秉勋等6位川军的青年军官,进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从如,他就开始了职业军人的生涯。
  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广州革命的气氛很浓。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黄埔军校除步科的两个大队随蒋介石迁往南京外,炮科、工科和政治科的3个大队,均随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迁至武汉。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多为共产党员。被编人政治科第五学生队的郭汝瑰,听取了肖楚女、恽代英等人的讲座,阅读了李达、陈独秀等人的著作,认识到只有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实行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进而实现社会主义,中国才能够富强起来。这时,郭汝瑰得知与自己同考入黄埔军校的好友袁镜铭是共产党员,便要求袁介绍自己入党。袁镜铭因为郭汝瑰是郭汝栋的堂弟,告诉他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
  衔吴玉章之命返回四川并加入中共
  在郭汝瑰即将于黄埔军校毕业之际,时任北伐军总司令兼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在南京拥兵自重,与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呈对立状态。
  1927年4月14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消息尚未在武汉传开。黄埔军校实际主持校务的吴玉章,悄悄地将郭汝瑰和傅秉勋叫到办公室,通知他们两人提前毕业,并立即返回四川。
  这时,郭汝瑰的堂兄、也是傅秉勋妻兄的郭汝栋,已是川鄂边防司令部的副司令,拥有两个师一个旅的兵力。吴玉章神情严肃地说:“现在形势十分危急,蒋介石已经公开叛变,很可能进攻武汉,四川军阀杨森将配合蒋介石进攻。你们尽快返回四川,想办法让郭汝栋阻止杨森出川攻打武汉。如阻止无效,可劝他待杨森出川以后,打其后方,使其崩溃。如这也办不到,就要他不出一兵一卒帮助杨森。”
  郭汝瑰和傅秉勋肩负着吴玉章的使命,与同时毕业的中共党员任逖猷等人,由武汉回到四川。
  郭汝瑰与傅秉勋到达郭汝栋驻地的涪陵,转达了吴玉章的意见。郭汝栋回答说:“我和杨森感情不好,无法劝他;袭击他,我力量不够;不过如杨森出兵,我可以一兵一卒也不帮他。”郭汝瑰怎么也没有想到,郭汝栋在他表示绝不支持杨森的同时,已派出特使去南京向蒋介石表示效忠了。郭汝瑰还欣欣然地写密信向吴玉章报告:“郭汝栋已接受了他的第三种意见”,自己也被郭汝栋安排在政治部任科员。他到处发表演讲,宣传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斥责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行为,并赢得了以后成为他妻子的女师学生方学兰的深爱,很快成为涪陵城里有名的红色人物。
  但是不久,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就与南京的蒋介石合流反共。郭汝瑰从此便与吴玉章失去联系,只好留在尚能容共的郭汝栋部。1928年5月,郭汝瑰由少校团副、共产党支部负责人袁镜铭介绍,加人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追求多时的愿望。
  川军“清共”,被遣赴日本士官学校学习
  郭汝瑰在川军中滞留3年,发现堂兄郭汝栋日趋反动。此人先是受蒋介石的指使,杀害了自己的恩师、在涪陵龙潭地区组织工农武装的共产党人李蔚如,代替杨森当上了二十军军长。旋又为扩大地盘,参加了倒杨(森)倒刘(湘)的两次军阀混战。1930年4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蒋介石调郭汝栋部到湖北驻防,以稳定其后方。这时,郭汝瑰已升任郭部独立旅一团三营营长。一天夜晚,已经离开郭部的袁镜铭,前来联系郭汝瑰,要他率领所属的第三营,配合红军游击队,举行兵暴。但因联络差错,敌我混淆,结果准备配合红军作战的这个营,竟被红军消灭大半,郭汝瑰也中弹负伤,被送进汉口同仁医院。待出院才知道三营因损失太大,已被撤销建制。郭汝瑰只好到军部担任参谋的闲职。
  蒋介石为加强对二十军的控制,命令郭汝栋彻底“清共”,并派亲蒋的黄埔生来主持其事。一向为人圆滑的郭汝栋,抢先对一些自认为是共产党员的军官以礼相送。郭汝瑰和傅秉勋虽然不承认是共产党员,但郭汝栋也不敢再留,而是劝他们去日本士官学校读书。
  郭汝瑰此时与党组织已失去联系,心想,去日本躲避一下也无妨,先到日本去学点真本领,将来对革命的贡献可能更大。郭汝瑰晚年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当时还自以为得计。岂知这成了我政治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此后走了十几年的弯路。”
  郭汝瑰和傅秉勋于1930年11月到达日本,经过半年的语言学习,于1931年4月考进日本士官学校。在日本,他既受到了严格的军事技术的教育和训练,提高了作为一个职业军人的素质;同时,作为一个中国人,也身受了日本当局的歧视和侮辱。特别是每逢一些关键性的军事技术和新式武器,日本教官总是想尽办法阻挠中国留学生学习和使用。一些日本小孩受家庭教育的影响,看到郭汝瑰这些中国留学生就嚷:“支那人脏!”
