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2期
湘南暴动中的“反白事件”
作者：刘晓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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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白”暴乱的翌日——3月13日上午，崔氏兄弟在城内的寿福殿召开反共大会，胁迫城内外的农民来了上万人，崔廷弼为大会主席，旧商会常务委员廖镜廷为副主席。崔氏兄弟在会上叫喊要“反共到底”，宣布“凡杀一个共党成员者赏洋80块”。会上还成立了“湘南反共总队”，以廖镜廷为总队长，各县设立大队，由县商会向民众写款，用于购买枪支弹药。
反动的豪绅地主向革命的疯狂反扑，暴露了他们的狰狞面目，使贫苦的工农群众迅速觉悟过来。暴乱发生的当天下午起，郴县的一些党员和群众冒险出城，分头赴往永兴、宜章及郴县良田、永丰乡报讯求援。
最先得到暴乱消息的是郴县良田区委，区委书记李克如当天下午3点多钟，就带领紧急动员来的1000多赤卫队员与农会会员，连夜赶到郴州城外，13日一早便向暴徒武装据守的东塔岭进攻。当天上午9时，郴县第三区区委又开来千余人增援。到14日下午，由曾志、刘之至报讯赶来的工农革命军两个连，在陈毅率领下赶到。接着，郴县农7师2000余人，由邓允庭指挥从桂阳紧急赶回。各路援军从三面围攻城中之敌，至是日傍晚结束了战斗。这场反革命暴乱的策划者之一崔廷弼被当场击毙，崔廷彦与廖镜廷带着几十人从下水道潜出城内，狼狈逃去。
这场反革命暴乱虽然只有3天便告平息，但造成的后果极为严重。整个郴县的城乡，除吉阳、秀良等3个区外，其余地方都发生了程度不同的由豪绅地主操纵的暴乱，造成巨大损失。根据粗略的统计，各地被杀害的党员干部及无辜群众多达900余人，伤者也有数百。城内的东街、西街和大部分店铺、民房被烧毁，店内的货物被暴乱分子抢劫一空。一时间城内的主要生活物品供应奇缺。
暴乱后的阶级斗争情形非常复杂，一方面，敌我矛盾与内部矛盾交织在一起，难以较好地区分对象；另一方面，对敌人暴行而产生的过激情绪在许多干部、群众中滋长。面临这一严峻局势，席克思和湘南特委书记杨载福感到束手无策。闻讯从未阳紧急赶回的朱德，与陈毅、王尔琢、蔡协民等人经过计议，决定派陈毅兼任中共郴县县委书记，着重领导暴乱后的整顿工作。
陈毅到任之初，首先要决断的是如何处理那些参与了暴乱的人员。此为善后工作的关键，此举得当，其余问题也就迎刃而解。许多处于极度悲愤中的干部和群众，围着新任的县委书记怒不可遏地喊道：“血债要用血来还!”“决不能轻易放过那些反革命暴徒!”还有一些死难家属在血迹犹存的街头结队跪拦陈毅，悲哀地号哭着：“陈书记，替我们报仇！”
3月18日上午，在县委、县苏维埃政府联合召开的干部会议上，陈毅讲话了。他的表态是坚决而诚挚的，他声音洪亮地说：“眼下这种局势再也盲动不得!除了杀害夏明震等10余人的直接凶手以及罪恶特别大的豪绅地主，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外，其余的人一个不杀。对于受到蒙蔽和胁迫参与暴乱的民众，一律既往不咎，不受惩处，不写悔过书，是农会会员的仍然留在农协，是积极分子的还当积极分子使用。”他诚恳地劝说干部们保持冷静和理智，分清矛盾的主次因素，尽快地恢复斗争的局面。在新任县委书记语重心长的开导下，与会干部们从思想上意识到：参加城隍庙暴乱和攻打东塔岭的几千人当中，绝大多数是因为对“焦土战略”不满、被崔氏兄弟利用上当跟着摇旗呐喊的，不少人看到敌人的暴行后很快地觉醒了，自动离去或反戈相击。对于这些入主要是教育问题，教育好这些人，对于推动郴县的各项工作有直接作用。最后，会议决定贯彻陈毅的正确主张，召开各级群众大会宣传这一决议。