  日本人对中国人的种种歧视,像一把利剑,深深地刺痛了郭汝瑰。他还是咬紧牙关,奋发学习,希望为振兴祖国多学一些本领。但是时隔不久,就发生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的九一八事变。东京的中国留学生群情激愤。在士官学校留学的中国学生,也自发地结队去日本陆军省申请退学回国。日本宪兵前来驱赶,中国大使馆也派人来劝郭汝瑰等回校。中国留学生坚持不走,日本陆军省无奈,派人出来宣布:“你们可以退学,但退了就不能再入学了。”郭汝瑰等众多学生齐声高喊:“亡国奴才再回来。”
  在抗日战争中崭露头角受到陈诚的青睐
  郭汝瑰等一批从日本士官学校退学的学生,于1931年底回到上海,即推选出郭汝瑰等4名代表,去南京训练总监部,要求报考中国陆军大学,继续深造。想不到竟以“不听命令,擅自退学”为由,遭到拒绝。经再三求情,这些学生才获准去中央军校(即原黄埔军校)八、九期继续学习。郭汝瑰早就毕业于黄埔军校五期,当然不愿意重返黄埔,也不愿意重返已经公开反共的郭汝栋部。恰在这时,郭汝栋保送到陆军大学的一名学员因学历不合格,被取消复试资格,郭汝瑰得以顶替这个学员参加复试,并被录取,进入陆军大学第10期学习。
  中国陆军大学是培养高级指挥和参谋人员的高等学府,每期只招收几十名学员,郭汝瑰进校时,校长为曾任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思想比较开明的杨杰;不久,蒋介石自任陆大校长,杨杰改任教育长。郭汝瑰继黄埔军校之后,又一次成为“天子门生”。
  郭汝瑰人陆军大学不久,即因成绩优异、见解独到,受到杨杰的器重。他在陆大学习3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因不愿到军队任职成为反共的帮凶,被杨杰推荐进入陆大研究院继续深造,并担任战史学教官。
  1936年12月12日发生西安事变。蒋介石不得不顺应民意,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郭汝瑰见为国效力的时机已到,经陆大同学推荐,到陈诚所属的第十四师任参谋长,并到蒋介石筹划对日作战的“庐山军官集训团”受训。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军大举进犯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郭汝瑰所在的第十四师,奉命参加华北的抗战。中途因日军进攻上海,又奉命回师参加淞沪会战。
  这时的蒋介石,为保卫首都南京,对淞沪会战还是下了很大的决心。不仅调集和组成了左、中、右三个方面军的近百万主力部队,与侵犯上海地区的日军坚决对抗;还自任司令长官,以激励官兵的斗志。第十四师的两个旅奉命在南北塘口一线作战,该师所属四十二旅旅长心存胆怯,师长霍揆彰怕其误事,让郭汝瑰与其交换职务,去代理四十二旅旅长。郭汝瑰在数十架敌机狂轰滥炸下,率部坚守阵地,每到下级有人叫喊“顶不住”时,就冲出掩蔽部督战。并在战局危急关头,留下遗书,亲临斗志发生动摇的八十四团指挥作战。该旅与日军反复冲杀七天七夜,8000多人只剩下2000多人,阵地仍未丢失。从此,被一些同僚视为书生的郭汝瑰,就成为全军著名的战将。不久,陈诚任命郭为五十四军参谋长。
  如果说,在淞沪战役中,郭汝瑰还是以战斗中的勇敢机智,受到陈诚的器重,而到武汉会战时,陈诚就以善于战役谋划的眼光看待郭汝瑰了。起初,蒋介石和陈诚并没有接受淞沪战役,特别是南京保卫战失败的教训,还是根据德国顾问的建议,在武汉三镇构筑环形工事,准备死守武汉。当陈诚召开作战会议,宣布已拟定好的作战方案时,郭汝瑰斗胆直言:“此方案是步南京保卫战的后尘。这样的环形阵地,有一点被突破,必将全军崩溃,有下河吃水的危险。”他建议尽量利用山地,在武汉的外围作战,进行积极防御。到会人员对郭汝瑰的意见纷纷表示赞同,陈诚也点头称是,并指定郭汝瑰等重新制定武汉战役的作战计划。结果,武汉战役各军均因实施外围作战,未受重大损失。郭汝瑰也因此受到陈诚的特别青睐,提升他为第二十集团军的参谋长,并且由陈诚推荐蒋介石批准郭汝瑰为暂五师师长。他率部参加了长沙第三次会战,并以弱胜强,受到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嘉奖。
  置身上层目睹了国民党的腐败黑暗
  在抗日战争中,郭汝瑰从陆军大学的一名普通教官,逐渐进入国民党政权的上层。
  继受到陈诚的赏识,得以担任暂五师师长以后,他又因在长沙会战中善于指挥,受到薛岳的器重,要他兼任九战区军官训练团校官大队的大队长。旋又被兼任副院长的陈诚,调到培养“全能将校”的国际研究院任研究委员;并被自任团长的蒋介石,任命为“中央训练团”的副大队长,成为蒋介石心目中的“军界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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