在万余人的群众大会上，陈毅代表县委作公开检讨，承认烧毁大路两侧房子的决定是错误的，指出所谓的“焦土战略”也是极其荒谬可笑的。大会结束的当日下午，县苏维埃政府贴出大张的布告，明示不准烧房子，不准乱搬家，发现造谣惑众或起哄生事者，予以严惩。各级苏维埃政府要妥善安抚死难烈士，对烈士家属发给抚恤金。
陈毅在县城忙了几天，先后去了华塘、良田、栖风渡等地方，向群众作面对面的宣传解释工作，安定人心。他得知华塘乡赤卫队队长周宏杰的父亲在城隍庙的暴乱中被敌人杀害，亲自登门慰问，鼓励周宏杰夫妇不要过度悲伤，要挺起腰杆子继续战斗。
与此同时，陈毅重新组织了县委领导班子，对县政府领导成员也作了调整和充实，将一批经过斗争考验的优秀骨干，提拔到领导位置。在一系列问题得到处理的基础上，全县各区设立了革命法庭，成立了肃反机构，各地结合指标分别展开巩固各级群众组织的地方工作。
经过半个多月的艰苦努力，全县的革命秩序得以恢复正常，各区分指标分田18万亩。
坚持左倾盲动的席克思等人，将向井冈山
撤退视为右倾逃跑，结果葬送了一个特委机关
时至1928年3月下旬，南北夹攻湘南起义区域的湘粤敌军5个师，其前锋业已揳入了宜章境内及宋阳边界。面对这种敌我军力悬殊的严重局面，朱德、陈毅等人认为湘南据守不住，必须组织各县的农军进行撤退，宜向湘赣边界的井冈山退却，况且井冈山的红军已由毛泽东率领进入湘南作为接应。
湘南特委和席克思却不赞成向井冈山退却，他们强调“湘南暴动的革命成果来之不易，不可丧失”，提出“以布尔什维克的精神与敌人战斗到底，坚决保卫湘南”。这种与敌硬拼、盲目冒险的主张，自然受到朱德、陈毅等人的反对，就是相当部分的湘南地方党政负责人，也力持不可直面敌人锋芒，应暂避一时。然而席克思等人根本不听，仍旧固执己见。
几天后，宜章失守，该县的农军第3师由胡少海等人带着退到了郴县境内。眼见军情越发急迫，干部、群众东撤井冈山的呼声越来越高。朱德、陈毅断然决定南昌起义余部向井冈山移动，建议湘南各县的农军一道撤退；还对下一步的行动作了分工：朱德带领南昌起义余部从耒阳经安仁、茶陵向井冈山进发，陈毅则统领宜章、郴县、资兴、永兴、耒阳等县的农军，由资兴向酃县移动。
在这种情势下，湘南特委和席克思只有跟着撤出郴县，因为再不撤退，粤敌第十六军四十七师就要从良田方向趋向郴县，进入郴州城区。
陈毅所统领的这一路队伍，少说有六七千人，男女老幼都有，老有七八十岁的公公婆婆，小到嗷嗷待哺的伢崽。还有的农军战士一头挑着全家的衣服杂物，一头是走不得长路的小孩，或八九岁的半大小孩。如建国后任河南省军区司令员的郑效峰、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曾敬凡、解放军55军军长杨绍良等人，都是当年由父亲用箩担挑上井冈山的。这支庞大臃肿的队伍，像一股缓慢的水流，5天半才到达资兴县境的彭公庙。从这儿再走两天路程就是酃县地界了。就在这一时候，发生了席克思等人不愿再往前走的事，陈毅不得不为此召开干部会议。
月上东山之际，宜章、郴县、资兴、永兴4县党政主要干部和农军负责人，来到一座旧庙开会。会议一开始，陈毅开门见山提出问题。干部们沉。默了少时，席克思头一个说话了：“共产党员应该不避艰险，勇敢斗争，湘南特委跑到井冈山去，是不光彩的逃跑行动，我看去不得。”杨载福也接话说：“是呀，我们是湘南特委，不是湘赣边界特委，怎能跑到井冈山去?”待他二人说完，3月上旬曾到湘赣边界传达省委指示、强令毛泽东率部支援湘南伪特委军事部长周鲁，大声地发言：“与敌人战斗到底，坚决保卫湘南，这才是革命者的英雄气概。畏敌逃跑，这算得了什么?反动派的猖狂只是一时的，在这一时的困难面前，我们要坚决顶住!”